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东亚省西北研究所及其调查活动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其殖民地和占领地建立了一系列民族研究机构，进行了广泛的民族调查，为殖民占领统治提供政策理论依据。1944年春在伪蒙疆政权首府张家口设立的西北研究所即是其中之一。该研究所成立后，一是与日本民族研究所合作，进行了蒙疆地区内回民现状的实地调查；二是用半年的时间进行了蒙古草原生态和游牧关系的调查，为日本军部的政策立案、宣抚、制定经济掠夺计划作先行性基础理论研究。

[关键词]蒙疆政权；善邻协会；西北研究所；蒙古生态调查；回民调查

[中图分类号]K265.61；K26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1－0155－05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占有台湾、朝鲜等殖民地并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二战中，日本又占领了中国部分领土及东南亚各国。随着占领地的扩大，占领地内的民族成分亦趋复杂。对日本来讲，民族学知识作为推进战争的必要学问愈受重视。当时日本在殖民地及占领地，由殖民地统治机关的调查部门、日本政府的研究机构、军部所属的各种研究机构等进行了广泛的民族调查，为其制定在殖民地、占领地的民族支配政策和掠夺计划进行先行性理论研究。1943年1月，日本在东京设立了民族研究所；1944年在伪蒙疆政府的首府张家口设立了西北研究所；在台湾设立了南方文化研究所。这些研究机关由于是战争末期设立的，实际的调查活动只进行了一年左右时间。战争中关于民族学的调查，其从事者也并不仅仅限于专攻民族学的研究者，西北研究所从事民族研究的研究者即多为生物学或动物学出身。

本文就日本在张家口设立的西北研究所从其组织到研究，以及日本在其大陆政策中期待其发挥何等作用等，追溯该研究所设立的社会时代背景与进行的调查活动，从研究机构及其调查活动这一特殊侧面揭露日本的大陆政策。

一、西北研究所设立的背景及经纬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了伪满洲国，内蒙古东部地区亦在其控制之下。为了继续推进其“满蒙”扩张政策，关东军在东部内蒙古的情势“安定”之后，1933年春又制定并开始逐步实施向内蒙古西部地区扩张的“内蒙古工作”。当时，伪满洲国的成立已经使日本在国际上非常孤立，若再武力西侵，更为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所不容。因此，关东军所谓“内蒙古工作”的初期目标是企图通过文化侵略的方式先行铺路，最后达到控制西部内蒙古的目的，故而规定内蒙古工作“不能无视国际情势采取激进措施，而应当通过经济、文化等稳健工作”…来进行。即作为内蒙古工作的第一步，其做法是欲笼络怀柔这一地区的蒙古族、回族，通过设立教育机构和医疗设施来向这一地区渗透，并在这些机构设施中设立收集情报的特务机关。

根据上述方针，为了推进内蒙古工作，1934年1月，在日本军部的策划下，成立了其下属的外围团体、文化特务机构财团法人“善邻协会”。最初协会之下设有东京本部、善邻学寮、新京(长春)事务所、内蒙支部(多伦)等机构。在日本国内，协会主要负责出版调查和蒙古留学生事务的接受工作。在内蒙古现地，协会的任务是协助关东军收集情报、密切日蒙关系；进行教育、文化、医疗活动及对蒙古的调查研究，开始向这一地区进行文化扩张。

1937年7月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关东军发动察哈尔战役，从8月末到10月中旬，相继侵占了张家口、大同、绥远等地，随后在这些地区分别成立了察南、晋北、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三伪政权。1939年9月1日，三伪政权合并，成立受日本驻蒙军“内面指导”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一般称之为“蒙疆政权”。

关东军进行察哈尔战役时，善邻协会人员尾随其后，在协助“宣抚”、“接收”的同时，在新占领地区又陆续开设了诊疗所、日本语学校。1938年2月，根据驻蒙兵团的指令，善邻协会撤销了在新京的事务所，在张家口设立了该会的“在外本部”，并将原设在东京的协会调查部于12月迁到了蒙疆。该调查部发行《内陆亚细亚》、《蒙古》等杂志，对以前各个时代、各国对蒙古的政策以及蒙古族寻求民族自治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进行研究，为军部的对蒙古战略提供理论依据。遵照关东军参谋长指示，“善邻协会不仅仅要进行蒙古文化工作，而且应该关心西北问题”。1938年设立了回教研究所，出版《回教圈》和《概观回教圈》，进行关于伊斯兰教的基础研究和回民工作。1940年5月，善邻协会分成东京的“善邻协会”和张家口的“蒙古善邻协会”两部分。

