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旅游的科学定位

【摘要】 中共桂林市委三届六次全议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文化立市、旅游兴市”战略，明确了桂林文化与旅游的科学定位，破解了桂林旅游发展中的诸多难题，体现了市委政府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同时也显示出桂林在发展观上的根本性转变。

【关键词】桂林发展战略；文化立市；旅游兴市

桂林市“坚持走农业稳市、文化立市、旅游兴市、工业强市之路”的战略决策，获到了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其

中“农业稳市”和“工业强市”，早已成为全市社会各界人们的共识。然而，一些热心人对于“文化立市，旅游兴市”提法的准确性，尚有疑虑。如，有人认为：“桂林打得响的只有旅游，旅游是桂林之本，是立市之本”，“这是桂林经过好几十年，好多任市委政府反复研究形成的共识”；“桂林文化没有桂林旅游名气大”，“桂林文化与北京、西安等地的文化”不能相比，“桂林可以发展文化产业，但把它作为立市之本”，恐怕难以承担这样的重任。

在重大战略调整面前，人们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值得鼓励，积极发表不同看法是对公共事件负责的表现。只有通过广泛深入的学习讨论，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贯彻落实市委政府的决策。

笔者认为，“文化立市、旅游兴市”战略，明确了桂林文化与旅游的科学定位，破解了桂林旅游发展中的诸多难题，体现了市委政府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同时也是桂林在发展观上的根本性转变。我们每个市民都有责任予以关注并身体力行加以贯彻落实。

“文化立市”不仅仅是“发展文化产业”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和核心思想。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

什么是“以人为本”？从发展观看，人、神、君、物，人最根本。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根本”，尊重人权、珍视生命。以人为本是现代文明的要义，是时代精神的升华，是发展理念的飞跃。西方哲学上的“人”，是与神或物相对应的概念。西方早期的人本观念是相对于神本观念的思想，主张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强调把人的价值、人的权利放到首位。西方人本思想中的“人”，是有名有姓的每个具体人，其宪政体制能有效地遏制“官本”思想的形成和泛滥。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是相对于君或物的概念，主要强调民贵君轻、人贵于物。《管子•霸业》指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列子•天瑞第一•孔子游于太山》：“天生万物，唯人为贵。” 《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意思是：马厩失火，孔子下朝回来，问：“伤着人了吗？”家人回答：“没伤。”这时孔子才问：“马怎么样？”显然，在孔子眼里，人重于马。《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众最重要，其次是土地神和谷神，国君最轻）。”但是，我国古代人本思想中的“人”，主要是整体的、抽象的人，重民的目的维护君权。因此导致了浓厚的“君本”及“官本”文化氛围，至今仍在严重阻碍我国现代化进程。在今天，无论是西方或中国，从发展观看，人本思想主要是相对于物本思想而言的，是为了消解和抵御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精神颓废、道德沦丧等污泥浊水的侵蚀。

“以人为本”早已成为人类发展的基本共识。然而，我们如何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共桂林市委三届六次全议和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明确回答是：做好“文化立市”这篇大文章。

“文化立市”，首先是“文化立人”（让人真正成为人）。什么是文化？文化即“人文教化”。梁漱溟曾说：“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文化学者张荣寰2008年3月提出一个新界定，认为：“文化是人的人格及其生态的状况反映”。它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意识形态性质部分），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非意识形态部分）等。文化的本质在“人化”。语言、文字、科技、传媒、艺术、建筑等文化载体，其内涵都是人化的结果，由人赋予，被人掌控。世间一切文化成果（物质、制度、思想理论），都是人创造的。强调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唯物史观，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一切依靠人，一切为了人。依靠人的力量发展经济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同时又在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提升人的素质，提高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以所有人的福祉为依归。它以人为核心，维护人的尊严，尊重和保护人权。文化以人为目的，其根本是解放人，塑造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且是解放、塑造和发展实实在在的每个具体人，关注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合法权利。“文化立人”是“文化立市”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其目的和结果。桂林要增强“城市软实力”，必须着力打造现代城市，而现代城市如果没有现代文明素养的人作为基石是根本无从实现的。

