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精神演进

学习与体育尖子生，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书籍成了唯恐避之不及的东西。学校图书馆成了无人敢问津的地方，人们抵触、摧毁文化，于振立却是特例。他每天泡在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逐渐被销毁的书籍。而也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于振立的绘画天赋，因为政治宣传画被逐渐发掘出来。

于振立从1967年开始，创作和临摹了200多幅毛主席像、80余幅政治宣传画，除大量被美术出版社印刷发行之外，还分别在画刊、报纸等相继出版。虽是大集体个人不署名的时代，于振立的名字还是传遍大江四海，其塑造的宣传画形象随后被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于振立在中国美术界崭露头角，其绘画语言以及表现个性均有明显突破。四层展厅中以“激变”为题展出了于振立在这一时间段中的重要作品。其艺术造型功底，在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中就已完全成熟，也为其后的写实绘画铺陈了基础。

即便是名扬四海，画宣传画的那一段时间依然成为了于振立心中难以磨灭伤口。“我是罪人”，于振立的眼神黯淡下来，“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试图去原谅我自己，但是不能。”虽然宣传画给他带来了声望，可在心底，他不快乐，这样的成就在他看来是对自己、对人性的否定。因为大量的阅读，于振立早于同时代的人了解到西方的生活和先进的思想。越是沉沦其中，越是难以自我解脱出来。

他在讲述中，将这一时期称为“本我”时期，年轻而有为是无论哪一个人都无法拒绝的“本我”。也许他在画的时候，仅仅是因为处于对绘画本身的热情，不想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烙印。1976年，他开始反复尝试以表现主义的艺术语言进行绘画，他的经历也同样是同时代人的经历及对生活、社会的思考。从大集体时代脱离出来的“本我”开始寻求新的出口，于振立有幸因为卓绝的绘画技术，以画笔书写着对“自我”的找寻。在“伤痕”风靡大江南北的上世纪70年代末，于振立悄然完成了油画《彭总故乡行诗意》，此作品一改他宣传画的细致画风，形象变得突兀、线条变得粗犷，“书写”质感越发强烈，尤其所影射出来的批判意识，表述着一代人的转变。

有人说于振立的艺术是一个人的艺术，但是纵观其绘画演变的历程，却书写着一代人的精神演进史。“我一直在主动地找寻生活，直到找到大黑山。”于振立轻描淡写地说着这出世的十八年，“现在我站出来了，又回归到社会之中和大众的面前。”他拿出因为展览开幕而变得断断续续的手记，“没有办法，我是为了我的艺术。我的大黑山生活已经死了，我现在回去，也回不到过去的生活中了。”摩挲着一个新的自制手记本的于振立，眼睛审阅着手记上记录的每天会见的人名。“以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始终知道，我的艺术、我的生活，都在严肃地向大师致敬，向佛洛伊德、向博伊斯、向我在学校时尊重的老师致敬。”（编辑：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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