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无形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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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形学院是科学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交流的重要机制,是推动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人才是关键,创建高效合理的无形学院是培育科技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创新人才;无形学院;科学共同体

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以往,科学研究在很长时间内是科技工作者的个人劳动,但是随着社会的飞速进步,科学技术日臻综合复杂,规模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英国科学家与科学社会学家J.D.贝尔纳(JohnDesmond Bernal,1901～1971)曾经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碍才能的发挥。因此,科学中难能可贵的创造性才华,由于方法拙劣可能被削弱,甚至被扼杀;而良好的方法则会增长、促进这种才华。贝尔纳的观点道出了学术界一个十分鲜明的命题,就是如何用科学的方法促进科学研究,这其中关键是学术交流。毋庸讳言,学术交流方法得当,可以为科技创新人才提供合适的温床。

无形学院(InvisbleGollege)是科学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是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社会角色,是自主创新的推动力量。无形学院作为科学共同体的自组织,它不同于正规的、刚性的科技研究组织,而是一种基于学术自由、平等交流、互动自动机制的柔性组织。构建遵循科学共同体范式的无形学院,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培育更多的高层次的科技创新人才。

一、无形学院:科学研究的非组织化

1.无形学院的概念演变

无形学院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表现形式,它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轨迹和概念的演变过程。

“无形学院”一词是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著名科学家波义耳在1646前后提出来的。在近代科学的起源阶段,一些对自然界有着强烈好奇心的年轻人聚集在伦敦的一家酒店里,组成了一个午餐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商定每月聚会一次,他们聚在一起研究物理学、解剖学、航海、机械学和自然实验等。当时尚无正式的期刊出版,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书籍,而且通过私人通信和私下传阅等方式进行交流,这个自发的、非正式的科学共同体,被称为“看不见的学院”即无形学院。后来,这个无形学院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组织基础。

到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又出现了一个新型的“无形学院”。当时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积极探讨科学与社会互动的关系问题。其中最活跃的有L.霍格本、J.B.S.霍尔丹以及李约瑟、贝尔纳等,其中心人物是贝尔纳。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演说、报告、文章和书籍,接二连三地从左翼科学家那里发表出来,形成了一股传播广泛的小潮流。这个以剑桥大学为活动轴心但无具体组织形态的学术团体同样被称为“无形学院”。

完成“无形学院”从科学史到科学社会学概念移植的是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普赖斯(Derek J De Solla Price,1922～1983)。普赖斯的成功在于,他不仅意识到科学交流对于科学进步的意义和作用,而且从科学信息交流中,看到了科学家活动的社会形式,看到了正式的大规模的科学共同体中存在非正式、小规模的科学家群体——无形学院。他认为:无形学院是科学家(作为信息的传递者)通过信息交流形成的看不见的集体[1]。科学共同体中存在着二类亚群体:①正式的、有组织的科学家集团。科学社会学家克兰(D.Grane)把它称之为:“团结一致的群体”。②非正式的、非组织化的科学群体。由于这类亚群体是通过科学交流、信息网络连接起来的,因此,是一种无形的社会群体。普赖斯成功地用科学史中的“无形学院”作为把握这类亚群体特征的概念基础。从此,无形学院成为科学社会学中研究科学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之一。

1972年,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克兰(Diana Crane)出版了《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一书,对无形学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使人们开始重视科学中心的非正式社会组织在科技进步中的作用。

闻名世界科苑的“无形学院”,有意大利伽利略首创的“山猫学会”;德国物理学家劳厄喜欢的“卢茨咖啡馆”;爱因斯坦为“院长”的“奥林匹亚科学院”;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组织的“混沌会”;英国剑桥的“三一中心”和“卡文迪许实验室”等。