现代文明素养，即掌握现代知识，具有现代市场经济观念、法制观念、价值观念、艺术修养、审美情趣，以及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等素养。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理想、心理素质，决定人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桂林作为著名的国际旅游城市，人的现代文明素养必须与时俱进，与之适应。

“文化立市”的“立”，本义是站立，引申为挺立、树立、自立、独立等。“文化本身是一个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解决问题时决不能‘枝枝节节零碎来看’。”（梁漱溟）“文化立市”正是要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建设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文化的作用，系统提升本市现代文明素养，夯实现代化国际旅游名城的基础，使桂林人和桂林都能够以其应有的品格巍然屹立于世界。“改造社会即是变换一种人生，文化的改变也即一种新的人生态度的转变。”（梁漱溟）

因此，“发掘历史文化资源”、“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虽是文化立市极其重要的应有之义，但文化立市的内涵，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发掘历史文化资源”、“做强做大文化产业”，而是要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正确解决桂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导向性、根本性问题，确保桂林的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正如梁漱溟所说：“文化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文化问题从来比政治问题更深刻。对文化问题缺乏根本了解，政治主张就没有根基。”清醒地认识这些问题，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桂林文化必须承担起“立市”这一时代重任。

“文化立市”没有贬低旅游产业

“文化立市”要解决的是导向性、根本性问题，把“满足群众文化消费需求，让群众分享文化发展成果，享受文化权利”，作为战略出发点，推进文化事业的繁荣，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让广大群众得到更多实惠，进而促进整个社会和每个成员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旅游兴市”的“兴”，本义是抬起，引申为起来、兴起、兴盛、兴旺等。“旅游兴市”就是要依靠旅游这个产业支柱、产业主体使桂林繁荣兴旺起来，而文化则是旅游发展的动力、导向和灵魂。因此，提出“旅游兴市”，不仅没有贬低旅游产业，而且更明确了旅游产业的支柱性、主体性地位；不仅科学地界定了文化与旅游的关系，而且厘清了文化产业与农业、工业、旅游业等各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为破解我市多年来旅游发展的诸多困惑和症结提供了思路，为旅游业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指明了方向。

桂林这个特殊的旅游城市，理应对文化发展有特殊的要求。桂林是农业大市，农业是桂林的传统产业，是桂林至今依然保持秀丽的自然山水、宁静的田园生活、清淳的乡风民俗、古朴的土著民居的基础。如何既保存最能打动游人的悠闲、平和与宁静的田园生活，又能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呢？为保护旅游城市的生态环境，工业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是桂林发展的短板，如何既不污染环境又能使桂林走上工业化道路呢？桂林旅游业的财政收入与桂林旅游资源不成正比，是市委政府早就期望解决的一些棘手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难题从而大幅提高旅游业的财政贡献率呢？

“文化立市”战略给我们指引的方向是：发展“文化经济”。

什么是文化经济？农业经济以自然资源为核心要素，工业经济以货币资本为核心要素，知识经济以知识技术为核心要素，而文化经济则是以人文科技等为核心要素的新型经济。以人文为核心要素，实质就是要突出“以人为本”，不仅要坚持以经济为手段推动文化发展、以文化为内核提升经济价值，而且要重视在经济活动中提升每个人的人生价值，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发展“文化经济”，以文化为核心，将农业、工业与旅游结合起来，许多难题便可迎刃而解。比如，桂林如果更广泛地将传统农业发展成为生态农业观光旅游、传统农业博物旅游、田园风光休闲旅游、高端花卉基地、高端农产品基地等旅游农业，不断满足现代人的精神文化需要，桂林农业的品牌效益必定倍增。又如，桂林的游客少于苏杭，主要源于商务旅游落后；商务旅游落后，又主要由于工农业规模化生产程度低、产品附加值不高，商贸物流量少。如果桂林善于借助“桂林”自身这个无形资产的国际品牌效应，走经济文化结合的道路，大力提高工农业生产的文化含量，增加产品附加值，繁荣会展、物流，桂林与苏杭的差距就肯定不会那么悬殊。

