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语境下中国战争电影的人性诉求

[摘 要] 战争与人性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人性诉求则成为战争电影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传统战争电影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塑造的主要人物，过于“突出政治”，一味追求“高大全”，最终导致了正面人物形象人性的扭曲和缺失。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好莱坞影片的影响下，中国战争电影开始反思战争并思考拯救人类等形而上问题，体现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人性的诉求。

[关键词] 好莱坞语境；中国战争电影；人性诉求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9年度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09ZX09）；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项目编号：10XKS0017）阶段性成果。

从古至今，人类文化从不缺乏对战争的关注。作为人类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电影也对战争进行了充分而细致的解读。战争叙事成为电影不可或缺的重要题材。战争叙事往往以主人公的幸福与痛苦、希望和绝望等情感冲突、仁慈与残忍、正义与邪恶等伦理冲突，创造和毁灭、生存与死亡等哲学冲突为主要表现。人性诉求由此成为战争电影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原因，中国传统电影人性特征严重缺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好莱坞大片的影响下，中国战争电影重新认识了人的价值存在，找回了被摧残的人性。

中国传统战争电影人性特征的缺失

战争摧毁了生命与文明，使人类陷入了一场人性的危机。[1]战争中的人性成为战争电影表现的重要内容。而中国传统战争电影对英雄人物的塑造，由于一味地追求“高大全”，最终导致正面人物形象人性的扭曲，缺失人性诉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误把战争剧等同于英雄剧，缺乏对生命的尊重

时势造英雄，战争是培育英雄的沃土。可是“夫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六韬三略·百战奇略·好战）。作为人类创造的最大规模的灭绝人性的活动，战争一直像悬顶之剑一样威胁着每个生命。除了英雄人物，许多普通人也被迫卷入战争，并经受其永无休止的伤害。一些著名的好莱坞影片，如《美丽人生》《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师》等就把普通生命作为关注的重点，声讨战争的残暴、血腥和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灾难，集中表现普通人在战争中的人性。这些主人公在人性深处，渴望和平的理想，赞赏患难的真情，追求生命的力度，使绝大多数普通观众既崇拜战斗英雄，又认同战争中的人性，更容易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打造的《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小兵张嘎》等家喻户晓的电影，其主要人物不管年龄、职业和身份，个个完美无缺，全部英勇善战，都是“英雄”而不是一名普通人。因此，误把战争剧等同于英雄剧，缺乏对普通生命价值的尊重，不能不说是中国战争电影的一大缺憾。

（二）扁平化塑造英雄形象，缺乏情感冲突

好莱坞战争电影一直以情感化手段著称，擅长多角度展示英雄丰富多样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情感活动。《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影片主角都是一些小人物。他们通过生存与死亡、幸福与痛苦、崇高与渺小的情感冲突，表现出英雄情感的复杂多样性，使大批美国式平民英雄形象深入人心。而中国传统战争影片主人公，例如《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鸡毛信》中的海娃、《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个个都是智勇双全的英雄。但作为个体的人，英雄在智勇之外，还应该具备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的性情。[2]因此传统电影对“大智大勇”表现有余，对“至情至性”却表现不足。智勇是人性中崇高成分，性情才是人性深处的优美构成。“一切真正的美，必须是崇高而又优美的，二者兼而有之，二者颉颃而光辉。”[3]因此，神性化的英雄形象虽然崇高，却因为缺乏对人性的关注，影响了英雄人物的表现厚度，最终导致传统战争电影缺少真实性与感染力。

（三）过分突出教化功能，缺乏人文关怀

电影的主要魅力和社会文化功能基本上是属于意识形态的。[4]美国文化则是意识形态隐藏得最深的文化，好莱坞更是深谙其道。“为什么我们要打仗”一直是好莱坞战争片令人深思的命题，《黑鹰坠落》的答案是“你绝不能抛弃自己的同胞”，《我们是军人》的回答是“为了我们彼此”。这些故意淡化政治背景的电影答案，着力表现了军人“同生死，共荣辱”的人文精神，所以好莱坞电影虽然没有明确说美国人正确，可老让你觉得他们的敌人不对。而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文艺传统，建国之初的影视创作也不例外。电影就被誉之为“新中国所有艺术形式的一枝奇葩”。随着国家对宣传意识地强化，战争片成为国民教育的有力武器，对于青少年教育，“没有比战争中的革命英雄主义更动人更好的教材了”[5]。因此，传统战争片不仅参与了中国现实历史的进程，也参与了思想文化的改造。虽然文艺政策在50年期间不断得到调整，但作为国家主旋律的战争片，始终坚持并强化政治宣传功能。

好莱坞语境下中国战争电影的人性诉求

新时期初期，随着文艺观念的变化，好莱坞大片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国内市场的很大份额。中国电影人为此开始自我反思，并从好莱坞中汲取养料，出现了反思性和人性化电影。中国战争电影开始有了典型的人性化特征。

（一）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尊重

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是人类自我完善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战争艺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作为一种成熟的艺术形态，战争影视只有关注现实社会的世相百态，才能实现对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但传统中国电影，一味追求“高大全”的英雄塑造，排斥对普通人的正面描写，甚至把侵略者当成“禽兽”，很少从个体角度去思考人的生命价值。当然，这种说法对于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绪来讲，无疑是一种严重的挑战。

