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其明：在那燃情岁月里深埋一颗赤诚心

主题所表达的——把心交给祖国。

音乐会以吕其明的代表作、管弦乐序曲《红旗颂》开场，交响组曲《使命》收尾，其间既有大气磅礴、开一代先河的史诗性作品，也有《城南旧事》《庐山恋》《雷雨》等洋溢着淡淡哀愁、沉沉相思的电影主题曲和插曲，这些作品浓缩了作者60年的音乐创作精华，勾勒出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生活轨迹和创作历程。谈到此次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专场音乐会，年逾八旬的吕其明露出孩提般的笑容：“我这次是进京赶考来了，我诚心诚意地来与首都人民交心，为的就是把心交给祖国、交给听众，我的作品能打多少分，期待首都观众的评判。这次音乐会是我60年音乐创作的合集，从1956年创作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到2015年《使命》第5稿，再到举办这次音乐会正好跨越60年。”

革命的熔炉里有艺术相伴

当年，在吕其明为电影《焦裕禄》配乐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南方周末》撰写了文章。那时候，吕其明已经60岁了，但他依然深入兰考两个多月，选取了很多河南民间音乐素材，最终采用民间说唱的方式，将富于河南地方韵味和原生态粗粝味道的音乐呈现出来。

1930年5月，吕其明出生在安徽无为县一个寒士之家，父亲吕惠生自1926年从北平国立农业大学毕业后，便回乡从事教育事业。抗战爆发时，吕惠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家乡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募集军需粮饷。

1939年，第二次国共摩擦初显端倪，吕惠生也上了国民党的追杀黑名单。一个漆黑的冬夜，吕其明在极度恐惧中跟随父母逃离家乡，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行军，来到新四军第二师驻地半塔集。到半塔集不久，吕其明的父亲就被委派去义征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当县长了。

吕惠生曾在日记里写道：“我之全家，已委托全部生命于革命，革命进则我全家存；革命败则我全家亡，此已为明显不易之铁的事实，我何他虑。”从童年时代起，吕其明的生活和命运便一直和革命紧紧拴在一起。

一天，吕其明家里来了两位女兵，她们是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的，剧团正在排练三幕歌剧《农村曲》，需要小演员，因此动员吕其明和姐姐吕晓晴参军到剧团工作，那一年，吕其明正好10岁。母亲拿不定主意，就建议他们去义征县问问父亲的意见。吕惠生很干脆：“参军是好事，让孩子们到艰苦的环境中、到革命的大熔炉里去锻炼吧。”就这样，吕其明光荣地成为了一名新四军战士。

到剧团后，《农村曲》开排，吕其明在第三幕中扮演逃难的小毛，没过几天，就能把戏里的唱段全部背下来。小毛一上场，那可爱又可怜的形象一下子激起了观众的抗日激情。然而，行军、演出实在太累了，一次《农村曲》为群众演出时，戏演到第三幕，前奏曲奏响了，却不见小毛登场，这可把大伙急坏了，到处找人，把后台都翻遍了，才发现吕其明在舞台搭起的“山”背后睡得正香。从美梦中被醒的吕其明急忙上场，等他开口演唱时，糟糕，原先可以唱女高音的嗓子竟然沙哑了……从那以后，每次演《农村曲》，团长就派人守着吕其明，防止他又倒在哪睡着了。从参加革命到新中国诞生，整整9年，吕其明从一个10岁的孩童成长为有理想有信念的革命青年，其间历经艰苦、困难甚至生死考验。15岁那年，他在一间老农房间里，面对党旗庄严宣誓，成为战争年代中的青年共产党员，从而形成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艺术观，对他未来的成长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吕其明对音乐产生喜爱、受到启蒙，也是在这段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里。