由此可见，实行“旅游兴市”战略，就是强调旅游发展要以“兴市”为目标，促进旅游与文化结合，使旅游业真正成为典型的文化经济，提升旅游业的质量和效益。所以，提出“旅游兴市”，不是否定旅游地位，而是对旅游业的期望和要求比过去更高了。这同时也说明，只有从落实科学发展观高度，深刻理解“文化立市”战略，我们才能体会到市委政府决策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文化立市”必将促进“旅游兴市”

诚然，表面上看，“桂林文化没有桂林旅游名气大，不能与北京、西安等地的文化相比”。这的确是桂林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但据笔者调查，来桂游人大多是因为读过书刊上气韵非凡的诗文，欣赏了魅力无穷的电影（《刘三姐》），或朋友之间口口相传、赞誉推介，才知道桂林的。山水离不开文化。没有文化的自然山水，不见神韵，苍白浅薄，就像少女失去水灵灵的眼睛、佛寺没有得道高僧和晨钟暮鼓一样，难以名闻遐迩。桂林山水因人文积淀而有灵性，桂林旅游因文化传播而声名远扬。“阳朔山水甲桂林”早有传闻，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一本被背包旅行者奉为“圣经”的旅游指南《孤独行星》介绍了阳朔西街独特的风情后，这里才渐渐成了“背包老外”（欧美背包型散客，自助旅游者）的聚集地。随之，阳朔英语教学被拉动，成为全国独特的外语教学基地。然而，在2003年《印象•刘三姐》试演之前，阳朔旅游一直不火，未能形成大的气候。游客只是从市区坐船游江到阳朔，然后上岸坐车回城（市区）。阳朔人埋怨：“游客在阳朔‘连尿都没撒一泡’”。直到2000年前后，县城宾馆仍不足1000张床位。随着《印象•刘三姐》序幕的拉开（该项目1999年9月确立，2001年6月启动，2003年10月试演，2004年3月公演），2004年观众为35万人，2005年55万人，2006年80万人，2007年逾90万人，2008年超过100万人）；世界旅游组织2003年推介阳朔为“最佳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阳朔乡村旅游迅速升温。2005年，世界旅游组织把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第一个旅游观测点放在阳朔，同年7月25～28日世界“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国家研讨会”在阳朔召开，发表《阳朔宣言》。阳朔入住游客2000年12.1万人次（其中入境过夜游客5.6万人次），2007年达到116.26万（入境过夜游客26.44万）。2007年阳朔接待中外游客总共516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86.5万人次）。如今数万张床位，外加大批民居旅店，依然供不应求。可见，不断传承创新的文化产业威力巨大，其拉动效应不可谓不“牛”。

