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营运中心计划”与“科技岛”建设方案

“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提出

1991年台当局“六建计划”一提出，当时就引起很大争议，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加上预算过于庞大，规模比蒋经国时代的“十大建设”有过之而无不及，必须大量举债，遭到当时在野的民进党强力杯葛，甚至连国民党内部很多人也持有异议。

“六建计划”率先开启了台湾财政赤字的大门。1991年至1993年间，岛内公债发行量从1450亿元新台币增至3409亿元，到了1995年，各级政府债务总余额高达2.3万亿元新台币，从此再无收敛的迹象。

由于岛内政治斗争激烈，随着主导推动这一计划的负责人郝柏村下台，1993年2月连战继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紧急检讨改进、缩减和停止耗资庞大的财政开支，维持近3年之久的“六建计划”至此草草收场。

连战继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后，提出了新的“振兴经济方案”，该方案提出的长期目标就是要将台湾建成“亚太营运中心”。

这一概念其实最早是由日本经济学者大前研一在1993年提出的，时任经建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萧万长采纳了这个想法，并将其作为接下来几年国民党的经济政策主轴与口号。该方案提出后，“亚太营运中心”的具体计划由萧万长领导策划，并交由美国麦肯锡公司进行评估。

1995年1月，台湾行政主管部门正式开始实施“亚太营运中心计划（1995—2005年）”，以10年为期，分三个阶段实施，该计划因此也被称为“跨世纪大行动”。

“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信息化社会所需的法制环境，简化行政流程及提高效率，建立全面参与制度和高度自由化、国际化的无障碍环境，促进商品、劳务、资金、人员、资讯的流通，吸引跨国公司及岛内企业以台湾作为经营东亚市场的据点。

该计划短期目标是在两年内完成相关法规的修改，修改的主要方向是大幅放宽资金、人员、货物与资讯的自由流通。中程目标是到2000年，完成硬件建设。该计划长期目标是将台湾建成制造业中心、海运转运中心、空运中心、金融中心、电信中心与媒体中心等六大中心。通过自由化、国际化、效率化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最终把台湾建设成“科技岛”。

其中，制造业中心的目标是进一步改善投资发展环境，加速建立新的竞争优势，推动台湾成为世界级的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的中心，以维持台湾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在21世纪进入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林。预计到2005年，制造业以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为主，年产值达到3000亿美元，建设成20多个智慧工业园区；其中“十大新兴工业”产值达74亿美元，技术密集产品占制造业比重40%。在策略上将继续运用《促进产业升级条例》等政策性工具推动制造业升级，并将积极修订与调整现行相关法令与制度，使产业界在更自由、高效率的环境下进行投资与发展。其主要工作重点为：强化研究发展体系，并加强推动科技发展专案计划；重点推动高科技与高附加值工业的发展；规划设计智慧型工业园区；调整加工出口区的功能；促进中山科学院等军事科技部门协助产业技术的发展；加强投资业务功能的整合，积极推动有关投资计划。

海运转运中心的目标是建立台湾的海运转运中心的地位，利用海运航线后勤网络，建立以台湾为核心的区域性产业垂直分工的新经济体系，加速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每年增加150个TEV（20英尺长标准集装箱）的转运量，创造120亿元的转口海运市场。其工作重点为：以“境外航运中心”带动海运中心的发展；以港际整合因应国际竞争；以航港体制改革巩固海运中心基础。

空运中心的目标是建立航空转运中心的地位，利用便捷的航空客货运后勤网络，促进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及经济转型。预计到2005年，空运业进出口货物量达到110万吨，客运量1900余万人，建成“航空城”。工作重点为：将中正机场的功能由终点型改建为轴心型使其具有更大的“扩散性”功能；以整合航空快递业带动航空货运转运中心的发展；以机场为核心规划建设航空城，扩大空运中心的发展纵深及效益。

金融中心在完善境外金融市场方面的重点工作是：继续扩大及增加境外金融业务；发展联贷及证券业务，发挥筹款中心功能；以东南亚及大陆为台湾国际金融业务分行腹地，扩大境外金融市场规模。在健全岛内金融市场方面：吸引外国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参与岛内市场，提高岛内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健全扩大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股票市场及期货市场的发展；推动金融资产管理业务。预计到2005年，建设筹款中心，外国银行汇入150亿元新台币，外国券商汇入50亿元新台币，外国期货商汇入25亿元新台币。

