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战争片是如何炼成的

计划让他们彻底消失。走投无路之下，死囚们杀出重围，欲前往青瓦台讨回公道，却在首尔外围被韩国军队重重包围。他们最终在一辆公车上引爆自尽。

“《实尾岛》和冯小刚的《集结号》在故事上有相似的地方，都是说组织不可靠。”都性希在北京电影学院攻读过电影硕士学位，对中国的战争片也有所了解。“冯小刚的战争电影是个例外。中国的战争片大部分都是主旋律，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表现敌方的不好。很少对战争本身进行反思。我看过一些台湾五六十年代的战争片，和中国内地的战争片内容基本一样。只要把敌我双方对换一下名称就行了。”

2004年，乘着韩国战争片赚取高票房的东风，姜帝圭又一部战争大片《太极旗飘扬》上映。观影数量达到1175万人次。在这部电影里，南北双方的关系，直接用亲兄弟的同胞之情指代。韩朝战争时期，镇泰、镇熙两兄弟稀里糊涂地上了军车被强征入伍奔赴前线。张东健饰演的哥哥镇泰为了保住元彬饰演的弟弟镇熙的性命，在战场上进行血腥杀戮。当时的韩国军方规定，获得国家勋章的战士可以让自己的同胞兄弟回家。战争中，镇泰被朝鲜军所俘，以为自己弟弟死亡的镇泰，参加了朝鲜的军队并开始报复性的杀戮韩国士兵。最终，他发现弟弟尚在人间，而自己已经成了沾满了同胞鲜血的战争机器。

这部电影曾通过网络和盗版DVD，在中国引发观影狂潮，但未能通过中国电影审查。

事实上，韩剧虽然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受到广泛追捧，可直到目前，从来没有一部韩国战争电影在中国的电影院内被播映。

“我们知道，韩国战争片在中国的网络上非常受欢迎。尽管还从来没有一部韩国战争片能够引进到中国，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边其实蕴含着巨大的市场空间。”金妼贞说。她是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中国代表处的首席代表。

在她看来，韩国战争片能够取得较高的票房和影响与高投入、大制作是分不开的。“八九十年代，韩国人看的都是美国好莱坞的战争大片。实际上，我们的奶奶、爷爷辈也经历了动荡的战争年代，我们韩国自己也有故事资源。随着电影审查制度的放开，韩国也能拍出像好莱坞一样的战争片。”

2011年，韩国战争片《高地战》将参加第84届奥斯卡金像奖的角逐。故事讲述在南北停战协议生效前的12小时，渴望停战的韩朝双方士兵却不得不为了最后期限争夺高地，进行无谓的牺牲。

“真正优秀的战争片，表现的是人，人性。”都性希说。

和电影审查离婚

“提供支援，但不干涉”是金大中政府的文化政策口号。在都性希和金妼贞看来，韩国电影取得现在的竞争力，废除电影审查以确保“表达的自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金大中政府废除电影审查，是韩国电影史上最受肯定的电影政策。”

都性希出生于1965年。在她的成长的时代，韩国电影的审查制度极其严格和苛刻。

她童年时，韩国的社会非常贫穷，苦情戏泛滥。“故事里边总是会出现一个小孩，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他的妈妈为了养活他，不得不去很远的地方做工，骨肉分离、痛苦不堪。”战争片则是正面表现韩国军队，把朝鲜间谍表现成一群无恶不作的恶徒，必定遭受悲惨的结局。这类影片的意识形态味道十足，甚至不能出现红色。

韩国在1962年制订的电影法，把电影作为“国家主义的发展动员体制”的一部分，对电影进行剧本事前审查和成片再次审查的双重审查体制。电影审查部门认为作品出现问题，任何时候都有终止电影制作的权限。即使通过了电影法，公演法、刑法、反共法等仍然会对其继续审查，勒令禁止上映。

双重审查制度一直维持到1980年代中期，这期间，很多电影不得不被大量删改，或者干脆被送上亲共罪和猥亵罪的审判台。翻看韩国代表性的国内电影奖——大钟奖的历史，即可知道政府怎样介入电影。大钟奖始于1962年，到1987年为止一直设有反共电影奖、安保电影奖、启蒙片奖等，反共电影是最容易获得最佳影片的题材。一旦获奖，政府还奖励电影公司进口外国电影的权力，以获得巨大的利润。

“那时候，老百姓没人愿意看战争片。在这些战争片中，朝鲜间谍为了所谓的信念，可以把枪头对准父母。”都性希回忆说。

为了获得进口电影的权力，上个世纪70年代，韩国许多电影公司大量制作意识形态味道极浓的电影，甚至有些片子都没有上映过。

寥寥几部反映战争中的人性的电影，毫无例外地受到了政府的打压。

1965年，由李晚熙执导的电影《7人的女捕虏》因为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情感而获罪。《7人的女捕虏》是指被北朝鲜俘虏的7个韩国女战士，政府声称原片名有辱韩国军队，违反了反共法，影片也被迫更名为《回来的女军》。