1942年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吕其明听说他们要去迎接一位教授来剧团指导工作。大伙拥向村头，不一会儿，从远处走来一位文质彬彬、瘦弱但精神很好的中年人，后面跟着的饲养员牵一匹枣红色的马，马背上挂着小提琴盒子，吕其明一下就被这盒子吸引住了。团长高兴地迎上去，向大家介绍：“这位是作曲家贺绿汀同志。”

后来的三个月里，贺绿汀每天抽出半天给大家讲课，教剧团的团员学习乐理和音乐知识或训练合唱。一晚，皓月当空，万里无云，农村的夜晚显得如此安静，忽然从远处飘来一阵悠扬的琴声。吕其明循声向村头望去，见一棵大树下贺绿汀正在拉琴。吕其明轻手轻脚坐在一旁，陶醉在了美妙乐曲里。贺绿汀演奏的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悠扬的琴声将吕其明引入了另一番天地：“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音乐。”

一曲终了，贺绿汀发现不远处坐着的吕其明，走到跟前亲切询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父母在哪里？”当得知他只有12岁时，贺绿汀说：“你现在正是学琴的时候，让你父亲想办法给你买一把小提琴吧。”

3个月后，贺绿汀去了延安。贺绿汀走了，却在吕其明幼小的心里播下了音乐的种子，引领他走上了音乐创作的道路。正是在这样的战斗生活中，吕其明将自己的一生同民族、同党、同人民军队紧紧连在了一起。

“父亲没有带给我任何物质上的遗产，却留给我巨大的精神财富，我一辈子所走的道路都是踏着父亲的脚印在前进。14岁那年，我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时年龄小，尚不能完全理解，但我之后从中悟出了两点：一是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二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一切文艺作品都源于生活、扎根于生活。15岁时，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教导我做一个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这几个重要节点支撑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确立了我日后的创作方向。因此，我创作的作品95%以上都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和对胜利的歌颂，我的文艺信条就是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吕其明说。

生活与艺术不可分割

吕其明坐在他家客厅的一条矮凳上，4只凳脚各裹着一块黄色小布头，那是夫人为防止凳脚挪动时发出声响而扎上的。前些年，吕其明腰椎动了手术，如今每次播放音乐，他都不敢蹲着，就坐在这圆圆矮矮的小凳上，一手拿DVD遥控，一手拿电视遥控，“指挥”DVD机、音响和电视。

一阵忙乱后，电视里出现了指挥大师祖宾·梅塔伟岸的身影，画面上打出了“《红旗颂》作曲：吕其明”的字样。大师一挥指挥棒，嘹亮的小号顷刻间奏响。随着熟悉的乐曲在这小屋里响起，吕其明手中的遥控器似乎变成了指挥棒，他动情地挥动着手中的遥控器。

那是2007年12月31日，2008北京新年音乐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祖宾·梅塔率领国际一流乐团——以色列爱乐乐团演出了吕其明的《红旗颂》。几天后，主办方从北京专程来到吕其明家，送上由祖宾·梅塔亲笔签名、镶有一根银色指挥棒的镜框，吕其明郑重地将它挂在客厅墙壁上。一年之后，英国BBC交响乐团在北京新年音乐会上再度演奏《红旗颂》，指挥家辛奈斯基表示非常喜欢这部作品。

吕其明的音乐作品大都来源于生活。1951年，为大型纪录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创作音乐时，吕其明深入淮北农村工地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那里搜集了很多地方民歌。1953年，为了写纪录片《鞍钢在建设中》的音乐，吕其明在鞍钢生活了将近两个月，在厂房里体验生活、访问劳动模范。基于对革命事业挥之不去的情怀和使命，继《红旗颂》之后，2012年，吕其明与作曲家陈新光共同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创作了一部新的交响乐经典《使命》。整部作品共分为4个乐章，所不同的是《红旗颂》是一个序曲，体量较小，只有9分钟，而《使命》体量较大，有序曲、4个乐章和尾声6个部分，每个乐章都有独特的内容、结构。这次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版本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对《使命》所做的第5稿的修订，整部作品更深入、更感人。” 在吕其明看来，作曲、搞创作能让人延年益寿，“我82岁写就《使命》，85岁写交响诗画，只要我的脑子不糊涂，我就不会放下手中的笔。”吕其明动情地说。

