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现代化之路径

摘 要：近代以来，中国女性逐步实现了现代化，即获得了身体上的自由与经济上的独立，而女性现代化则是一个宏大抽象的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性概念，本文将女性现代化这一概念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视域当中，通过梳理近代以来女性现代化的三个历史阶段，从具体可观的场景中去思考20世纪中国社会的转型。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女性现代化；转型

处于“父权—夫权”权力结构、“男耕女织”、“男外女内”社会分工下的中国传统女性，从身体到精神都被禁锢在了狭小的家庭范围内，半社会化的中国传统女性不是扮演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就是充当泄欲淫乐的青楼荡妇，也就是男权社会下的中国传统女性并无自身独立性、自主性可言，只是男性眼中无生命意识的客体。

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呼唤新女性，建构新女性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新的时代女性崛起，并勇于摆脱传统家庭制度的束缚，大步走向社会，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

中国女性之现代化，兴于清末由男性所倡导之不缠足运动和女学堂。

清末，大量涌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最觉得不可思议之处是中国女性之缠足。于是废除缠足陋俗，成为来华传教士所办中国报刊的一项重要话题。受西方传教士影响的晚清维新派，兴起了一场不缠足运动，拉开了中国女性解放之滥觞。

梁启超在其《戒缠足会叙》中以“龀齿未易，已受极刑，骨节折落，皮肉溃脱，创疡充斥，脓血狼藉，呻吟弗顾，悲啼弗恤，哀求弗应，嗥号弗闻。数月之内，杖而不起，一年之内，舁而后行。虽狱吏之尊，无此忍心”。[梁启超：《戒缠足会叙》，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0页。]真切形象地写出了中国女性在缠足中所遭受的苦难，并采取实际行动，成立不缠足会，反对女性缠足。

与此同时，针对中国女性与教育无缘的问题，维新派积极倡兴女学，提倡女性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并将倡兴女学与民族自强联系起来，“我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

梁启超：《戒缠足会叙》，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尽管不缠足运动和女学堂的发起者、倡导者、组织者都是男性士大夫阶层，是维新派发起的一场配合维新政治运动的外围阻击战，其主要目的是推动强国保种、维新自强的戊戌运动，但它获得了开明士大夫阶层的广泛认可，吹响了中国女性现代化第一声号角。

在维新派女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下，20世纪初，出现了中国第一批具有自觉意识的女性，秋瑾是她们中的代表。秋瑾的诗文创作，特别是一些政论杂文，充分体现了中国女性觉醒的意识，“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时柔柔顺顺的媚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总是男的占着主人的位子，女的处了努力的地位。为着要依靠别人，自己没有一丝独立的性质。这个幽禁闺中的囚犯，也就自己都不觉得苦了”。

秋瑾：《敬告姊妹们》，见郭延礼、郭蓁选注《秋瑾诗文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诸如此类带有现代女权意识的文学写作，“成为结束中国古代闺阁文学、开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一道分水岭”[常彬：《从婉约闺阁到鉴侠革命：秋瑾诗文与早期女性自觉》，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6期]。

“自秋瑾带头打破三从四德这种封建束缚以来，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未喊出之时，她敢于仗剑而起，和黑暗势力战斗”[郑云山、陈德禾：《秋瑾评传》，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89页。]，开了中国女性现代化的风气之先。

尽管以秋瑾为代表的女作家在当时只是凤毛麟角，未能形成大多的气候和社会影响力，但她们孕育了20世纪20年代追求自由解放的中国女性，引领了新文学史上第一代女作家的出现。

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女性的现代化推开了那扇半掩的大门，以易卜生《娜拉出走》的译介为标志，以胡适《易卜生主义》、《终身大事》等文论、剧本的发表为触发点，无数“娜拉”义无返顾地走出家庭，追求自身的独立幸福，冰心、冯沅君、凌叔华、庐隐、石评梅等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代女作家登上历史舞台。这一代女作家将关注的重点聚焦于青年人的爱情婚姻，以女知识青年为主人公，写她们的自由爱情，对自由人格的追求。

作为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代女性作家，她们完成了中国女性现代化的第一轮自我书写和建构。

冯沅君《隔绝》系列中的女主角是位深受新思潮影响的女性。这位新女性的出现，不仅带给读者与众不同的、新鲜的、富有反叛精神的新一代女学生形象，还使人认识到“五四”带给青年女性的重大的、有关精神气质上的“革命”。其中最有颠覆意义的是小说对爱情行为的享受表述，暗含了一位具有主体意识的女性正在成长，她开始慢慢摆脱被动者的地位，成为具有自主意识的现代女性。

