中国书院教育的理念及其现代启示

[摘要]中国古代书院是一个集人才培养、学术创新、文化传播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组织，在培养人才、发展学术、传承文化、开启民智中体现出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文化意蕴，形成了以教育教学与学术科研结合、人格教育与知识教育并重、倡导师生互动、培养独立精神、百家争鸣、兼容并蓄、崇尚自主精神、躬行践履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理念。重新审视中国古代书院的教育理念，对于重振当代大学精神，完善教学模式，构建和谐校园关系，推动大学教育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国书院教育理念 书院精神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09)02-0039-06

[作者简介]周景春，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生；朱兴涛，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生(吉林长春　130024)

中国古代书院是一个集人才培养、学术创新、文化传播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组织，是以私人办学为主，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教育机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教育、学术的中心。它的历史不仅是一部简单的制度史，更是一部以书院为平台而演绎的文化史、社会史。中国古代书院在培养人才、发展学术、传承文化、开启民智过程中体现出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文化意蕴，形成了以教育教学与学术科研结合，人格教育与知识教育并重，倡导师生互动、兼容并蓄、百家争鸣，培养独立精神，崇尚自主精神，躬行践履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理念。回顾中国书院的教育理念发展历史。对于当前的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中国书院的历史演变

书院渊源于唐末五代十国，作为一种正式教育制度形成于北宋开国十余年后。唐代书院分为官、私两类，但都不是聚徒讲学的教育组织，前者如集贤殿书院为藏书修书之所，后者为文人士子治学之地。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国家由强盛走向衰落，政治腐败，民生凋敝，文教事业也受到严重冲击，官学废弛，礼义衰亡。于是一些硕学鸿儒受佛教禅林的启发，纷纷到一些清静、优美的名胜之地读书治学。此后，归隐山林、论道修身、聚徒讲学之风逐渐兴起。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到五代末期才基本形成，北宋初年发展成为较完备的书院制度，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之初，虽然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地方政权割据、群雄争斗、外族入侵的分裂局面，但新政权忙于巩固统治，无力兴学，作为乡党之学的书院遂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渗透了民间群体力量，官府人员也加入其中，教育机构、管理组织及管理方法日益完善，出现了嵩阳、应天府、岳麓、白鹿洞等著名的四大书院。书院成了社会文化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物。南宋政权建立之后，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产生了兼取佛道精华而以儒学为母体的新的儒家学说——理学。其传播者以书院为依托，广揽生徒，传经布道，这样不仅扩大了书院的影响，而且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书院的发展更为迅猛。一批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思想家如朱熹、张械、吕祖谦、陆九渊等纷纷加入了创立和游学书院的行列，仅朱熹一人先后创建或讲学的书院就有修江、同文、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白鹿洞、岳麓、考亭、晦庵、龙峰、石湖等数十处。南宋理宗时期，书院的发展达到了巅峰，其地位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差不多取代了官学，成为当时的主要教育机构。

到了元代，统治者为缓和蒙汉民族的矛盾，笼络汉族民心，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的政策，同时也逐渐加以控制，使元代书院日益呈官学化趋势。表现在：一是控制书院办学的领导权。元代书院的中后期，其山长或洞主由朝廷或地方政府委任，他们是朝廷命官，纳入官制系统。二是控制书院师资延聘权。元代书院的直学、教授等须经礼部、行省或宣尉司延聘、审批，并在朝廷备案。三是控制书院经费使用权。元政府通过给书院调拨钱物，遣员到书院监督使用，对经费进行控制。此外，元政府还对书院的招生、考试、毕业后的出路等方面严格控制。元政府采取这些措施，逐渐使书院失去了其自由讲学的特质，它赖以生存、饮誉于世的学术特色逐渐由淡化到消失，最后沦为科举的附庸。