作为“北进”的试探，1939年5月到8月日本挑起了诺门坎事件，结果关东军大败。日本在认识到苏联军事实力的强大后，向东南亚侵略扩张的“南进论”抬头，日本的对苏战略由进攻逐渐转入防御。此后的对苏战略主要是探测苏军的动向和为进行防卫做军备储备，即采取以增产和储备粮食及燃料资源为中心的政策。日本驻蒙军和关东军的主要任务也就随之变为警戒并分析苏联何时进攻“满洲”，收集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情报以及为准备进行“西北工作”对伊斯兰教徒的动向进行分析研究。向日本及伪满洲国提供煤、铁矿石、羊毛等农畜产品和“提高民生”则成为日本在蒙疆的中心工作。对蒙古的宣抚工作，除对政府要人继续笼络外，其余都不是重点。

日本控制蒙疆地域后，“认为应该由蒙疆供给的原料品第一是国防工业、重工业的基本原料，尤其是铁矿石和煤炭。第二是重要的军需资源——羊毛。当时日本国内仅能基本自给的重工业基本原料煤炭随着需求的增大已经不能充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九·一八’事变后形成的‘日满经济圈’虽然一时提供了丰富的铁矿石和煤炭，但随着后来军事国防工业的膨胀以及日中战争的开始，日本的国防资源依然不能摆脱依赖海外市场的状态”。所以控制蒙疆地区后，日本将该地区作为掠夺工业原料及军需物资的基地。尤其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军费开支浩繁，物资罄尽。为图残喘，日本实行“以战养战”政策，开始加紧对殖民地和占领地的经济搜刮。在伪蒙疆地区，指使伪政府提出“粮食就是子弹、羊毛就是火药、人力就是武力”的“生产协力”三大原则，加大了对蒙疆地域经济的掠夺力度。蒙疆地区的铁矿石、煤炭、羊毛等畜产资源成为日本加紧搜刮的对象。

从军事背景讲，日本在战争末期设立的研究机关，都带有强烈的军事目的和色彩。西北研究所亦不例外。在日本败色愈浓的1944年，在张家口设立西北研究所，实际是想以西北研究所为幌子，派谍报人员随西北贸易的商队进入西北，以获得、分析西北地区以及苏联的情报。当时任西北研究所所长的今西锦司在战后回忆道：“如果战争长期化，日本打算将军事势力向西北方面延伸，我所任所长的西北研究所大概就是为此做先行调查工作的”。

如前所述，日本设立西北研究所前，1943年1月在东京设立了规模庞大的文部省直属的民族

学研究机构——日本民族研究所。“它是日本军方为进行占领地域的调查为目的而设立的”研究机构。该所汇集了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各个方面的专家，欲综合研究占领地的民族问题，为日本进行占领统治提供政策建议。该所计划将日本的占领地分为五个部门，各个部门配备专任研究员2～3名、助手10名。

民族研究所设立后，计划扩充研究员和助手。民族研究所专任研究员的录用在研究所设立后按预定计划实施，但由于“战况恶化”，该所助手的席位没能及时补充。原来设想的在占领地设立支所进行现地调查，出版民族学杂志的计划，亦由于战局的“恶化”被迫中断。于是，利用此时几乎名存实亡的原善邻协会调查部，在既无空袭，物资供应又相对丰富的占领地“乐土蒙疆”设立大东亚省所属的文化机关西北研究所被提上了日程。即文部省由于预算的关系扩充民族研究所有困难，就用大东亚省的预算建立了实质上的民族研究所海外支部——西北研究所。因此可以说西北研究所的设立，是日本民族研究所设立后的延续。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多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出身。这与江实的斡旋有关。江实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曾任日本关西大学讲师，专攻东洋史，1939年12月起任蒙疆政府蒙古文化研究所主事，从事蒙古地方的土地制度的调查研究(江实战后任日本冈山大学教授)。日本学界门阀现象严重，日本决定设立西北研究所后，江为设立以今西锦司为首的京都学派为中心的研究所尽力奔走，所以后来成立的西北研究所，其人员为京都帝国大学出身者垄断。

如前所述，1940年5月，原善邻协会分成东京的“善邻协会”和张家口的“蒙古善邻协会”两部分。1944年3月，张家口的蒙古善邻协会缩编，改称“蒙古善邻调查所”。原协会调查部虽然继续存在，但由于军部的压力②、协会内部的问题、调查部内人员的应召入伍及退职等原因，已经有名无实，人员仅剩菊地杜夫一人。1944年春，在蒙古善邻调查所调查部的基础上，改组为西北研究所，属日本大东亚省张家口大使馆事务所管辖。

西北研究所所长为今西锦司，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讲师。副所长石田英一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帝国学士院东亚民族调查委员会、民族研究所嘱托，民族学专业。所员有藤枝晃(东洋史)、矶野诚一(社会法学)、酒井行雄(心理学)、甲田和卫(社会学)、菊地杜夫、加藤泰安(经济学)、野村正良(语言学)、森下正明(昆虫学)、中尾佐助(植物学)、和崎洋一(地球物理学)、梅棹忠夫(动物学)、山崎忠、酒井功、矶野富子等14人。