庐隐的《海滨故人》写了五个女大学生的恋爱问题。作为知识女性，“她们都是很有抱负的人，和那醉生梦死的不同”[庐隐：《海滨故人》，见《庐隐小说全集》，上册，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56页。]，她们是抱着美好的幻想，踏着轻松的步子走向生活的。

这一代女作家最大的意义在于，她们获得了“女性的觉醒”，他们不再是男性的玩物，而是具有自觉意识、自主精神的新女性，她们敢于冲破传统家庭伦理的束缚，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决绝的态度；她们对爱情有着自己的态度，在两性关系的建构中不再是被动盲目的一方，而是可以主导爱情、主导婚姻的强势因素。中国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体意义。

然而急剧动荡、变幻莫测的时代没有留给“觉醒的娜拉们”太多留恋的时间，新的时代任务推动着女性的现代化朝着更深远、更广阔的领域进发，“娜拉出走”后会怎么样？女性在赢得肉体和精神自由后，如何走向社会、如何在社会中立足、如何获得经济上独立，成为中国女性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

这一阶段，中国女性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女性走上了职业作家、职业演员、职业教员、职业文员、职业女工的道路，通过写作、演出、教书、工厂劳作等，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实现了社会身份上的认同。在此之前同样也存在过职业演员、职业女工，但与之不同的是，此时的职业女性不再依附于某个“父权—父权”家庭，获得了自身对经济收入的支配权。

这一部分现代女性诞生在上海等现代化的大都市，以上海作家张爱玲、潘柳黛、施济青，演员阮玉玲、周璇为代表，我称之为“张爱玲式”的现代化方式。

另一部分现代女性通过参加社会革命得以实现了自身的社会化，例如丁玲、萧红、白薇、冯铿、白朗等人，我称之为“丁玲式”。如果说前文所提到的“张爱玲式”的女性依然对“男女有别”式的家庭伦理、社会秩序充满想象，那么“丁玲式”的女性则走得更远、更具有解放性，女性不仅要单纯承担诸如作家、演员、教员等柔性的社会角色，还有和男性一样，承担起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阳性社会任务。毛泽东赠与丁玲的《临江仙》一词，便鲜明地指向了这一点：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53页。

“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中国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认同。“丁玲式”的中国女性积极介入社会生产、流通等各领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

193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韦护》，是“丁玲式”的反映。这部小水通过丽嘉与韦护的爱情体验，表达了个人的情爱理想应该让位于大众的革命事业。《田家冲》的三小姐因参加革命而被父亲遣送回到乡下，她却将乡下的佃户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由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创作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则鲜明地展现了这一点。《兄妹开荒》“以陕甘宁边区开荒劳动模范马丕恩父女的事迹改编，反映了解放区大生产运动中新一代农民的精神风貌。登场的男女不再以传统秧歌互相调情，而是突出兄妹劳动竞赛开荒种地的大生产主题”[常彬：《想象妇女：延安时期广告宣传画（上）》，载《名家欣赏》，2014年第28期]。

《兄妹开荒》“传递了新的劳动观念和男女平等观念：妇女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劳动，‘生产也能当状元’，解决边区生产不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客观上对推动边区妇女身体解放（放足不缠足）、经济解放（劳动自立）、政治解放（男女平等）起了宣传效应和广告示范”[常彬：《想象妇女：延安时期广告宣传画（上）》，载《名家欣赏》，2014年第28期]。

“女人，这个被传统文化规限于锅台灶边的性别一级，在男人的世袭领地——治国平天下的公共领域，浮出地表发出声音”，“妇女关注的焦点发生了改变，不再局限于自家狭小的院落灶台，而是扩展到妇女自身权利和边区的建设上”[常彬：《想象妇女：延安时期广告宣传画（下）》，载《名家欣赏》，2014年第31期]。

诚然，在延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下，需要发动广大女性的力量扩大生产、抵御外敌，但不可否认，“丁玲化”的中国女性在实现中国女性现代的化历史任务上迈出了最为坚实的一步：中国女性从男性的附属品，一跃而起，成为具有自主意识，社会化属性的人格主体。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建立，及第一部《婚姻法》的颁布，中国女性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潮中身先立足，从政治上最终实现了自身的自由和独立。

在中国文学的视野中思考女性现代化，以虚拟之女性角色，关照历史，以小见大，从而折射出中国近现代社会女性运动的风云变幻，为当下女性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的历史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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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夏晓红.清末的不缠足与女学堂[J].中国文化，1995，（1）.

[5]常彬.从婉约闺阁到鉴侠革命：秋瑾诗文与早期女性自觉[J].河北学刊，2006，（6）.

[6]张莉.“我们女子呵”——第一代女作家的现代女性意识片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8，（2）.

[7]刘继林.论丁玲对现代女性解放的探寻与反思[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8]常彬.想象妇女：延安时期广告宣传画[J].名家欣赏，2014，（28，31）.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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