明初，因政府重视发展官学，提倡科举取士，使官学兴极一时，书院备受冷落，近百年不兴。明中叶以后，因官学空疏，科举腐化，书院教育由此复苏。嘉靖以后，发展到极盛。由于书院研究学术特质的复归，书院讲学的政治色彩愈来愈浓，“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统治者深感“摇撼朝廷”。明代后期，当权者先后四次禁毁书院，严重地戕害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尽管明代的办学政策向官学倾斜，书院时毁时兴，但其整体来说仍然作为与官学平行的教育机构而存在着，且其数量大大超过了以前各代，达到了1 500余所。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湛若水等人毕生致力于书院教育，所到之处皆创辟书院，为书院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清代，国家注重书院的发展，各府、州、县几乎都有书院之设，“或绅士出资建立，或地方官拨公帑经理，俱申报该管官查覆”。书院教育由此被纳入了国家管理范畴，并开始步入官学化，生机渐渐被抹杀了，弊端也就出现了。书院成了地地道道的八股取士的场所。书载：“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读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俱亡之。”清代书院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完全丧失了书院原有的教学风格与学术研究的性质，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已难以显现。鸦片战争之后，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洋务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改革旧式书院就成为大势所趋。在此情形下，清政府采纳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于1901年将各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制度汇入到近代学校教育的洪流中。

中国古代书院遍及全国各地，最高时数量达7000余所。据统计，目前至少有400余所书院以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形式留存下来，成为各地的文化教育场所及重要的文化景观。总之，中国古代书院是在官府或私家聚书、藏书的基础上发展为以学者讲学、士子求学为主的培养人才的机构。它实质上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化教育组织，具有多种功能，既是图书馆、高等学校，又是研究院和学者以文会友的重要场所。同时，书院从事著书、编书、校书等事业，开创了世界高等学校创办图书馆和出版社的先例。书院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是近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一个平台，对中国古代人才的培养与学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中国书院的教育理念

中国古代书院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在一千多年书院发展史中，它始终是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封建社会的覆灭而消亡。但它独特的书院精神和教育理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后人深入研究、继承和发扬。

(一)教育教学与学术科研结合

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构，又是学术机构，承担着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双重职责，历史上有名的书院都是当时的教育活动中心和著名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中心。著名书院既是人才培养和教学的基地，又往往是某一学派研究和传播学术思想的基地。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书院主持人大多为名师硕儒，在从事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从事自成一派的学术理论研究与传播。不同书院具有不同学术取向，名儒大师们在总结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推陈出新，形成了各种学术流派。许多书院的建立，并不在于传播已有的传统文化知识，而在于新学派的创建和传播。王守仁的心学、朱熹的理学都在书院的讲坛上占据过一席之地，朱熹、张栻等人在岳麓书院的讲学故事更是名彪青史。书院的教学不但是知识的传递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特别强调对知识的创造，强调个人的体悟，具有研究创新的特点。从当时的情况看，书院确实已成为求学、修身、研究的阵地，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

(二)人格教育与知识教育并重

书院属于中国古代教育的一种形式，在为学的同时，注重道德修养，尊德行而道问学，将知识传授、学术研究与品性修养、人格完善有机地结合起来。白鹿洞书院学规中就有“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道德修养的基本信条。朱熹极为注重对学生的人格教育，曾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认为“先王之学以名人伦为本”，具体地说就是“圣贤教人，只要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这一办学思想在书院制度发展史上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书院人格教育不仅体现在学规、教条上，而且实实在在地贯穿到融洽的师生关系中。学识渊博、品德过人的名师宿儒以身作则，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施行人格教育。朱熹曾在《学校贡举私议》中尖锐地批评过官学的师生关系，指出：“师生相见，默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他不仅指出了官学中师生关系冷漠疏远的严重弊病，而且揭示出了其原因在于学校变成“声利之场”，教学缺乏“德行道艺之实”。朱熹身体力行、学风端正、诲人不倦，以其人格魅力感染教育了学生。