电信中心的目标是通过创造国际竞争优势加速经济转型、支援各类区域营运中心的发展、提供资讯化社会良好的发展环境。预计到2005年，电信业达到移动电话普及率20%，中华电信公司一期投资106亿元新台币。工作重点为：推动电信产业的自由化；推动专案性电信港的建设；提高通讯、资讯基本网络的质量。

媒体中心的主要目标是塑造台湾国际化、自由化的媒体事业新环境；发展台湾成为全球华语影视节目制作中心；建立平面与立体媒体结合的完整的传播体系；预计到2005年，媒体行业年产值达到2000亿元新台币。

1995年，台当局各部门共提交了29个与“亚太营运中心计划”有关的亟待修正的相关法案和73项行政命令。在法案方面，通过9项，主要包括：航业法、管理外汇条例、营业税法、营业秘密法部分条例的修正、集体电路布局保护法、电脑个人资料保护法等。在行政命令方面，通过51项。法案和行政命令的通过率分别为31%和77%。

在六大中心中，金融中心的政策调整进度最快。1995年，台当局已放宽外国法人投资股市额度上限、修改证券商设置标准、开放证券金融公司设立等。在制造业中心方面，原定计划基本得以完成，如外资项目改为投资负面表列、放宽侨外来台投资项目、将厂商对大陆间接投资项目扩大到4895项、废止技术合作条件，取消审核手续等。在电信中心方面，1995年9月，30多年来没有敢碰的电信费率终于降价，调整后的国际电话费率与香港、新加坡等基本相近。1996年1月，电信法修正案获得通过，电信业经营权和行政权一分为二，电信业市场走向自由化。

另外，台湾经济主管部门已开始规划建立自由贸易区，初步规划高雄出口加工区由单纯的加工出口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将加工出口区的宗旨修正为促进投资和贸易发展并重，还设想将高雄加工出口区转型的自由贸易区和楠梓出口加工区转型的科学园区连成一气，以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与此同时，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还着手研究规划将云林县离岛工业区也发展成为自由贸易区。在此基础上，大幅放宽区内事业所受限制，区内功能较出口加工区更为广泛，使之先行一步，为全岛成为营运中心的示范。

在吸引跨国企业入岛设立营运中心方面，台湾与数十家国际知名企业签订了“策略联盟”意向书，包括美国联邦快递、UPS快递公司等宣布将在台湾设立转运中心。这些跨国公司的平均协议投资金额均超过2亿美元，其中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决定在台投资6.1亿美元，设立亚太地区地面航管系统生产、维修营运中心。这些公司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产业类型主要是：计算机业、通信设备业、运输业和制药业，经营目的主要为生产性的营运中心、转运性营运中心、技术研发性营运中心、综合性营运中心、以大陆为目标的营运中心等。

连战、萧万长等人提出该计划的一个重要考虑有三，一是顺应国际跨国公司经营方式的转变。当时，跨国公司为适应全球经济形势的新变化，纷纷改变过去集权式的经营管理方式，而是采取分权管理，即在全球各经济区域设立区域营运总部或营运中心，统筹跨国公司在该区域的业务。20世纪9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在亚太地区的区域总部大都集中在香港、新加坡等地。“亚太营运中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经济体制的自由化、国际化，增加台湾对跨国公司设立营运总部的吸引力。

二是适应岛内产业结构的调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经济进入新一轮转型，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台湾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在短短10年间其占GDP份额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达到60%以上，成为台湾经济的主导产业。台湾开始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这期间台湾第三产业的崛起，主要靠当时岛内市场的扩张和台湾经济体制自由化带来的政策变革效应，具有典型的内需特征。由于岛内市场扩张潜力有限，在后工业化社会有必要增强第三产业特别是功能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开拓海外市场，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六大中心中，其中五大中心均属于服务业范畴。因此，“亚太营运中心”又被岛内称作“第二次外向型革命”，即六、七十年代台湾通过出口导向工业发展战略将工业推向国际，为“第一次外向型革命”；此次又将功能性服务业推向国际，因而是“第二次外向型革命”。

三是当时两岸关系出现良性互动趋势。在1992年两岸海协与海基两会达成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后，两岸实现了“汪辜会谈”，两岸政治关系由于有了“九二共识”这个基石而大大缓和。同时，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大陆掀起新的改革开放高潮，经济蓬勃发展。1992年和1993年台商赴大陆投资再次掀起高潮，推动了两岸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正是由于两岸关系的缓和，使台湾经济发展以大陆为主要腹地的实现可能性增加，也是连、萧等人提出“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重要背景。