二、调查研究活动

西北研究所成立后进行的有关蒙疆最大的调查课题是从1944年9月到1945年2月进行的以蒙疆蒙旗地带的察哈尔盟大部和锡林郭勒盟的东、西苏尼特旗为对象的蒙古草原生态体系及蒙古游牧论的调查，具体包括关于家畜的收容能力的实际状况、家畜增产的具体对策的综合调查。调查队长为所长今西，成员有加藤、酒井、中尾、和崎、梅棹等五人。调查队1944年9月6日出发开始调查。

1936年冬季，察盟、锡盟、乌盟的大部曾受严重雪灾，牲畜大量死亡。但当时的主要受灾地区，既不通铁路又不通公路，几乎没有记录下可利用的调查资料。受灾原因一般认为是由于当地的畜牧生产方式是原始的游牧生产方式。日本欲对蒙疆地区的传统畜牧生产方式进行改良，实现牧业经济近代化，为其战争经济服务。日本畜牧专家提出防止“冬害”和“冻害”的对策是奖励储存干草，设立冬营地，放弃游牧，计划实行牧民的集团化和定居化。当时为了改良牧业，由日系技术人员选定了几个场所，修建了冬营地。可惜他们不听当地人的建议，把冬营地置于无人前去放牧之所，结果浪费了不少的人力财力，效果并不理想。

今西曾参加过1939和1940年满铁和兴亚院组织的蒙疆调查。他认为前两次的调查，主要是在交通便利之地，即在铁路线或主要公路沿线进行的，利用交通工具为汽车，与当时日本搞的其他调查无多大区别。今西认为当时提出的调查报告是“散漫的预备调查的泛滥”，指出此次调查不仅将调查目的设置在独特的“建立草原生态学”基础上，而且要解决以前调查遗留的问题。所以这次调查一是要避开交通便利之地，二是不在气候条件良好的夏季进行。今西认为欲“重新陈述游牧论”，必须到雪灾的重灾区进行冬季调查。为了避免走马观花并由于当时汽油紧张，此次调查为骑马旅行。

调查路径今西也以生态学为中心进行选择。所定调查路径为从太仆寺左旗(今锡盟太仆寺旗贡布拉嘎苏木)的草原地带进入干燥的浑善达克沙漠，从东南向西北横断穿越。这是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域，生态系相同，但因横断沙漠南北，可以观测到不同的生态系。调查的最大目的是有关游牧的科学分析。即由于1936年雪灾，作为决策如何防止牲畜减耗的前提条件，有把握游牧实态的必要性。当时的研究认为游牧是规则性的季节性移动，是根据牲畜的食粮草场情况进行游牧移动。但该调查队研究了数年移动图后，得出移动并不规则的结论。即如果说游牧的第一要因是草生状况的话，应该是草生状况良好的地方移动少，草生不良地区移动频繁。但移动多的地方是乌珠穆沁地方，这是草生状况最好的地区，并不符合前述结论。调查队认为，游牧移动的原因有人或牲畜的疾病、喇嘛的占卦等，非合理性因素很多。这一结论是导致梅棹等从生物学、动物学转向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原因。京都学派研究的最大特征是不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进行跨学科横断研究，这对确立京都学派战后在生态学、民族学上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调查，驻蒙军参谋部为调查队提供了武器及地图。调查队最远到达外蒙古边境。在路程选定方面驻蒙军可能有过提示，调查路径主要由考察队从学术调查的目的出发选定，没有军方的要求。调查中由于没有从军方手中得到当时属于军事统制品的胶卷，所以未能进行照片拍摄，所有的记录都是现场素描绘图。从考察中没有得到特务机关的给养补充和提供食宿等方便来看，可以说没有军方的组织性援助。

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完成全程调查的只有今西、中尾、梅棹三人。蒙古草原调查队1945年2月返回张家口后，3月14日举行了成果报告会。6月，今西和梅棹随京都大学的内蒙古草原生物调查队在太仆寺左旗进行了调查旅行。

特务机关与西北研究所尽管没有直接关系，但在调查研究的实施阶段，并不是完全无关。如1944年蒙古调查课题组矶野诚一夫妇的西乌旗人住调查，宿舍的选定、物资的补给、调查地的选定、调查许可等都必须与当地的日本特务机关联络。但关于研究题目和调查内容，大东亚省并不干涉，调查人员自由设定研究题目。