2.无形学院的主要特征

现代科学研究的社会化过程包括了科学的组织化和非组织化二个方面。任何一个成熟的学科都有一整套正式的研究组织机构,如大学、科研院所、研究中心、实验室等。也具有正规的学术交流系统,如学术会议、专业期刊、学术专著、文献摘要以及目录索引等等。作为科学共同体的另一种社会形态、非正式的科学研究组织——无形学院,重要的考察指标是有其独特的、富有个性的科学交流网络。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学术上:具有共同语言。

共同学术语言表现在科技工作者研究的各学科、各方向中共同的思维方式、共同的研究方法,也表现在各学科间相通、相关或类似的倾向。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存在着复杂易变的研究前沿,处在研究前沿的科技工作者往往迫切需要了解正在齐头并进的其他科技工作者的研究状况,从中发现问题,获得启示。对他们来说彼此建立非正式联系是有益的。克兰认为无形学院是以认识目的为基础的特殊的“社会圈子”(Social Gircle)。

科学事实证明:许多科技工作者并不满足于正式的学术会议,或通过正式的期刊发表文章来交换研究信息,而是有选择性地在科技工作者之间建立个人联系,互相交流论文和研究进展,甚至寻求各种途径,有目的地进行学术访问和合作,以提高科学技术研究的效率。克兰在对美国数学的分支领域(如有限群理论)的科学组织进行社会学调查和研究后发现:“51%的数学成员,认为他们的非正式渠道的联系对于他们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2]

(2)地域上:存在空间跨度。

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曾经给“无形学院”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从社会学意义上,可以把‘无形学院’解释为地理上分散的科学家集簇(Glusters),这些科学家处在较大的科学共同体之中,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在认识上的相互作用要比其它科学家的相互影响更为频繁。”[3]因此,克兰认为:“重要的是要了解一个研究领域并不完全是一个直接接触的集团,其成员在地理上是非常分散的,大多数的思想交流是靠通信或出版物进行的。”

无形学院是在信息交流中出现的,它的强大作用也是通过知识交流和传播的途径而实现的,因此,要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认识和把握无形学院的基本特征和科学功能,就必须研究无形学院赖以存在的科学交流的信息网络。

(3)结构上:开放和非正式。

无形学院既无高楼深院,也无校牌校徽,名为“学院”,实无师生之分,资格资历之别,地域派别之差异,更无性别之歧视,在探索科学技术奥秘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只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就给予畅所欲言的机会。无形学院研讨的学科与专业,取决于爱好和兴趣,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研讨问题的自由度很宽广。无形学院热爱科学,淡泊名利,潜心研讨,来去自由,没有任何的规章与限制。

二、无形学院:自主创新的助推器

流体力学家冯·卡门说过,与人交流讨论,只会丰富自己的思想,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得到收益。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也曾说,科学扎根于交流,起源于讨论。科学交流是科技活动中最大量、最普遍的社会形式,尤其是现代,科技工作者如果只是单枪匹马地从事科技研究,脱离正式或非正式科学交流的网络系统将一事无成。

自主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试错过程,一个人的认识水平会受到自身经验、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方面的限制。由于刚性组织内的知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这种交流必然受到组织刚性的限制。无形学院这种网络化、柔性化组织的学术交流有利培养创新性思维,其对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表现以下方面:

1.科研信息的启迪功能

科学研究的组织化和非组织化是彼此交叉、相互影响的,都是科技进步的推动力量。科技工作者尤其是杰出的科学家常常既是一个有形的、正式的科学组织或机构的成员,同时,又是非正式、非组织化的无形学院中的活跃分子和积极参与者,他们有选择、有目的地不断纺织学术联系网络。尽管这些网络是非正式的,但实践表明是十分有效的。一般的科技工作者想要通过正式的交流系统捕捉一些研究前沿的状况是困难的,更不用说踏上同一研究起点。因为,正式的交流系统有明显的“滞后效应”。信息具有很强的时间性,只是在某一段时间具有价值。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科技文献浩如烟海,查到所需信息要花费大量时间,又由于期刊杂志登载的文献比其实验成果的完成滞后一段时间,通过文献掌握的信息并不是最近的。与查阅出版物等正式交流渠道相比,科技工作者个人之间的信息沟通则准确及时,尤其是从事“前沿”研究的科学家,互相介绍各自正在研究的工作进展,通过网络传播媒介能及时追踪急速变化的学科发展,以便相互利用对方的成果。另外,非正式交流的有效信息量也比一般出版物大得多。