(三)倡导师生互动，培养独立精神

书院采取师生互动辩论的教学模式，提倡师生间质疑问难，平等讨论，取长补短，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朱熹在白鹿洞讲学时，常与学生共同讨论，“从游之士，选诵所习以质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讲道难则忧形于色。讲经论典，商率至夜半”。这种互动式教学打破了把统一、固定的课程和教材灌输给学生的古代官学教育模式，推进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在这一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主要任务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思考，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独立精神，使其“识精而思锐，不惑于常解”，并且能够根据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因材施教。在围绕学术著作和学术观点而展开的教学中，教师是指引者，他们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倡导学生的自学和个人钻研，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师讲学时也多是提纲挈领地讲述，给学生留有充足思考和探讨的空间。书院教育对象“有教无类”，学习多采用自学、问难、辩论、个人钻研相结合的方法，既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启发学生的思维，提高他们的能力，实现了学术训练与心智训练的结合，形成了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

(四)百家争鸣，兼容并蓄

书院的讲会制度鼓励不同学派共同讲学、平等论学，倡导百家争鸣，以探究一个学派精义之处或辨析不同学派主张之异同。讲会以学问为重，推崇辩论争鸣、取长补短的学风。比如朱熹和陆九渊于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在鹅湖书院进行学术辩论，使“鹅湖之会”成为流传千古的美谈。明代书院讲会更盛，各派学者各树一帜，到各书院讲学，组织讲会，其中以王守仁和湛若水两大学派之争最为激烈。书院的讲会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而博采众家之长，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不仅不同学派间求同存异，即使同一学派内部也允许有不同主张，师生间互为学友，自由切磋，“有不相能者，辄吵嚷面红”，学生被鼓励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和见解。书院的讲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其间东林书院、紫阳书院的讲会为最盛，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和严密的组织。书院依靠讲会扩大了教学范围，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学术空气，提高了书院的教学水平，形成了百家争鸣、兼容并蓄的理念。学派自由争辩，百家争鸣，兼容并蓄，不仅扩大了学派的影响，传播了学术思想，而且推进了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书院广泛吸收了官学与私学的经验，实行开放教学，硕学鸿儒在不同书院巡回讲学、书院生徒不远千里慕名师求教问学成为普遍现象。书院的教学内容一般取决于其学术流派及山长、洞长、讲教师之所长，课程简约、灵活、宽泛，注重自学与独立钻研，采用论辩式方法启发生徒。特别是在学风方面常有创新，形成了“开放性”办学的鲜明特点。

(五)崇尚自主精神

自主精神首先表现在很多书院为民间自主创办，往往有自己的经费来源。书院能够延续千年，是作为一个实体运行的，书院建筑的建造与修葺、教育设备的添置、教学活动的花费，还有教师的薪俸、生徒的膏火等，书院经费开支必然不少。“经费志养源也”，“必经费有余而后事可经久”。显然，书院经费充足与否对书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书院筹措经费的名目在各个时代有所不同，但据史书记载主要有四大来源——官府赐拨、官家资助、民众捐赠和书院经营。前两种类似官办，具有偶然性、临时性；后两种属民间自愿捐资，具有持久性、稳定性，是最主要的经费来源。其中民众捐赠则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唐、宋、元时期。此外，书院经营(学田院产)也是其办学经费的主要支柱。书院作为一种教育机构也有自己的财产，并且积极地参与了租赁业、金融业、出版业等的经济活动。另外，书院师生自主管理、自我教育，也是书院自主性的重要体现。不仅如此，学生参与书院的管理乃至教学，也是书院自主管理上的一大特色。例如堂长、学长在有的书院即由学生充任，管干、司计、掌书、典谒、司录等也多从肄业生徒中择优选拔。

(六)躬行践履精神

首先，书院注重“道德践履”。重视道德践履是书院道德教育的重要传统之一。书院教育家认为，践履既是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又是德育的根

