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桂河大桥》与《鬼子来了》
摘 要:《桂河大桥》和《鬼子来了》都是二战时期非战争的剧情片,导演大卫·里恩与姜文风格个性鲜明,在影片中对不同民族文化有自己独到的诠释。两个影片分别站在英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以自己的民族性格出发,去反观其他民族性格的特点。从导演文化认知的角度来比较两个影片,会带给我们对电影的认识上一些新的启示。
关键词:大卫·里恩;姜文;文化;民族性格
《桂河大桥》与《鬼子来了》都是反映二战时期,具有人文情怀的非战争的剧情片。相对于庞大的战争片来说,《桂河大桥》与《鬼子来了》有着自己独特的“话语权”——对现实与历史有自己深刻的揭示。隐藏在主流战争文化下的,多样的文化的表达归因于导演的文化认知,而导演大卫·里恩与姜文的民族性格与对异族文化理解力的差异,影响着两部影片的价值选择。
首先,两部影片的导演都为作品增添了鲜明的民族特性。
《桂河大桥》的导演大卫·里恩是英国电影史上少有的具有史诗性拍摄风格的导演。在他许多作品中都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如早期的作品《天伦之乐》,《相见恨晚》,还有后来由英国本土名作家狄更斯等人的文学名著改编的《孤星血泪》《雾都孤儿》等等。大卫·里恩采用恢宏的场面,细腻叙述着其中包含着的民族文化与人性特征。跨洋电影兴起以后,他导演的电影《桂河大桥》借助美国雄厚的经济,高额的资金投入,采用高超的技术,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场景。最重要的是,在《桂河大桥》中,大卫·里恩雄辩地阐释了战争的荒谬性和破坏力,使生灵涂炭,而且战争重创了人类的心灵,使得人性扭曲和民族禀性异化。大卫·里恩通过影片深刻审视不同种族之间、不同社会之间的内在性,将美、英、日三国的文化与特点展现出来,并且对英国文化有独特见解。尼科尔森上校固守英国绅士准则,作为一名战俘的他拒绝干体力活,他的反抗最后得到妥协,由他指挥战俘继续修桥。虽然英军被俘虏,但是他们仍可以吹着欢快的小调,向日本人证明英国军人的素质。最终他指挥建造的桥梁,希尔斯发现其实很精美,以至于到后来希尔斯、乔埃斯、暹罗人叶等人炸桥,尼科尔森不能接受。他认为这是他指挥手下军士共同努力的结果,且这是英军荣誉的象征。
相仿的是《鬼子来了》的导演姜文同样是一位对本民族的意识形态极具关注力的作者型导演。从早期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姜文就表现出了对时代的特有兴趣和强烈关注。该电影讲述了文革时期部队大院孩子们的故事。姜文的作品充满了性感与暴力,用着极具个性的创作手法,阐述着对本民族经历的看法和认识。《鬼子来了》是姜文导演的第二部作品,姜文拍这部电影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改变一些抗战题材的“老片”可能带给观众,尤其是日本观众的一些误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影片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激发了一些民族情绪与思考。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导演姜文说过:“一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是穿军装的军人?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借口。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愿景。”虽然在《地雷战》,《地道战》影片中,展示我们全民参与了小型游击战,并且取得全胜。《鬼子来了》冲撞了这种完胜的寓言,包含着民族精神的前提下,解构了以往经典抗战剧的模式。
姜文就说“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比起其他的抗日电影,《鬼子来了》是真实朴素的,毁灭了抗战童话,是冷静地对抗日历史进程进行了客观的呈现与描述。没有光辉的战士形象,不存在文革后的荒唐可笑的抗日题材。而是真实地再现中国人,中国农民,中国汉奸和日本鬼子。深入人性,剖析了中华民族和日本的民族特点,如日本“菊与刀”的两面性。足以可见,两位导演都是对本民族的历史和命运进行过深刻思考的。