对学术交流的作用,普遍理解为信息的交流。实际上学术交流后更重要的是对创新思维的启迪作用。可以说启迪才是学术交流最本质的、核心的意义。

从思维科学来说,有人研究认为,创造性思想与“某种来自他们自身之外的信息或启示有关”,与“某种外部的强制或指导之下”有关。“具有跃迁性,表现在认识客体、认识主体和认识中介——信息的三维结构的链锁反应之中。”“灵感是人类创造性活动中的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灵感来源于人们知识和经验的沉积,启迪于意外客观信息的激发。”[4]正是学术思想和科学技术实践的交流深刻启迪着人们的科学思维,促使科技工作者逻辑推理能力、科学抽象能力、辩证思维能力的提高,从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人们在良好的学术环境中,能更好地打开思路,激发潜藏很深的发明创造力,让别人的启发之火星点燃自己的智慧之火炬。牛顿是一位在数学、光学、力学和天文学等方面的科学巨匠,造就他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非常善于与各方面的学者交流研究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吸取着科学思想的精华。

2.学术思想的碰撞功能

无形学院的学术交流是个人钻研和集体智慧相结合的一种形式。科学创造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常常超出一个人的智力范围,而需要智力集团效应,而智力集团效应不是多个科技工作者智力的简单叠加,而是科技工作者智力的相互“碰撞”。

与一般理解的交流信息的作用不同,碰撞作用有奋起、振作,使产生新思想、新观点、新精神之意,是自主创新的“催化剂”。“科学交流是智力的碰撞,通过碰撞,科学‘知识单元’由一个研究能力传递给另一个研究能力,这样便在科学家之间,建立一种智力的结构方式,形成了比单个科学家智力高的多的‘集体大脑’。科学家的科学劳动要素与其它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乃是产生‘额外的’新成果的关键。比如,一个生物学家只能产生生物学的成果,一个物理学家只能产生物理学的成果。如果由于科学交流使两个科学家思想有了相互的激发,这便多产生出一项生物物理学的成果。这种‘额外的’收获,正是造成科学发展指数增长的重要机制。”[5]

所以,学术交流具有科学劳动成果的“放大”或“加速”功能。贝尔纳认为:“现代科学的最伟大的发现有一些有赖于不同来源的思想的相互作用。只有当吸收了不同中心的思想的工作者聚集一堂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的发现。玻尔原子理论是我们一切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它所以能产生,就是因为玻尔在德国吸收了普朗克的量子理论,以后又到卢瑟福的实验室工作,并且在那里接触到原子核的理论。这种交流的价值是再大也不过了。我们确信这种交流还没有在科学发展中充分发挥它可以发挥的作用。”[6]

贝尔纳这里所说的“思想的相互作用”,不能仅仅理解为信息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不同来源的思想的碰撞,从而产生出新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相互作用”,“是无论读多少书也办不到的”[7]。所以无形学院的学术交流中可以碰撞出灵感的火花,从而产生“额外的”科学新成果。