好莱坞语境下的中国战争电影逐渐开始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除了中国人之外，也包括日本人。《晚钟》就着重刻画了30名日本兵得知战败后集体自焚的历史语境。《紫日》展示了日军在得知战争结束后仍枪杀无辜妇女并自杀的场景。这样的战争叙事很容易引起观众对普通日本人的惋惜与怜悯。《集结号》对战争中个体生命进行了更加深刻的反思：生命在战火中付出并不是伤情，最沉重的牺牲是委屈。[6]军人牺牲的沉重不在于流血与肉体的付出，而在于生命价值的虚无。所以当谷子地在无名烈士墓地里，发出“出生的时候，爹妈都给起了名，可现在他们怎么都没了名呢”悲恸的时候，观众深刻地感受到该片珍惜生命价值的命题。如今，对军人历史的社会认同已经打破意识形态的隔阂，对人类生命的尊重终将打破历史的坚冰，这也成为新时期战争电影创作的重要内容。

（二）对战争本体的反思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探讨的永恒主题。对战争本身的探讨，成为战争电影创作最引人关注、最具价值意义的问题。而对战争的反思，就是对战争中人性的探讨，这也是许多好莱坞大片成为战争电影经典的重要原因。《拯救大兵瑞恩》《风语者》《黑鹰坠落》《现代启示录》等无不通过战场暴力的展现，逼真地还原战争的原生态。其目的不是单纯追求感官的刺激，而是让观众深切地感知到战争的丑恶，从而体会到优秀战争片充斥的人文关怀。传统的中国战争片，不是正面表现战役全过程，就是表现战略战术思想，对于战争本质却讳莫如深。

在好莱坞影响下，新时期中国战争电影在多重探索战争中人情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具有浓烈生活气息，可亲、可敬或可悲、可厌的普通人，并在历史与现实契合的基点上，用血泪之情控诉战争的罪恶。20世纪末，中国出现了《归心似箭》《今夜星光灿烂》《鬼子来了》《我的长征》和《集结号》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战争片。《今夜星光灿烂》集中展现了四个年轻战士对生存与死亡、未来与现实的极度矛盾。《鬼子来了》深刻探讨了在战争语境下人与人之间复杂扭曲的社会关系；《集结号》更是实现了对传统战争影视的突破，试图把中国人“集结”起来反思战争的罪恶。因此，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已经成为21世纪战争电影创作的主要趋向，也成为当前编导的一种共识。

（三）对拯救人类等形而上问题的思考

优秀的战争电影往往通过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分析，实现对拯救人类等形而上问题的思考。但中国传统电影侧重对伦理观念和英雄崇高的泛化探讨，缺乏对战争与人类关系的终极性哲学追求。以二战影片为例，中国战争影视，在题材上较多强调八路军的独立作战，较少表现国共或中美的联合抗战；在主题上较多从民族立场去理解战争，而不从人类整体出发去审视战争；在视角上较少从人类灾难或悲剧来看待、理解和表现战争。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越战为题材的好莱坞大片冲进中国市场，通过对战争真实面貌的客观反映，批判了战争的非人性特质，挖掘了战争带给人类的心灵创伤。这对中国的抗战电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们开始戴上了自我审视与社会审视的眼镜，从注重战争功绩的表现转向对战争丑恶的揭露，出现了拯救人类等人道主义思想。《晚钟》就通过日军所犯奸淫烧杀罪行与集体自焚的情景对比，深刻地反映侵略战争不仅给他人带来巨大的伤痛和破坏，而且包括侵略者自身。《天音》则在历史的记忆中表达了普通民众渴求人类和平的呐喊。所以导演张华勋说：“《天音》是从人民角度反思战争的，具有国际性的意义……‘天音’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发自宇宙、发自人类的声音——对生的喜悦、对美的创造、对爱的传播。”[7]

当然，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其他艺术家而言，对战争中人性诉求都应该是一个层出不穷、不断深化的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半个多世纪后，国际影坛才收获了《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师》等经典电影。而在好莱坞影响下，中国也陆续拍出了《红樱桃》《紫日》等优秀的二战电影。与众不同的是，它们在讲述中华民族被侵害的同时，也让侵略者反思自我。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终目标。自我认识的实质就是自我价值审视。[8]因此，从人类学的高度，自我审视是人类永远面临的一个难题：人类应该如何相处，文明该以何种方式交流与传播、继承与发展。这些带有强烈思辨色彩的哲学问题不仅突破了中国战争电影传统，即使在世界艺术史上也少见。

[参考文献]

[1] 金燕.析日本近代战争影视作品中的人性特点[J].电影文学，2011（02）.

[2] 刘海波.中国为何没有更好的战争片[N].文汇报，2004-12-05.

[3] 康德.论优美感与崇高感[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译序8-9.

[4] 胡晓峙.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J].电影创作，1960（08）.

[5] 边国立.银屏的回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138.

[6] 余戈.《集结号》军事文化解码[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8（01）.

[7] 张丽娜.从沙海到孤岛：张华勋的探索航线[N].新电影，1987-04-23（01）.

[8]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9.

[作者简介] 黎洪银（1976— ），男，四川内江人，博士，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军事美学与美育。罗艳（1976— ），女，四川内江人，硕士，重庆通信学院基础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军事美学与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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