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历史论文参考4篇

历史论文参考篇1诠释学；图书馆；民族文献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形式多样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这块富饶、瑰丽的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并共同缔造出璀璨夺目、浩如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论文参考4篇,供大家参考。

历史论文参考篇1

诠释学；图书馆；民族文献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形式多样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这块富饶、瑰丽的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并共同缔造出璀璨夺目、浩如烟海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时间长河中所凝聚、保存和流传下来的各民族文献。

但是，随着各族人民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不断进步与增长，虽然中国的学科体系建设与学术研究成果有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与严谨。

但由于学术界学科界定和相关策略论研究不够清晰所造成的认识和其他方面的理由，作为反映中国各民族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各种民族文献，目前仍就处于一个尚未完全被开发和解读的尴尬状态，这就使得民族文献学的研究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境地，而一些曾经在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文献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推广和保护传承，已沦入濒临散佚消亡的命运。

究其理由，就是没有一套能够较好地正确指导解释和解读民族文献，特别是中华民族古籍文献的策略论。

历史论文参考篇2

一、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

自古以来，文学与历史便具有深刻的联系与渊源。许多重要的历史典籍同时也是优秀的叙事文学，比如《史记》与《左传》等。史学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小说不断地从史学中汲取营养而发展演变。史传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春秋笔法及纪传体叙事技巧的运用。文学师法历史，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生存发展，这是历史对文学单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文学对史学家的叙事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具有深厚的文学造诣，不但善于吟诗作赋，而且在作文方面尤为擅长《史记》不仅具有温润的语言而且在叙事方面张弛有度，且富有诗意与饱满的情感。从司马迁开始，我国史学著作中叙事一般都采用纪传体的叙述方式。在这一叙述方式中，文本是以某一人物为叙事中心，围绕这个人物展开叙事讲述这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一种富有文学精神的叙述方式。历史作为过往事件的记述，在时间方面保持线性发展，在叙事方面则是事件的客观再现两者交织发展，构成历史叙事的时空构架。纪传体的叙述围绕着人物展开，由于人具有主观性，因而叙事过程中时间与事件则置于人物的描述范围内。

二、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

以鲁迅小说桩人日记为例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新的历史语境，文学以其独特的话语进入历史的叙事中，共同参与着历史的叙述。在现代，中国发生了历史转型，新的历史主体代替旧历史主体走上历史舞台，采用符合历史形势与文化语境的文学话语，以显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便是诞生于动荡的“五四”时期，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了新历史主体话语权争夺的要求，以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达契合了当时的历史语境。

（一）文学对历史的解构行为

鲁迅在小说中借助狂人之口把中国历史喻为一部吃人的历史。其中叙述主体即狂人所叙述的事件几乎都是对这一历史观的现实反映。不但赵家的狗表现出吃人的信号，而且周围的人都在设法陷害“我”，亲人包括哥哥与母亲都吃过人，最后发现自己也吃人，推测是不是孩子也吃人。小说通篇的叙述都是对吃人这一历史的叙述，构成了对历史的解构行为。解构历史是为了重构历史，探寻一种崭新的历史叙事话语。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一叙事人称内蕴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内涵。第一人称叙事首先是对个体意识的张扬。个人声音的出现意味着摆脱了以往文学叙事中中允、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中国文学中开始出现了一个响亮的个人的声音，这个声音能够大胆地坦陈自我的内心，在诉说着、呐喊着这个作为个体的、独特的我的想法、愿望以及各种情绪与欲念，这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足以令人兴奋的变化。中国历史上人们惯于压抑个人的声音，将个人的个性与心理隐匿在群体之中。而小说中狂人的声音则象征着新的历史主体出现他能够在这一历史舞台上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作为叙述者，主宰着新的话语，也掌控着叙述文本的发展，这意味着新的历史主体同样具有这些对历史话语的主宰权与掌控权。这位叙事者具有清醒的头脑，能够看清历史的真正面目，富有怀疑精神，敢于自我解剖，信奉进化论，相信历史发展的进步性，文明在不断进步与发展，总有一天这个世界“将容不下吃人的人”。这位叙事者是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与启蒙者。狂人作为小说的叙事者，是叙事的主体，也是可以代表新的历史主体的中心人物。

（二）启蒙者的历史叙说

这一叙事主体兼历史主体，以解构历史为立论依据，叙述历史上的种种吃人表现。小说中主要采用日记体的方式来进行叙说，以内心独白的形式为主。内心独白是一种自我言说，是自己与自己对话，但是在小说中，以自我言说的方式分明试图在向他人表达，语言与叙述的指涉对象是外部而非内部。小说中具有一些体现出这种对外表达意图的句子，诸如“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或者“救救孩子”等。这些句子缺少主语，是一种启蒙者的言说方式。这个启蒙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深刻的思想。他对历史的看法远较一般人更为深刻，不但可以看透历史上吃人的真相，可以穿透其他人的虚伪表象看到内在本质，而且对自己也有极为勇敢与透彻的认识与剖析，清醒地发现“我也吃了妹子的几片肉”。最后，这位启蒙者将历史的真正面目揭开，让所有人看见这一真相，并斩断了人们在精神上的退路。小说以独白的言说方式表现启蒙者的思想，以内敛的叙述方式展现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显示出了鲁迅小说艺术技巧的高明之处，同时也是现代启蒙者高超启蒙策略的成功。