本目的，无论何种德育方法，都要以“行”为其出发点，靠“行”来检验，即所谓“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第二，言传身教。历代书院山长一般具有较高的学识和较好的德行。负有盛名的书院，其山长多为当时全国有名的学者，一般书院的山长也是由“经明行修，堪为多士模范者”出任。由于书院是为了“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因而书院山长特别注重言传身教和环境熏陶。第三，践履教育形式多样化。祭祀活动在书院教育中其作用是巨大的。各书院都有自己的祭祀对象，这些先贤都是学生学习的榜样、崇拜的对象。因此书院的祭祀活动无疑为学生营造了一个文化环境，使学生不仅能够感受到先贤的谆谆告诫，而且先贤的生动形象给人“人其堂如见其人”的心理作用。祭祀充满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内涵，可以说是一种严肃而又富有成效的践履形式。书院还鼓励生徒走出书院，考察名山大川、风俗人情，这也往往是书院践履的重要途径。朱熹经常携带学生游览名胜，寻古探幽，寓教于乐。课外游历也是书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万里路的过程也是读万卷书的过程。这种方法不仅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完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磨练了学生的意志，无疑对学生的身心发展是大有裨益的。同时，书院还教育学生践履许多日常生活礼仪，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实施教化。如熟悉对待师长、朋友、宾客之礼以及上课、饮食等进退之礼，并时常练习，使之习惯成自然。

三、中国书院的教育理念对现代大学教育的启示

古代书院时代无疑已经过去了，但总结过去为今所用的文化设想应当是可能的。潘懋元先生指出：“当前，大学正面临着‘理念危机’——大学理想的暗淡，大学观念的落后，大学精神的失落，大学形象的扭曲，大学使命的弱化，大学目标的混乱。㈨研究中国古代的优秀的书院精神和特有的教育理念，有助于我们今日重新审视、梳理、明晰、匡正大学精神，使之承前启后，顺应潮流，与时俱进。

(一)匡正大学精神，引领社会文化

从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影响来看，书院是一个地方学术的中心，是传播和产生新生思想的阵地，是社会舆论的一大源头，也是政治思想传播教化的中心，它对一个地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具备一种淳风化俗、引导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功能。当代的大学同样也应该具备这些功能。北京大学多次充当了中国新生思潮的发源地，大学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方向也反映了时代的走向。如何密切与国家、社会的联系，使高等教育自身真正走向社会的中心；如何匡正大学精神，提高所在地的文化品位，引导社会文化，这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必须考虑的重大战略问题。大学精神是大学与生俱来并经过历史荡涤积淀形成的，是由师生为主体创造的价值观念、办学思想、群体意识、制度环境和行为准则等构成的价值观和信念体系，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灵魂。大学精神包括科学探索精神、理性批判精神、人文关怀精神、追求卓越精神和创新引领精神等，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新的内涵。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大学的精神传统在不同文明类型和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表现。有学者认为：“大学像一切组织体，不可能一成不变；变的是发展的契机，但成长的钥匙却在变中保有不变。所有文化的成长都是承续与变迁的结合。”近代以来，中国大学的历代拓荒者，一方面借鉴西方大学的先进理念，一方面尊重中华优秀文化传统，铸就了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丰碑。北京大学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清华大学之“厚德载物，止于至善”，复旦大学之“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南开大学之“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浙江大学之“求是”精神等，这些各具特色的大学精神，都体现着中国大学不懈的追求、向往和志向。大学的功能除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外，还应增加引领社会文化的功能。大学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是优秀文化的传播者和社会的文化思想库，是推动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起着传承国家和区域先进文化、培养传播文化人才、抵制庸俗思想、引领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形势下，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加强大学自身的建设，塑造大学文化精神，并突出各自的特色文化，让大学真正成为引领社会文化的高地。

(二)改革管理机制，促进教学科研发展

从管理层面看，首先，书院的管理基本上是专家治校。书院的主持人往往又是书院的主讲人，一般由著名学者担任。书院的负责人一般称为山长(也有称洞主、洞正、堂长、山主等)，书院的管理人员除山长外，有的还设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等，协助山长管理书院教育教学等事宜，管理队伍也比较精干高效，教学、研究成为管理服务的中心，管理中没有学校办社会的弊端而是社会办学校。所以，学校的富余人员极少，行政效率很高，很好地实现了行政为教学科研服务的管理目标。其次，书院的管理自主权很大。书院制度的赓续，除了它的“为己之学”的理想、印刷技术的发展和识字大众的增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有较为稳定和广泛的经济来源。书院的主持人往往能自筹办学经费，其经费来源广泛，既有名人捐款，也有官方赐学田、赐房屋等。比较充足的经费是保持书院教学和科研自由独立的重要保障，同时也减少了对政府的依赖，保证了学校管理的自主权。第三，颁布严格的学规，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书院所订学规要求师生共同遵守、互相监督，对学生的管理和考察注重德才兼备和平时考核。书院的开支主要用于教学、购书和进行学术研究，促进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实现学术创新和学术交流。随着高等教育发展和谐稳定的外部环境的确立，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开始由宏观步入微观。从内涵发展的角度看，在一流大学建设的新阶段，体制机制创新无疑是十分突出的任务和目标。改革完善大学管理制度，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教学与科研的跨越式发展，是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三)完善教学模式，培养创新型人才