林权泽在1980年执导的《歪鼻子》与1985年的《重逢是第二次分手》因为分别表现了朝鲜游击队和韩朝间的寻亲运动，而被归为亲共电影受打压。

上世纪80年代，韩国民众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民主化运动。上台的全斗焕政权利用所谓的“3S”政策试图转移民众的注意力。“3S”指“性、银幕和体育”。都性希不好意思地笑了，“那个时候，银幕上都是色情片。在我们韩国内部也分裂的很厉害。一部分年轻人追求民主自由，另一部分年轻人却天天去酒吧喝酒、跳舞。”

韩国剧本作家沈山对此评论：“托全斗焕的福，1980年代初期，突然开闸泄洪的情色片使电影院生意兴隆。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我们，处于一种奇怪的生活状态。白天，我们向全斗焕的暴压政治投掷石块，晚上跟着全斗焕自由化政策的统一步调，坐在影院里，一边咯咯地笑一边看廉价的情色片。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那些片子的内容，不过对于那些在银幕上气喘吁吁的女演员形象和当时好像流行语一样通用的低俗片名，印象深刻。”

韩国著名导演姜帝圭在大学时代参与了民主化运动。他曾说：“民主化后自由的创作环境导致了韩国电影的繁荣。大学时我写了两部剧本就没通过审查。设想在朴正熙或全斗焕时代，《太极旗飘扬》这样的电影无论如何是拍不出来的。”

1992年，代表“文官政府”的金泳三上台，清算了军事政权势力。金泳三注意到电影产业的巨大前景。在1993年的总统年度报告中指出“好莱坞大片《侏罗纪公园》的收益相当于售出150万台现代企业的索纳塔汽车所获得的利润。”这番论述引起了强烈反响，之后，韩国引入了“文化产业”的概念。

1997年，金大中在总统选举中提出废除电影审查制度，并于2002年得以实施。无论什么人，只要有钱就可以拍电影。无需报批和剧本审查。在都性希看来，“废除电影审查是民主化运动的结果，是一种顺势而为，水到渠成。”

废除电影审查制度后，韩国实行了电影分级制度，不同的人可以看到尺度不同的电影。

熟悉而陌生的遭遇

在中国，韩国电影人遇到了他们熟悉又陌生的体制。

2010年11月，北京曾举行过一次“2010韩国电影展”活动。小韩受邀为电影展工作，其中两部影片引起了她的注意。在韩方向中国广电总局送审的影片中，《生死谍变》通过审查，《共同警备区JSA》未获批准。然而，几年前，上海也曾举办过韩国电影展，两部电影的命运正好相反。她很诧异：“也搞不清楚，广电总局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审片的。”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驻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金妼贞也有些迷惑不解。电影展共展映20部电影，因为搞不清审核标准，韩方送来了30部电影，给审核人员留足毙片的空间。

说起国内战争片，小韩想来想去，也只有冯小刚的一部《集结号》还能说得过去。“好的战争片要有战争反思、要表现人性。”小韩回忆，相比于《集结号》在国内的热映和好评，2007年，《集结号》作为韩国釜山电影节的开幕影片，没有过多的韩国人去看。“韩国人已经仅仅把战争片作为类型片的一种，没有那么新奇和激动。”韩国电影过了“电影审查制度”这道坎儿后，电影制作人不再把意识形态当作问题，更在意资金、技术和产业的问题，也更希望能到中国的市场去赚钱。

“中国电影不缺钱、不缺人，技术不行也可以去韩国制作。问题是，同样高投入、大制作，中国怎么就拿不出几部像样的战争电影？”看着韩国战争片一次次刷新票房纪录，小韩除了眼热，还有点“羡慕、嫉妒、恨”。

都性希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经常操刀写剧本。“很多中国朋友告诉我，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太多禁忌。就连反映婚外情和同性恋的内容都被禁止。也不是夸张和编造，只是反映社会的现实也不行。”

十几年前，都性希曾有一次见到中国广电总局时任的局长，对他说：“中国的独立电影你们不要管得那么紧，没事的。我们韩国的电影审查放开之后也没事儿，反而促进了电影的繁荣发展。”

都性希最近关注的中国影视制作的新政策是“限娱令”。

小韩引述了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政策研究组组长金美贤的一句话：“对于创作者来说，表达自由远比其他政策支持更为有效，韩国电影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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