从当时国际及岛内经济形势看，“亚太营运中心”不失为一个颇具前瞻性的计划，若照此计划实施，不仅有助于加快台湾经济的转型、提高台湾经济在亚太地区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对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也颇有助益。但该计划最终流产，其原因主要来源于岛内台独势力的政治考虑。

台湾“亚太营运中心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和达成目标，与两岸经济关系密切相关。连、萧等人提出“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目的之一就是鉴于大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外资加快赴大陆投资，欲借助台湾与大陆同文同种、两岸经济关系日趋密切以及台湾的优势地理位置，将台湾建成国际资本进出亚太地区特别是大陆的重要门户。

根据美国麦肯锡公司的评估，台湾要建成“亚太营运中心”，至少50%以上的市场腹地须在大陆，尤其海运转运中心80%以上要借助于大陆市场。开放两岸直航是台湾实现“营运中心”的关键。实际上，随着大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两岸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大陆市场在“亚太营运中心”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因此实质上，打造“亚太营运中心”的目的就是要在台湾经济步入转型期后，尝试走一条以大陆为重要依托的经济发展之路。

于是，在“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实施后，台当局内部连、萧等人开始重视发展两岸经济关系，不仅提出以“市场法则”作为处理两岸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应对两岸无法直接“三通”的现状，于1995年颁布《境外航运中心管理办法》，连战还提出“两岸经贸特区”的构想。不久，两岸实现了“试点直航”，两岸“三通”形势出现了乐观的前景。

但是，随着时任台湾领导人李登辉“台独”面目的逐渐显露，“亚太营运中心计划”以大陆为腹地的做法不仅越来越不符合李登辉的口味，对其推动“台独”的政治目标也构成新的障碍。1996年李登辉访美，导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当年8月，李登辉在提出限制台商赴大陆投资的“戒急用忍”政策的同时，对“亚太营运中心”也大加抨击，认为“亚太营运中心计划”是“鸠占鹊巢”，借发展台湾经济之名，行两岸“三通”之实，在两岸“三通”问题上投入了“过多的精力”，进而提出以“根留台湾，加强建设”，“戒急用忍，行稳致远”的政策口号，使“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实施最终名存实亡。

“科技岛”建设方案

在分裂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李登辉对“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发出质疑，一心要改弦更张，将该计划中其余部分略去，只保留制造业中心部分，并且做出修改，提出以后要集中火力以制造研发为中心，将台湾建成“科技岛”。

所谓“科技岛”建设方案，其目标主要包括：

1.建立亚太研究重镇。即到2000年初，台湾要拥有世界著名的研究人员及研究机构，在若干基础研究领域中做出世界级的重要贡献，成为亚太地区的研究重镇。

2.建成亚太高科技制造中心。即到2000年时，整体制造业的研究经费占营业额的2%，每人年产值为12万美元，制造业从业人员中有5%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成为“工业化之已开发社会”；技术密集产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50%以上，且技术的输出逐年提升，与输入趋于平衡；更多的岛内科技公司发展为跨国公司，促成其他世界级公司来台建立策略结盟，使台湾成为亚太科技制造中心。

3.建立“科技化社会”。即在岛内适当地区设立核心科学园区，每个园区容纳200家高科技公司，营业额每年达4000亿元新台币；在核心科学园区附近，由官方或民间建设智慧型工业园区及其他卫星科学园区，以吸引相关配合产业，加速形成“高科技产业群”；以核心及卫星科学园区为基础，结合城乡发展及社区文化，规划建设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城，使科技事业与社会发展齐头并进；到2005年前后，“资讯通信基本建设”及各大交通建设相继完成，将各研发单位、产业、服务业、科学园区及科学文化城等相连成网，形成一个“科技岛”的架构。

其实，李登辉提出以“科技岛”为建设目标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因为当时作为台湾制造业龙头的电子信息产业，其基本发展格局是自日本进口原材料和技术设备，出口至欧美，与大陆方面关联不大，台当局又严令禁止岛内半导体晶圆等高科技产业投资大陆。将台湾建成“科技岛”，其实质就是要走回依赖日本、美国的经济老路，以此增加对大陆经济的自主性，为未来实现“台独”目标奠定经济基础。

然而，由于大陆方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了大批台湾电子信息企业，以及车辆、机械、化工、精密机床等制造企业来大陆投资建厂，出现“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和出口”，甚至“大陆接单、大陆生产和出口”的模式。“科技岛”建设方案企图割裂台湾与大陆的联系，最终不仅失去这些外移的制造企业作为依托，更失去了大陆广袤腹地作为市场支撑，那些规划美好的远景大多未能实现，反而是后来大陆成为了全球制造业中心，并促成了大陆高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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