3.讨论争鸣的激发功能

人类文化发展史雄辩地说明,争论方可明辨是非,交流才能有序进步,而不争论则无以创新,不交流则呈浑沌无序的超稳定平衡状态而停滞不前。

在无形学院的学术讨论中,允许意见相佐,允许观点悬殊,允许激烈对抗。这种论争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益处的。通过科技工作者的相互讨论,思维的广度和深度都会深化。人们在争论的思维过程中,茅塞顿开,及时纠正错误认识、去粗取精、张扬先进、探究真理,直至确立接受正确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因此,在争论中,得到别人指引就会以最经济的时间来到科学前沿阵地,走上成功之路。所以,学术批评、学术争鸣对创新思维的激发作用,远远超出一般理解的信息交流的作用,它是智力提升的一次跃迁,是创造性思维的一次激活。科学史上有许多论争促进知识增长的例子。近代采煤业和矿业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地质知识,大量化石的发现,引起人们对地层成因以及与化石的关系方面的探讨,结果引发了水成说与火成说、灾变论与渐变论持续两个世纪的争论,最终创立了现代地质学。

4.合作研发的互补功能

知识具有互补性特征,包括空间互补性和时间互补性。由于自主创新具有创新主体的多元性的特点,因而知识分散于创新体系的各个主体之中,知识的不完备性和互补性以及分散性使得将分散的知识进行整合集成十分必要。

无形学院促进知识的互补在于三方面:一是学术交流人员构成上的分散性,导致参与者之间知识的异质性,为知识交叉创造了条件;二是学术交流本身的灵活性,即在一定主题下参加者可以畅所欲言,大家的讨论既有集中的主题,但又不设限制,可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解剖,更能促进知识的整合;三是学术交流会推动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跨学科的联合,从而促进知识的集成。

朱克曼曾对1901年至1972年间获得诺贝尔奖金的286位科学家进行了统计,发现185位是通过与别人合作研究而获奖的,比例达64.7%;而从诺贝尔奖设立后三个25年分期看,第一个25年中合作研究获奖的人数占41%,第二个25年中合作研究的比例上升到65%,第三个25年合作研究的比例则升至79%,因合作研究得奖的趋势是上升的[8]。

在国外,合作研发屡屡在科技创新中扮演重要角色。1987年由意大利的SGS Microelectronica和法国电子巨头汤姆逊半导体合并建立的STMicroelectronics公司是合作研发的成功典范之一。STMicroelectronics成立后,又联合摩托罗拉和菲利浦建立了包含半导体工业研发和制造工艺的联合合作研发,从而非常快速并且低成本地创建了下一代半导体技术和解决方案。

三、无形学院:为自主创新搭建符合科学范式的平台

自主创新需要载体与氛围。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工作者必须从学院派的小圈中钻出来组织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无形学院”。

1.完善科技社团组织

科技社团是科学建制的重要组织形态,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机制,是国家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科技社团是科技工作者自愿结社的社会组织,如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在政府、企业、科技社团等组织中,科技社团对自主创新的作用非常重要。

20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呈现出综合性、联系性、整体性等特征,科技职业者人群不断扩大,以及与公民社会和社团革命的浪潮相伴,催生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科技社团。如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1968年)、国际科学理事会中的绝大多数跨学科机构、东南亚及太平洋工程学会联合会(1978年)、国际科学技术促进协会联合会(1991年)、国际数学联盟(1950年)、亚太物理学会联合会(1990年)、国际电子显微学会联合会(1951年)、国际计算力学协会(1986年)等。这些科技团体正式的科学讨论会或学术理论研究会,令人眼花缭乱的专业学术期刊杂志等,构成了庞大的科学研究的社会网络,并强有力地推动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

促进学科发展和自主创新人才成长,科技社团必须举办各类学术会议、科技报告、专题讲座、科技展览,要办好学术期刊、科技咨询和科普平台。科技社团特别要积极开展跨学科的学术交流活动,在社团组成上进行变革,推动学术团体的联合,组织规模更大、学科领域更广的学术团体,使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有机会交流,促进学科交叉和知识整合。

2.倡建学术沙龙茶馆

沙龙是法语词salon(其意为“客厅”、“会客室”)的音译,指17世纪初在西欧上流社会兴起的一种谈论文学、艺术或政治问题的社交集会。到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沙龙的盛行达到了高峰。由于沙龙聚会气氛轻松,便于畅所欲言且集散自由,人们就利用沙龙方式来从事学术研究,这种沙龙称为学术沙龙。