西北研究所存在期间进行的另一项重要调查是有关蒙疆回民的实态调查。与蒙古的生态调查相比较，西北研究所的蒙疆回民调查军事色彩浓厚。

二战时期日本军方、政府及民间各部门为了各

自的目的，竭尽全力进行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的调查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的研究是由众多的组织以各自为政的形式进行的。这一时期的日本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的调查研究，与军部有关的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战时并没有建立起一体化的伊斯兰研究机构。如前所述善邻协会于1938设立了回教研究所，出版了《回教圈》和《概观回教圈》，进行关于伊斯兰教的基础研究和回民工作。日本占领蒙疆地区后，大陆政策的下一个侵略目标是进行所谓“西北工作”，即欲向甘肃、青海、新疆和中亚等地区扩张。因此了解中国西北及中亚情势、储备向这一地区进行扩张的人力资源被提上日程。1939年4月，善邻协会在厚和设立了培养将来在蒙古、中国西北工作的文化特务的堵蓼教育机构——兴亚义塾。该塾只招收日本人，塾内设有“蒙古班”和“回教班”。“回教班”学员在塾内学习汉语、阿拉伯语、中亚史、内陆亚细亚概观、回教事情等。塾外教育分散在京包铁路沿线的包头、厚和、张家口、北京等地的清真寺内，学习汉语、阿拉伯语及熟悉回教事情。这些人被日本军部和善邻协会看作将来继续向西侵略扩张，即进行所谓“西北工作”的文化预备力量。

当时日本的内陆亚细亚战略是，在隔断苏联对中国援助的同时，对苏形成包围网，所以日本极其重视对西方伊斯兰教徒的怀柔宣抚工作。据中生胜美对战时中国穆斯林状况的分析研究，当时日本军部试图组织由日军做后盾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利用当时著名的回教领袖马震武，建立类似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回教徒傀儡政权。由此，向各地的清真寺配属了日本顾问，目的是试图将伊斯兰教徒组织化。但当时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社会的性质、清真寺的凝聚力等问题不明点很多。于是军部将这一任务委托给民族研究所调查，要其搞清中国伊斯兰教徒社会的组织情况。

1944年夏，日本民族研究所派岩村忍、小野忍、佐口透前往张家口，与西北研究所合作，开始了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的调查。岩村的调查内容主要为伊斯兰教徒的历史、宗教组织、清真寺、宗教指导者及有力者名簿的作成等。佐口透调查穆斯林共同体、宗教生活秩序、习俗。小野忍负责关于教团的调查。

中生胜美的研究介绍了这个调查组在包头对苏菲教派哲合林耶教团进行的采访活动以及哲合林耶教团为应付日方的调查而采取的一些措施。

据张承志说，日军向教团提出调查要求后，教团对派谁来应对日本人的调查问题进行了内部磋商，最后决定由从北京到宁夏学习伊斯兰教的年轻的伊玛目前去包头应对日方的调查，以此应付日军。那时前去应答调查询问的伊玛目是张承志父亲的朋友，他曾将那时的情况直接向张承志讲述过。哲合林耶教团第八代“穆热师德－Murshid”(教团领袖)马震武当时蛰居在京。日军特务设想像“满洲国”的溥仪及“蒙疆政府”的德穆楚克栋鲁普那样，推出马震武作为第三“满洲国”的首领。但据说国民党政府对此已有防备，蒋介石令其下属从北京将马震武带到香港，最后在重庆加以监护。岩村忍的调查组去包头调查哲合林耶教派恰恰就是这个时期，所以绝不能向日本人透露马震武的去向就成为教团最重要的原则。据说教团方面对此调查也感到十分棘手。由北京来的年轻学生回答调查问题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了解到哲合林耶教派内部的真实情况。同时，为使日本人得不到详细的资料，教团方面事先设定好了回答的内容。为此，在战后由佐口透整理的当时的调查资料中虽然列举了哲合林耶教团信仰的重要文献，但没有重要经典的具体名称。

岩村等调查归国后，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大学新闻》1944年11月11日号，发表了当时的调查概要。战后，又将当时的调查成果出版。其中岩村忍的研究最具概括性，可以说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调查意图，即怀柔伊斯兰教徒，为建立与日本“协力”的伊斯兰教徒组织进行理论及基础作业。如果重新评价这些研究的话，可以明确地说岩村的研究是围绕当时的军事目的的产物。但由于当时关于中国回民社会的研究很少，他们的研究作为梗概性介绍读物，得到了一定的肯定。因为是配合军方的意图进行的调查，也受到了一部分研究者的批判。

三、结束语

在张家口设立的西北研究所，存在不足两年即消失，但对战后日本的民族学研究影响很大。众多在满铁以及伪满洲国的调查机关任职的日本研究者，由于战乱研究资料大多散失，西北研究所的成员也于1946年陆续回国。今西锦司和梅棹忠夫将西北研究所的野外调查记录、成果原稿等大部分带回了日本，战后以各种形式陆续出版发表，形成战后日本民族学研究领域的“京都学派”。西北研究所尽管存在时间短，但聚集了战后给予日本民族学界巨大影响力的研究者，颇具传奇色彩。

(责任编辑：许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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