（三）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双重叙事手法

《狂人日记》采用双重叙事的手法，一是狂人日记式的白话文叙述言说，一是文言小引式的叙事。在日记体的前面，有一段文言文形式的引子表明叙述人发现日记手稿，表面上增加了小说叙事的可信度，从而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双重叙述。因此，小说便有了双重的叙述人，一个是文言文之“余”，一个是白话体之“我”，双重叙述人之间构成了一种叙述的张力，大大地增加了叙述文本的丰富内涵与深刻意蕴“余”与“我”的叙述，建构了一个清醒的世界与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疯狂的世界，这两个文本构成的世界是相互对应并相互对峙的，使得整个叙事呈现出一种复调的关系。这两个叙述世界是整体叙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其中之一而忽略另一个世界都会造成对文本叙述的误读。在前面的文言叙述中，关于狂人已经病愈并赴某地候补的记述，是对后文精神世界的一种对峙与终结。这段文言叙事似乎在暗示，无论狂人多狂思想有多么深刻，终究都被现实所“治愈”，成为一个正常人，为功名利禄而奔波。这种叙事方式似乎在暗示启蒙者的命运。

三、当代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

—以苏童小说《妻妾成群》为例当代文学依然沿袭了与历史的复杂关联，以小说的叙述言说着某种历史的景象。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也在发生着某种改变。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呈现了一个与之前不同的历史图景。苏童将控诉封建淫威的题材建构出一种不一样的文学景象与历史言说。

（一）文学叙事中历史图景的转变

《妻妾成群》中，文本叙述者围绕着颂莲这一关键人物进行叙事，呈现出一个日渐颓败但却充满了诱惑的旧家庭景观。这个即将没落的旧式大家庭中充满了各种利益的争夺、工于心计的争斗、欲望的挣扎与煎熬。历史被作者推到了文学的背后，作为一个故事展开的大背景。作者故意忽略当时一些富有政治与历史意义的人物与事件，而把笔墨倾注在一些对主题表达有价值的事件上。叙事者采用了聚焦的手法，并且这种聚焦是多层次的，即存在焦点的转移。叙事中的聚焦在对某些人事提高重视的同时，也忽略了对其他一些人物与事件的表现。聚焦的焦点在一些人与事之间进行转换。这不是局限于叙事学方面的转换，而是延伸到社会文化领域意味着一些可能非常重大的历史景观在叙事中遭到忽略，而另外一些不那么明显甚至不为人知的历史景观则在叙事过程中得以凸显出来。小说叙事通过叙事焦点的变化表现出这种历史的转变，呈现出一幅独特的历史图景。

（二）小说叙事与历史图景的审美距离

小说中的历史图景呈现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渐渐发展，最终促进了市民社会生活图景的产生。在这一历史图景之中，启蒙话语与政治话语都不再作为一种主流的言说，经济利益与欲望及权力的争斗则占据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妻妾成群》以一种独特的文学话语方式再现了这种历史图景的一个侧面，但同时又与这一历史景观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与其保持了一种文学的审美距离。文本中对这一历史景观的书写，是以一种诗意或审美的态度进行的。比如文中出现的“井”的意象，便是一种象征，暗示着这种生活图景中暗藏的危险性，让人们对其保持警惕之心。陈佐千则象征着一种“古旧文化的历史记忆”他试图从年轻女子身上获得新的生命力，使其生殖力得以保持下去。陈佐千这种意图的落空意味着某些古旧的历史存留依然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与延续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展现出了一种历史颓败的图景与陈旧事物没落的命运。

20世纪文学叙事中既包含对既往历史的解构行为，又具有对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充分展现出文学与历史相互缠绕与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文学叙事中建构了一幅幅多姿的历史图景，背负着种种历史赋予的责任，起到或启蒙、警示，或娱乐的使命。文学正是在与历史的纠葛与缠绕之中，保持着自身的艺术立场与审美距离，介入历史并言说历史，以文学的话语呈现出历史的图景。

历史论文参考篇3

诠释学是一个理解和解释文本的哲学理论，是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作用、理解和解释等理由的哲学体系、策略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

而中国的民族文献学研究，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其理论体系还处于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

因而，从诠释学的视野去讨论图书馆民族文献研究的作用和作用，是对中国民族文献研究理论体系建设的有益探索。

历史论文参考篇4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达到鼎盛，他们“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