沙龙是科技工作者活动的制度化环境之一,学术沙龙也因此成为科技工作者的精神之家和创新之源。学术沙龙既强调广泛交流,特别是各个不同方向但具有近亲或远亲关系领域的交流,而这种不同经验的交叉传递,不同领域的横向联系,常常会使人耳目一新,倍受启发;又注重深入研讨,在近乎苛刻的争论与探讨中,常常会形成更深层次上的认识。在中外大学和学术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不少著名的学术沙龙,一批当时的学术精英活跃在沙龙上,与此同时,大量学术新锐在沙龙的熏陶下走向成熟,一些重要的创新性思想与学术成果孕育诞生。在哈佛大学的聚餐会上,参与者有数、理、电子、工程、医学、心理学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该学术沙龙的成员们大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维纳创立了控制论;冯·诺依曼发明了电子计算机,开创了博奕论;罗森勃吕特成为控制论和人工智能的开拓者之一,麦克卡罗和匹茨是神经控制论与人工智能的奠基人;别格罗和戈德斯汀则是电子计算机设计的最早参与者。

西方的咖啡馆是学术讨论的平台,它铲平了等级,有利于共同交流。咖啡馆的实质是让更多的个人观点在自然的交流中交叠、凝结成共识,并赋予其形式和稳定性。咖啡馆还有利于个人在与他人的接触过程中学会评价欣赏别人的观点,学会在相互交往和讨论中形成合理的标准,从外部的他律转化为内在的自律,这正是咖啡馆文化的关键。咖啡馆的社交在培养人们尊重和宽容各种思想的心态中,也培养了合群与协作的精神。在以谈话为主的咖啡馆氛围中,那些善于言辞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自然会成为主角。因此,中国的自主创新要提倡茶馆精神,在茶馆式的“无形学院”里注入对话精神,进而从根基上培育学术创新的土壤。这样才会有种子冒芽,才会有百花齐放。

3.增进跨界合作交流

科学技术是国际性的,科技产品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公有性,科学共同体可以超越民族、种族和国家的界河。

研究表明,创新效率的高低与其组织形式显著相关。在不同企业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域之间都具有大量的创新资源。开展跨界科技交流与合作能及时了解和跟踪科技发展的前沿信息。因此,将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甚至全球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进行开放式创新是实现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环节。

信息技术和交通手段的进步使科技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十分方便,大幅度降低了研究与开发的成本,使得自主创新研究开发资源有了可以充分流动和利用的巨大空间。自主创新要探索加强多边和双边交流与合作的新形式、新手段、新途径,开辟新的活动领域;要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选拔优秀科技工作者参加重要跨界科技组织的活动,扩大和提高中国科技工作者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声誉和地位;要逐步增加学术期刊英文版的创办数量,逐步改变国际学术界长期不能全面、客观、系统了解我国学者科研活动及科技成果的现状;要按照国际水准举办各种学术会议,积极吸引国内外一流学者参会并做学术报告;要利用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的机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发表我国科学家、科技界的观点和主张;要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与海外研究开发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或研究开发中心;要建立内地与港、澳、台的科技合作机制,加强沟通与交流。

4.加强信息网络互动

学术交流与研究离不开信息载体。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信息的记载和传播手段经历了语言、符号、文字、印刷品、音像直至数字化网络的演化进程。特别是自20世纪中叶逐渐发展起来的以因特网(Internet)为主的数字网络,使交流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信息存取方式、存取速率和传递速度以及传播的空间和规模,都得到了极大的优化和提升。在由科学交流的要素构成的系统内,网络交流方式适应了现代科学研究全球化、复杂化、交叉化、综合化的发展方向,因而迅速崛起,并对传统交流模式产生巨大冲击,使科学交流由原来线性的科学信息链逐步发展为现在的交互式信息网络,科学交流的载体正由以纸质为主演变为以数字信息网络为主。集全球化、交互性、迅捷性、经济性、开放性与去中心性于一体的网络环境,更对科学研究工作产生着重要影响。同时,网络在对个人知识整理加工的同时,积极拓宽视野、共享他人整理的知识内容,形成由若干链接、纵横交叉而成的知识网。

