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外交要有“中国方案”
演讲、公开撰文、座谈对话等多种方式向驻在国各界宣传介绍我国发展成就和理念。
外交外事部门的同志也加强了同国内媒体、学术界、民间组织以及普通民众的交流沟通。这些做法对塑造我国良好形象、营造有利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公共外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也离不开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从国外经验看，企业、非政府组织、智库、学者等社会力量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能够发挥政府部门难以替代的作用，而且效果显著。我希望，研究院在成立伊始就要重视公共外交这一新领域，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所创新，为我国公共外交发展贡献力量。
“智库”的建设关系到中国的未来
中国有必要建立世界一流的智库。我在外交外事战线工作了40多年，与国外许多官方或民间的学术机构、智库打过交道，深感它们在本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中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做得比较成熟。比如美国在政府部门和智库之间形成了“旋转门”机制，可以让学者和官员实现身份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依托政府部委、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高校等机构，我国在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领域逐步建立了一批智库。
但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我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和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和我国外交工作的实际需要。我国的智库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参与度还相当有限，还缺乏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那样有实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智库。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一是理论建设。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趋势，加强对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的系统性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既要不断发掘中国“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文化传统的潜力，也要汲取世界上合理、先进的理念，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易为外界理解接受的国际关系理论。要与国内其他智库、研究力量加强合作，逐步形成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扩大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当前尤其需要加强对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研究，充实其理论内涵，增强其说服力和影响力，争取更多国际理解和认同。
二是战略研究。要紧密结合我国外交实践，加强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工作中重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既要重视国家安全战略、对外战略、外交战略这些重大的战略性领域，也要加强对国际格局、体系、秩序变革、大国关系、气候变化等战略性问题的研究。要善于见微知著，增强研究的前瞻性和预见性，从国际形势的动态变化中看全局、抓趋势、找规律。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尤其要关注以下战略性问题：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形势走势，主要大国内政和外交走向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国际体系改革和加强全球治理的前景，我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变化等。
三是引导公众。作为外交领域的智库，不能“关门”搞研究，而应打开门“请进来”、“走出去”，加强与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联系互动，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外交智库开展公共外交，重点应放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向世界介绍中国，帮助国外公众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政策理念；另一方面向国内公众介绍世界和中国外交，增进他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中国外交政策举措的理解和支持。各位专家学者在引导舆论和民意方面有优势，通过在电视、网络上做访谈，在报纸、刊物上发文章，同国外同行、媒体和政府部门进行交流沟通，来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
四是政策建言。作为有政策影响力的咨询服务机构，智库不能坐而论道，必须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积极建言献策，做到务实管用。要争取能够及时就政府和社会关心的重大问题提出有的放矢的看法和政策建议。比如，中国如何化解与周边地区有关国家的岛屿和海洋权益争端，如何有效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个问题就很值得研究。同时，也要加强对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全球和地区安全、国际热点和焦点问题的研究，多提出“中国方案”。
（摘自11月17日唐家璇在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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