说到《红旗颂》的诞生，吕其明侃侃而谈：这是与“上海之春”密不可分。那时，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是“上海之春”的权威领导机构，由贺绿汀、丁善德、孟波、黄贻钧、钟望阳、瞿维和吕其明组成。1965年2月，上海音协党组在研究各单位报上来的作品时，普遍感到歌颂祖国、人民、党、人民军队的作品不多，质量不够高。老前辈们建议，由已经创作过《郑成功》《铁道游击队》等交响乐作品的吕其明赶写一部作品，黄贻钧建议曲名就定为《红旗颂》。这一任务来得十分突然，让吕其明既兴奋又紧张，容不得多想，吕其明接受了这一艰巨的创作任务。“当时，我对歌颂伟大祖国的作品，向往已久，但题材太大，不敢轻举妄动。如果不是‘上海之春’，没有老前辈们推一把，可能就没有《红旗颂》。”吕其明说。

当时，吕其明选择单主题贯穿发展的三部结构，回首往昔，乐思、灵感、激情汹涌，音符闪动，旋律飘荡，吕其明不能不动笔了。

在新乐路那栋老式公寓里，吕其明奋笔疾书，短短一周就写出了《红旗颂》。《红旗颂》创作出来后，首先在上海电影乐团排练厅里试奏。那天，贺绿汀等上海音协党组成员都来了，他们在给予肯定的同时建议删去两个乐段：一是人们歌唱红旗的抒情部分；二是描写在红旗下船厂工人热情劳动的部分，使主题更概括集中。老前辈的见解太精辟了，吕其明没有犹豫，把《红旗颂》从15分钟删减成9分多钟，使其更精练流畅。

1965年5月，第6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举行。当晚，《红旗颂》由著名指挥家陈传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嘹亮的小号奏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素材的号角音调及主题音乐，紧接着双簧管奏出深情旋律，象征着经过斗争洗礼的人们仰望红旗时的心潮澎湃。中间的颂歌主题变成铿锵有力的进行曲，代表着红旗下中国人民自强不息、战斗不止的步伐，第三部分是主题再现，表达出亿万人民尽情歌颂的激昂情绪，尾声的号角雄壮嘹亮、催人奋进。

笔下的旋律至今回荡

1956年，26岁的吕其明完成了电影《铁道游击队》的音乐创作，影片中那曲优美动人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广为传唱。

电影《铁道游击队》是部战争片，激烈的战斗把整个影片的“弦”绷得很紧，按当时的话说：“革命的英雄主义表现得很充分，革命的浪漫主义却表现得很少。”吕其明向导演提议，能否为影片创作一首歌曲，从另一个侧面表现游击队员的乐观主义精神？导演赵明觉得这主意不错，同意了。

《铁道游击队》的歌曲按照什么风格写，是吕其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吕其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看过很多游击队员，他们不过是身穿百姓衣、头扎白毛巾、身挂子弹袋、手持套筒枪的老百姓，因此绝不能把那种洋腔洋调强加在这些“土八路”身上，而应该唱出民族风格浓郁的歌曲。

在创作过程中，吕其明没有选择走捷径：套用一首现成的山东小调，简单改编成电影插曲，他要重起炉灶，全新创作一曲有浓郁山东风味的歌曲。对于山东民歌，吕其明再熟悉不过，在解放战争的三年多里，吕其明随时听、随时记，学习收集了大量的山东民歌。因此，动笔写作《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时，灵感源泉一下被打开，优美的旋律从笔下汩汩而出。