桂林文化历史悠久、积淀厚重而且独具特色。与天津码头文化、北京皇家文化、西安古都文化、苏杭苑林文化、绍兴水乡文化、上海外埠文化、云南民俗文化，西藏活佛文化、新疆边塞文化、内蒙草原文化相比，清新自然、充满田园诗意的桂林山水文化，自古就特别令人心驰神往。置身桂林让人有远离尘世、心旷神怡、如入仙境的感觉。古今中外大量诗文记载，游人无论来自何处，也无论他们原来是何种文化，到了桂林无不流连忘返、乐不思蜀。这里山青水秀、宜居宜游，令人永不厌倦。据考古发现，3.7万年前，桂林现在的核心城区宝积山南麓的宝积岩就已有人类居住。因自然和人为破坏，桂林的许多古人类遗迹虽已不复存在，但据文物部门调查，桂林岩溶地区已发现的适合原始人类居住的3000多个洞穴中，尚依稀可见原始人类遗存的洞穴有100个，保存较完整的仍有10多个（漆招进 周海主编《寻访万年前的桂林人》广西科技出版社，2007年5月。p98），其中保存最好、最有价值的是甑皮岩遗址。从12000年前到距今7000年，长达5000年时间这里都有人居住。其文化可分为五期，保存了大量母系氏族社会古人类遗迹，是上世纪新旧石器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桂林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洞穴遗址最丰富和集中的地区，是“研究华南史和中国洞穴考古的中心”（《寻访万年前的桂林人》p 29）。远古时代，自然环境优越的湘江、漓江、灌江、资江流域，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中国陶器起源地之一。桂林宝积岩（距今3.7万年～2.7万年）、临桂二塘大岩（距今2万年～0.7万年）、甲山轿子岩（距今2万年～1.2万年）、雁山庙岩（距今1.5万年～1.2万年）、凯风路甑皮岩（距今1.2万年～0.7万年）、市北门观音阁、穿山东岩 、马岭水岩东洞、平乐桂江畔大发四冲村、资源延东晓锦村、灌阳水车五马山、全州建江两岸、兴安漠川两岸等近百处已发现的先民遗址大量出土文物证实（吕余生 主编《桂北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在距今7200年以前，桂林远古先民的体型、习性具有明显的本土特征。他们至迟在尧舜时代已与中原有了联系。古代中原许多典籍都有相关记载，如，《尚书•尧典》：“申命羲叔，宅南交（在交趾建驻所）。”《墨子•节用（中）》：“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大戴礼记•少间篇》：“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史记•五帝本纪》：虞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淮南子•修务训》：尧“北抚幽都，南道交趾”，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唐代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桂州城东有尧山“隔大江与舜祠相望”。桂林有虞舜南巡游过的澄潭、韶音洞、虞山，娥皇、女英殉夫葬于城北半云山的“双女冢”，以及汉代舜祠、唐代舜碑等古迹，也正好印证了这些记载。这说明处在湘桂走廊上的桂林在先秦时期甚至更早，就与中原文化有了频繁的交往。桂林文化是一种开放型的多元文化，一向能够宽容对待南来北往的文化融合。所以秦代开凿灵渠以后，秦在桂林不像在云南、贵州那样设立“属邦制”，而是推行郡县制。秦汉以后，桂林土著民族（西欧部落），受中原势力的挤压或退处山林或逐步南迁，但秦以后的中央集权管理和大量中原移民到来，加速了桂林与中原的文化融合，因而桂林文化儒释道繁荣。

尤其1998年以来，桂林自觉践行可持续发展思想，规范城市建设，大做“水文章”，建设“两江四湖”，恢复唐宋时期环城水系，凸显山水文化特色，使桂林的史前文化、灵渠文化、石刻文化、藩王文化、宗教文化、桂系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化（湘江战役等）八大系列历史文化日益彰显。桂林民族民间文化（傩、桂剧、彩调、干栏建筑、龙脊梯田等）和深厚的传统文明（廉政文化、科举教育等）特色鲜明。其中秦汉以来逐步形成的三大文化中心（以虞山为核心的西南儒家文化中心，以西山为核心的南方佛教文化中心，以南溪山为核心的刘仙道教文化中心，它们分别曾是中国古代南方儒释道圣地）等潜力巨大的文化旅游资源，内涵丰富，个性独特，曾经都是文化圣地。它不仅对于桂林人性格和城市精神的熏陶塑造作用巨大，而且对国内外游客的陶冶影响效果也十分明显。从古至今世代桂林先民以及史禄，两汉时的两位伏波将军，南朝太守颜延之，唐初李靖、李渤，鉴真大师，唐末黄巢，宋代范成大、黄庭坚，明末石涛，清代大儒陈宏谋，两广总督岑椿萱，以及领袖先贤孙中山、马君武、蔡松坡，李宗仁、梁漱溟、徐悲鸿等，给桂林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桂林文化有如此厚重的底蕴和今后全新的政策环境，完全有能力承担“立市”的重任。

当然，桂林文化建设任务艰巨。如，传承弘扬地方或民族精神财富，发展民俗文化产业，实现文化利民目标；建设和完善满足人民群众尤其基层百姓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群众文化权利；发展文化产业，惠及全体人民；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城乡留住文化脉络，特别是体现桂林城市文脉，既不割断传统又不脱离世界。为此，桂林文化建设有许多工作亟待加强。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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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基苏

作者简介：西草，男，广西兴安人，桂林旅游学会文化旅游研究室，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旅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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