人们惊叹于他们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广阔的经营领域，并为他们创造的晋商文化所折服。

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进取敬业的精神是晋商之魂；为世人所赞叹的大院文化、会馆文化、票号文化等，如今已成为山西乃至中华民族丰富历史文化的瑰宝，倍受世人瞩目。

晋商给世人留下了无数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因晋商的推动而形成、发展、繁荣的山西地方戏曲至今仍在三晋大地上放射着璀璨的光芒。

山西素有“中国戏曲的摇篮”之称，明清时期，戏曲演出非常盛行，经久不衰，而且戏种丰富，有梆子腔、太谷秧歌、眉户戏、碗碗腔等多种地方戏曲，其中以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四大梆子最为著名，流播广远，并且对华北地区的其他地方剧种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促成了明清及近代戏曲艺术的繁荣。

追根溯源，山西地方戏曲的形成、繁荣与晋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有的戏剧研究者认为二者的发展是同步的：“山陕商贾发迹于明，兴盛于清，衰落于民国。

梆子戏亦形成于明，盛行于清，衰落于民国。”山西晋中地区有句民谣也揭示了晋商与戏曲艺术的密切关系：“祁太溜子，蒲州戏子。”“溜子”指钱铺、票号，代指晋商。

而晋南蒲州地区的戏曲演员众多，被称为“戏窝子”。

民间将这二者连在一起，可见其关系非同一般。

正是由于许多富有的晋商对戏曲情有独钟，积极出资请班唱戏、承办戏班，支持戏曲演出，才使得许多蒲州籍的戏曲演员红极一时。

晋商爱好戏曲，除个人兴趣外；与“演戏酬神”习俗密切相关。

“演戏酬神”是山西人纪念、供奉关羽的一种形式，是流行于晋商中的商业习俗。

关羽是山西解县人，从明崇祯年间开始，被尊为“关夫子”，成为武圣人，备受朝廷及民间的尊崇。

人们对其顶礼膜拜，为其广修庙宇，其中关羽家乡解州的关帝庙被奉为“天下第一武庙”，与曲阜的孔庙齐名。

由于是同乡，山西人对关羽自然更加崇拜，奉为保护神，县县建有关帝庙。

每逢祭扫、庆典、节日，都要请戏班在关帝庙唱戏，用以酬神，关羽自然是众神之首。

有财力的商人便成为这一活动经济上的主要资助者。

因为，除去与关夫子同乡而对其尊崇外，晋商对关羽还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明清时期，晋商势力迅猛发展，足迹遍布天下，但是商业活动的不确定性与行商途中的艰辛使得精神慰藉成为晋商不可或缺的需求，于是，山西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忠义神勇的关公便成为晋商的保护神与财神，成为他们的精神慰藉。

为表达对关公的尊崇，财力雄厚的商人自然要在“演戏酬神”中慷慨解囊，大力支持，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山西戏曲的发展。

晋商之所以支持山西戏曲的发展，还因为山西戏曲是维系身在异乡的晋商群体的一条精神纽带。

明清晋商经商多在千里或万里之外，长时间远离家乡，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自然难以言表，听一听带有浓重乡音的家乡戏可以略减思乡思亲之情。

于是，身在异乡的晋商们便经常不惜重金邀请家乡戏班到他们商埠所在地演出。

山西商人在商业重镇多建有山西会馆，会馆内多筑有戏台，每逢年节便请班唱戏，同乡们借此时机欢聚一堂，祭神祀祖，联络情感，交流信息。

晋商以会馆为中心来联络感情，形成团结的群体，维护他们之间感情的最好纽带就是家乡来的东西，会馆戏台上的乡音乡曲正是联结“身在异乡为异”的晋商群体最好的精神纽带，同时也为晋商孤寂苦行的商旅生涯带来一缕清风、一丝慰藉。

于是，山西戏曲成为晋商的所爱，晋商的生意到了哪里，山西的戏曲活动就兴盛到哪里。

商路即戏路。

由于晋商对家乡戏的钟爱，随着商路的拓展，山西戏曲尤其是梆子腔也逐渐走出三晋，传及全国，从而在清朝后期引发了一场梆子戏的盛行热潮。

梆子腔又称秦腔，也叫山陕梆子，因其粗犷悲壮，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清初传入北京时并不为士大夫们所欣赏。

但由于晋商们不吝重金请班演出、资助捧场，终于在同治、光绪年间，使梆子戏在北京极一时之盛，并进入清宫，成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喜爱的戏曲艺术。

在北京，义顺和、宝胜和是最为著名的两个梆子戏班，主要演员大多是山西名伶，如三盏灯、盖天红、水上漂等。

因晋商的捧场，这些演员名噪一时，甚至有“三盏灯进了京，买卖人发了疯”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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