歌曲开头，“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抒情而平静，到了中段“爬上了飞快的火车”时，音乐突然加快，用进行曲的旋律表现出游击队员们英勇杀敌的坚韧劲，第三段又回到歌谣体，与开头四句相呼应，表现其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人民的胜利就要到来”的坚强信念。吕其明创作这首歌曲，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闸门，水泻而出，一气呵成，非常顺畅，仅仅用了一天，《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便问世了。

1999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吕其明相继完成管弦乐组曲《雨花祭》和弦乐合奏《龙华祭》两部新作，用另一种方式唱出了他心中永远的红旗颂歌。

管弦乐组曲《雨花祭》是吕其明为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创作的一部共有15个乐章的大型作品。1998年11月，吕其明家里来了三位不速之客，他们是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一进门，他们就提出要请吕其明为扩建后的纪念馆谱写背景音乐。

吕其明没有细想，对三位客人说：“我是烈士的后代，为烈士纪念馆创作背景音乐义不容辞，我一定把它写好。”当客人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说希望再到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瞻仰学习，还与纪念馆“约法三章”：一不取报酬；二不住高级宾馆；三不接受媒体采访。

几个月后，吕其明在南京一个部队招待所里住下来，步行5分钟到雨花台。每天雨花台一开门，他就跟随观众进入，体验普通观众的心情，思考应该创作怎样的音乐，同时阅读了大量烈士的英雄事迹。经过半年紧张而艰苦的写作，一部深沉委婉、令人思绪万千的管弦乐组曲诞生了，它就是《雨花祭——献给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1999年10月，扩建后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重新开馆。纪念馆里，有一处吕惠生的陈列专柜，那里陈放着吕惠生的遗物和照片等。纪念馆把吕其明捐给他们的《雨花祭》总谱陈放在吕惠生的陈列柜里，《雨花祭》总谱前的说明纸条上写着：“吕其明同志系吕惠生烈士的长子。”看着这张纸条，再抬头看着父亲的遗像，吕其明热泪盈眶：“父亲在天有灵，会很欣慰。”

创作完《雨花祭》，吕其明意犹未尽。恰巧这时，上海交响乐团总经理陈光宪向作曲家委约创作一部作品，以纪念新中国成立和上海解放50周年。

吕其明欣然应允，生活再一次给了他灵感和激情。在构思弦乐合奏《龙华祭》时，吕其明眼前浮现出惨烈的战争场面，他说：“解放上海的战役中，700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长眠在龙华这片热土。50年过去了，当人们庆贺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不该忘了这些先烈。”吕其明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挥笔写下：“龙华祭——献给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烈士们！”

在这部《龙华祭》里，吕其明全部用弦乐来表达对烈士的缅怀纪念之情。这部作品与《雨花祭》构成了姊妹篇，它在思想主题上承袭《红旗颂》的主题和精神，成为热情讴歌党、赞美祖国和颂扬人民的不朽音乐诗篇。

离休后，吕其明把为部队服务当作一项重要任务。在朋友的帮助下，数年间，吕其明行程万里，走遍祖国的东西南北，义务为部队创作了近30首军旅歌曲，如《空军长春飞行学院院歌》《合肥炮兵学院院歌》《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师歌》《云南边防雷达旅旅歌》等。

吕其明几十年来如一日，勤奋耕耘，曾经陆续为《铁道游击队》《城南旧事》等200余部（集）电影、电视剧作曲，同时创作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等10余部大、中型器乐作品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合作）等300余首不同体裁和形式的声乐作品，荣获数十项音乐创作奖，如故事片《城南旧事》音乐获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红旗颂》被评为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他本人电影百年华诞纪念活动中，获中国电影音乐终身成就奖；在上影60周年活动中，获得“杰出电影艺术家”称号等。

“为祖国、为人民而写作，对我来说，绝不是过时的口号，而是终生的崇高天职和神圣使命。”

如今，在吕其明美琪大戏院附近的小房间里，时常能听到各种旋律传出，只是人们还不知道吕其明会为这些音符起个什么样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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