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片如何超越童话故事?

小时候一直有个梦想，希望长大去当兵，而且要当战争中的兵，或是血洒疆场、马革裹尸，或是成为将军、运筹帷幄，横竖都是酷。长大后不再这么想了，因为明白，梦想的好酷遇到战争的残酷，那是鸡蛋碰石头。小时候爱看战争片，到现在也还是爱看，只是现在的看法，与小时候大不相同。

我们的战争片，大体上说，是两个主义一条路。两个主义即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一条路就是为了宣传上述两个主义而进行的故事演绎。这样的情形，当然有其原因和道理：革命和战争都需要且会产生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电影和文化中也同样需要并可以不断生产，而我们的电影观众对此也似喜闻乐见甚至乐此不疲。只不过，这配方用得多了，也会有副作用，即很容易让我们的战争片成为简单的公式模套。等而下之者，则会使战争片变成简单的童话故事：我方是英雄或真神，敌方是妖魔与鬼怪，虽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最终总是神胜魔败。

我们的战争片如何超越童话故事？这是一个问题。

对此问题，我是这样想的：要治疗战争影片童话症候，需要运用成人的理智，直面战争的残酷、了解战争厄难并深入思索战争对人性精神及人间社会的长久影响；进而，在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传统领域，亟需加建人道主义的视点，以便我们能够在战争的残酷戏剧中考察人性的变异，维护人类的道德与尊严。

战争片的童话化，其中有复杂的政治与文化因素。例如，分清敌我，以及政治正确，可谓战争片创作的首要问题；而在文化上，由于功利主义的影响，加上民族心理底层有某种普遍的集体无意识，即要树立我正敌邪、我神敌妖、我胜敌败的价值框架，而后叙述战争故事，方能自证其理，鼓舞士气。这种集体无意识，只怕是一种远古意识遗存，即追求一切语言符号的巫咒效应。中国的历史上有无数的战争，但中国的文艺史上却从未产生《战争与和平》那样直面战争并深思战争与人性的伟大作品。可以说，我们很少在真实战争历史中吸收足够的经验教训，更少将过去的战争劫难当作面向未来的智慧源泉。即便是反战的思想，也多是从概念到概念，而少有来自战争的经验及反思。例如获奖电影《晚钟》，给人留下的印象也不过是一个老农砍哨楼，即由影像符号象喻反战宣言。

所以如此，是由于我们缺少战争历史的衡器，即具有普世价值的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的首要原则，就是把人当作人。这意味着：我们是人，敌人也是人。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实不容易。电影《南京！南京！》中出现了一个反战的日本兵，就让它遭人诟病，一度舆论汹汹。这一例子表明，有些同胞的战争想象尚未超越《三国演义》，而战争观念甚至还有所不及——它虽摆明尊刘贬曹，却没有把曹操属下将帅如司马懿、张辽和夏侯渊等丑化为无人性的鬼怪妖魔。

人道主义的另一重要原则，是要了解人并尊重人。真实的战争远非儿戏，而是动辄关乎千百万人生死的悲惨劫难，其破坏力不仅可使玉石俱焚，更能压迫、扭曲、戕害乃至毁灭人性与人心。战争中的英雄及英雄主义精神固然宝贵，也值得宣扬传播；但在战争中并非人人都是英雄，也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英雄，总有一些凡人心理脆弱，无法承受战争压力和死亡恐惧，而遭受严重的创伤。在好莱坞电影中，“越战后遗症”及“海湾战争综合症”几乎成了一种流行词语，而在我们的战争片中却从未见到“抗日战争后遗症”或“抗美援朝综合症”之类的蛛丝马迹。实际上，每次战争后都有成千上万的战争后遗症患者在医院或家庭的角落中，被我们长期忽略。将我们的《小兵张嘎》与前苏联影片《伊万的童年》相比较，或许能说清楚二者间的差距。我们的张嘎是一个纯粹的童话战争小英雄，而前苏联的伊万，用法国人萨特的话说，则“是疯的，是只怪物，也是个小英雄。在现实世界里，他是战争最无辜、最可怜的牺牲品。这孩子不禁让人怜爱，却早被暴力所内化、锻造。”这是真的战争造物。

人道主义的又一重要原则，是对个体生命的珍惜，对他人的同情、怜悯与博爱。战争意味杀敌与牺牲，很难谈对个体生命的珍惜，更难说对他人的博爱同情。二者如此矛盾，需在人道原则与战争目标的冲突中求取最大值。如：什么是必要的牺牲，什么不必要；何时需要英勇战斗，何时不必无谓抵抗。投降或被俘，也就成了战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我们的战争片中，却无己方战俘故事，更无战俘尊严身影，甚至没有战俘的记忆与历史。在我们的观念里，被俘等于投降，投降等于叛变，等于背弃了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大卫·里恩的《桂河大桥》，只能是外国风情。我们很少想到，珍惜个体生命并最大限度保障生命安全，与战争的关系。

总之，战争片需要清晰的人道主义视点。战争与人道间的冲突及张力，可为战争片的真实性与戏剧性提供平衡支点，为其经验与反思提供可靠的思想路径。

责任编辑/辛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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