从教学目标上看，书院的培养目标，首先要求士子学做人，它追求学生人格的完善，强调道德与学问并进，而不像官学那样以科举入仕为主要目标。从教学方法看，书院的讲会(讲会是一种学术组织或学术团体)和会讲(会讲是一种学术集会、学术讨论或会同讲学)制度既形成了民主的教学风气和自由探究的精神，也形成了相应的学术流派和学术组织。从教学内容看，课程设置比较灵活，富有弹性，具有明显的个性化教学倾向，而且不同的书院在课程设置上有很大差异。教学则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师生之间的自由研讨为主，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鼓励创新。学生有日记册，书院里的季考或年考的成绩要参照平时成绩斟酌给定。从师生关系来看，书院实行自

由择师的制度，学生往往慕名而来，师生之间以道义相守，以诚相待，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目前中国大学教学大多沿袭了以传授知识为主、忽视了学习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为学生将来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但劣势在于忽视了学生日后从事实践工作中各种研究能力的培养。学术研究不是知识的简单堆砌，需要研究者的批判分析和创新思维能力。这就要求教师摒弃传统的重知识而轻能力的教学理念，变教师主体型教学模式为教师主导型教学模式，努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与学生的互动交流，鼓励学生就某一学术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师生间相互质疑，学生问各抒己见，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为了把中国大学教育提高到新的层次，必须转变教学理念，切实建立起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变“接受性学习”为“发现性学习”，并且真正做到教学相长。同时密切师生关系、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促进形成学术团体及学术派别，从而培养富有创新性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

(四)注重德育教化，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殊的教育机构，品德教育是其显著特点，主要是通过书院的“分年”教育、道德个体的因材施教、潜移默化的德育环境、不局一隅的开放性品德教育及德育“课考”等来实施其德育思想，培养合乎儒家道德标准的伦理人才。书院教育对品德教育的高度重视，并在对儒家德育理论的继承和改造、综合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前所未有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德育实施系统，且制定了完整的具备制度化、可操作性的品德教育和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品德教育在培养书院人才、化育人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德育理论和方法至今仍对现代学校德育工作有着重大的启示。虽然书院教学中所强调的道德与我们今日所说的道德含义不完全一样，但书院强调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并将此作为学生为学的根本，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我国当前的教育中，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更多关注的是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忽视了对学生所应进行的道德教育，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学生的道德水平低下。因此对学生加强传统美德的教育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今道德价值呈现多元态势的情况下，怎样使我们的德育更具有实效性是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高等教育的改革，在德育的层次上，如何避免道德教育的“儿童化”，如何使大学的德育立足于高等教育自身，根植于高等学校自身，如何发挥大学自身的校园文化功能，我们是可以从书院式的教育中找到某些启示的。道德修身教育也促使师生形成和谐融洽的关系。古代书院的名师宿儒，不仅在学术上有成就，传授学生文化知识，而且尊重热爱学生，以自己的品德气节感染学生；学生则尊师重道，虚心好学。当前中国大学师生交往趋于简单化、雇佣化。这样的师生关系，不仅直接影响了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水平，而且削减了导师育人的功效。“德高为师、身正为范”，导师也应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在融洽平等的师生关系中，用自身的高尚情操、伟大人格感染教化学生，充分发挥导师人格教育这一主渠道之功效。

(责任编辑：袁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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