自主创新迫切需要对这种新型交流模式进行(下转第61页)(上接第11页)研究,分析其优势与弊端,以超前和敏锐的战略眼光,充分挖掘和发挥网络交流的巨大潜能,适时调整科学交流系统的结构,促进科研事业的发展。

(资料来源:王晓舟.信息化时代科技社团的学术交流.学会,2007(12))

科学研究要充分利用信息化网络作用和无形学院自身组织体系网络的优势,二者有机结合,建立基于科技工作者数据库的信息化服务平台。充分利用网络双向互动、超文本链接、动态更新、覆盖范围广的特点,将使用者的工作过程、思路经历、思想精华、闪现的灵感等及时记录和发布,萃取并连接全球互联网中最有价值、最相关、最有意义的信息与资源,使信息和知识传播更加迅速、直接、高效,传播的结构更加扁平化。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得到更有序和系统化的整理以及最大限度的开发和共享。可利用网络召开跨地域、跨时间的“不闭幕的学术会议”。利用志愿者作为召集人或主持人,同时开辟多个专题的网络论坛或聊天室。利用手机短信更主动、更及时、更有针对性地将交流信息速递给会员。广泛开展在线学术交流,各学术团体可开辟学术网站或专题网页。

但是电子通讯网络作为信息交流的媒介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信息超载、信息污染、信息安全、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如果处理不好,也会严重影响科学交流的进行。

5.注重学者交流互访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征之一是越来越专门化,即使同一研究领域中的不同研究方向,研究者之间也难以完全了解对方的工作,而同一学科的不同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研究人员之间互相访问学习是十分必要的,无论是对访问者或被访问组织,都能带来新收获。

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分析了科学家之间个人接触的重要性,他认为:“科学交流交不全都是通过发表论文进行的,甚至也不是大部分通过发表论文进行的。一批科学工作者和另一批科学工作者之间还通过访问、个人接触和通信进行科学思想的交流,其范围要比我们所认识到的广泛得多。”[9]

事实证明,学者访问对双方的好处都是巨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量子力学是集体合作的产物。在1920年至1930年期间,到哥本哈根玻尔研究所访问过的学者,访问期超过一个月的达63人,分别来自17个国家(我国的物理学家周培源曾于1929年4月访问过),其中有的物理学家还访问过多次。这些访问学者在访问期间共完成论文220篇,人均3.5篇,而研究所的丹麦物理学家们在此10年中共发表论文103篇,平均每人7.4篇[10]。

玻尔在刚创立量子理论的前几年,还未得到科学界完全承认,但一些大物理学家却洞察到了量子理论的前景。卢瑟福和玻恩都邀请玻尔前去访问,1922年玻尔先后访问了英国剑桥和德国哥廷根,作量子理论的演讲,扩大了量子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在哥廷根访问期间,玻尔结识了后来对量子理论有重大贡献的海森堡和泡利,玻尔当即就邀请他俩去哥本哈根,后来的事实证明:玻尔、海森堡与泡利之间的合作,对量子理论未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S.price.Little Seience Big Science[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

[2]克兰.无形学院[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43.

[3]Robert.K.Merton.The Sociology of science:An Episodic Memoir,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in Europe[M].South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7.5-6.

[4]钱学森主编.关于思维科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346-348.

[5]赵红州.科学能力学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128.

[6]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53-354.

[7]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53-354.

[8]朱克曼.科技界的精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43.

[9]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53.

作者简介:匡跃辉(1959-),女,湖南醴陵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科技教研部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可持续发展理论、科学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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