其次,在两部影片中,导演对于自己民族的性格有自己独到的展示。
《桂河大桥》中对战俘营中英军指挥官的刻画,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英国人身上的特质。首先在影片的开场就交代出英国的这一支队伍是奉命投降的,而不是战败投降的,正如战俘营长所说“你们拒绝英雄式的战斗,却来这里作苦力。”这本身就是信仰武士道文化的日本军人所无法理解的。英国人认为投降不是耻辱,只要遵守《日内瓦公约》,就不失为军人之举。英国人在俘虏营中坚持的是英式的体面,公约,文明。由英国军官接管大桥的建设后,又把这种体面与所谓的尊严嫁接到了工程的建设上,为日本人建设出了一座可欲不可求的坚固的大桥。最后,竟充当起了保护大桥的职责。
为了维护英国人所谓的尊严与虚荣,体面,英军竟然抛弃了做事的目的性与方向性。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迷失。然而这种迷失是建立在强大的自信的基础上的,从开头至结尾的欢快的口哨歌到大桥竣工时英军军官对士兵的训话,都能感受到这场战争必胜的强大信心和乐观。
反观《鬼子来了》中的中国农民,愚昧的外表下是善良,这种善良就是“仁”的传统。而恰恰是这种善良导致了无原则性和无方向性,这在当今的中国人身上经常能看到。为了保住性命和平静的生活,一味的妥协和轻信占领区的日本军人,分不清敌我和天生的奴性。在没有破坏自身生活的条件下,甘愿臣服于权统者的日军而麻木不仁,让我们以今怀古,感受到了抗日时期中国农民血淋淋的
真实。
《鬼子来了》中的中国农民的无原则性和《桂河大桥》中英国军官的无目的性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两部影片对日本军人及日本人的理解又不尽相同。
《桂河大桥》中并没有直接展现日本军人的残忍,而且在场面设置上,日本士兵的人数始终比较少,甚至少的可怜,让人感觉到日本人出于的劣势。影片还在细节上多处调侃日本人的剖腹自尽的自杀方式,暗示了外强中干的日本人的精神本质。甚至还出现了处于焦虑状态下日本军官的哭泣场面。这部影片是大卫里恩导演史诗性长片创作的开始,是一部“跨洋电影”。兼顾了大西洋两岸英国观众和美国观众的欣赏口味。所以对日本人的诠释带有了强烈的主观情绪和俯视的高姿态。日本人在影片中让人感觉到寡不敌众(人数上的),工程建设上的无能(技术上的),精神上的不堪一击(剖腹和哭泣),贪小利(经常被贿赂)。
而《鬼子来了》中的日本鬼子相近到我们身边的人一样,表情、相貌不会让我们感到陌生,让观众更易于融入剧情中,但有意识无意识的让人感觉到恐怖的围绕,直到最后时刻日军兽性的暴发,一切过渡的是那么的自然,真实。观众从开场开始的嬉笑到最后情绪跌倒谷底。片中对日本人真实性的展示,其震撼程度超过了《桂河大桥》中导演对日本人的主观性的理解。在《桂河大桥》中日本大佐喝令英俘工作,把他们对于上级愚忠观念带给英军,总部的耻辱就是你们的耻辱,而他们必须为总部卖命。在可是在《鬼子来了》中,日军成了最后的俘虏,他们竟然没有因为效忠而自杀。到最后花屋听从了命令有条不紊地把恩人马大三杀了。
总之,《桂河大桥》与《鬼子来了》使我们认识到不同民族文化思维的差异性。站在不同的文化立场,导演会有不同的文化选择,并且导演的文化认知的差异会造成影片中展示的民族性格的不同。文学批评上有孟子的“知人论世”,电影导演的表达,同样需要去“知人论世”。我们需要去关注他个人的经历与自身的性格,更需要去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民族文化环境。这样,反观不同民族的性格与价值取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导演的主观表达与客观写实的深层涵义,从而加深我们对影片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田伟华译[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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