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思想史研究
[摘要]长期以来，在思想史的研究上，学术界也一直存有争论，其中主要集中在“思想史”的概念界定和内涵限制上，从而致使我国的“思想史”研究总是在原地打转。到了近代，我国史学研究开始由“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型，这也促使“思想史”的研究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上。随着这些变化的出现，许多史学工作者为“思想史”研究进行了更深入且有价值地新的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思想史”；研究困境；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新史学”
一、对思想史研究变化的阐述
一直以来，在“思想史”的研究上，我们很难准确地界定“思想史”的概念、内涵及其外延。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思想史研究范围应该是侧重于某个专门领域，如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就把“学术史”或“政治思想史”称之为“思想史”，胡适称之为“哲学史”等；相反有的学者认为思想史所包含的范围应该是很广泛的，涉及政治、哲学、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社会、伦理、宗教、科学技术、民族、民俗……等等思想。随之而来的是，思想史研究出现了两种困境：前者若是侧重于某一领域，出现了与专门思想史学科研究重复的后果，后者由于研究对象涵盖的极为广泛，没有具体的规定，也给思想史研究带来很大的困惑。
到了近代，我国史学研究开始由“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型。“新史学”的发展，给思想史的研究也带来了新的契机。
第一，研究方法新潮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许多史学家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用于思想史的研究，比较著名的有吕振羽、侯外庐两位史学前辈。1937年吕振羽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写成的“中国思想史”方面研究的拓荒性的著作。另外，侯外庐先生也是我国当代专治思想史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就是一明显的例证。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思想史研究又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外国学术界的交流加强，“新史学”研究的步伐加快，在思想史研究上，葛兆光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上，他在《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一书的自序中谈到：“过去，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似乎已经有了固定的写法，一是我们戏称为‘大号哲学史’的叙事脉络，说是思想史，其实是把可以称作‘哲学家’和‘哲学’的精英与经典，加上一些所谓‘背景’加以叙述，构造出一个思想史的‘系谱’，入不了‘哲学史’法眼的思想还是不够资格进入思想史。二是进步与落后，或者换个方式说唯物与唯心的‘对子’，充当了思想史分析的基本价值标准，或许还可以加上盛世和衰世，以及‘豪族’或‘庶族’、‘大地主’或‘中小地主’、‘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背景身份证明，让它看上去似乎很‘历史’。三是以‘人’或‘书’分章节的便宜方式，因为反正都是精英和经典，所以这种方式也倒衣冠合适，有着干干净净的结构和清清楚楚的逻辑，既规定了古人的位置、序列和比例，也教会了今人‘依样画葫芦’”。
鉴于以上思想史的写法，葛兆光先生认为这些定了型的研究方法，通过教科书、学生考试等方式，一代传一代，使得我国思想史研究至今走不出一套烂熟的路数。“新史学”的发展，要求我们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应该走出这种传统的模式。为此，葛兆光先生认为我们应该吸收西方史学界在这一方面所取得成果，比如：以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学家提倡总体历史学，提倡对历史学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并注意开拓史料来源。他们用问题史学代替传统的叙述史学，不是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要史学家带着现实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了他的“长时段理论”；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后现代历史学所倡导的“小写历史”的研究方法等。虽然这些西方史学理论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但毕竟可以为我们的思想史研究提供新的营养，拓宽视野。我们研究思想史，不能无视国外史学发展的成果，更不能抱残守缺，而是要吸取国外发展的成果，来推动我国史学研究更好的向前发展。在这方面上，葛兆光先生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第二，研究对象扩大化。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呢?英国著名的思想史学家柯林伍德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法国年鉴学派提出了“总体的历史”的观点，这些对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无疑有着很好的启发作用。我们读了葛兆光先生的思想史著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也应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针对于传统史学研究对象的局限性，我们应该将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从上层的、中心的、精英的政治史、经济史、大事件、大人物等扩大到社会生活、环境、经济这些普通的东西。过去思想史研究忽略的对象，现在我们把它们都纳入到我们研究的视野中来。我们对这些对象的研究，首先是寻找与它们有关的资料，因为思想史研究和历史学其他学科一样，都需要有充足的资料支持。对于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研究的资料问题，葛兆光先生在《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一书中谈到了许多过去不被纳入思想史研究范围的资料，如：历书类，类似《营造法式》、《匠作则例》一类的东西，包括明清宫廷档案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档案，类书、蒙书、手册、读本等等初级读物，小说话本戏曲唱词。通过研究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掌握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发展演变情况，思想史研究范围变宽了，这样才能更全面的反映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演变。我们还要充分利用近现代考古发现所得资料，如发现的甲骨文，收藏在上海博物馆的楚竹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敦煌悬泉置发现的汉代竹简等等，这些为思想史研究带来很多新的史料，对思想史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有的可以改写某个时期的思想史。另外，我们还要关注一些更边缘的资料，如对图像的研究，对古代地图的研究，这些也可以成为思想史研究的资料，因为在图像、地图的绘制中，总是暗含着当时人们的一种思想观念。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思想史的这种观念和方法的变化，已经有可能把很多东西，过去不曾使用的东西，都变成了自己的资料。”0
二、对走出思想史研究困境的探讨
随着“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更新和对象范围的扩大，“思想史”研究能否走出原来的困境呢?如果像柯林伍德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思想史研究对象扩大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正如前面提到的，思想史研究对象涵盖的越广泛，越难界定其自我的边界，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失去了自己的中心和边界，会给研究带来很多麻烦。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葛兆光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是主张思想史研究对象扩大的，但不主张思想史在研究对象扩大中横冲直撞，他担心的是思想史的无限扩大最终只会造成自我瓦解。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思想史研究对象无论怎么扩
大，还是要有一个侧重点。如赵吉惠先生在《试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一文中，谈到思想史研究对象时，他认为思想史研究应侧重与“社会思潮”的研究，从而表明它与其它专门思想史学科的不同质的规定性，有了确定的研究对象和相对的研究范围，思想史才能真正的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赵先生所说的“社会思潮”就是指那些能够反映某个历史时期思想斗争焦点和中心的社会思想潮流，如先秦之际有天人之际、人性善恶、名实之辩、礼法之争等，两汉时期有道儒之争、经学兴起、谶纬泛滥，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玄学之风、崇拜佛教，隋唐时期有儒道佛三教合一趋势、复儒排佛、天人之辩，宋元明清时期有天理与人欲之辩、理气之辩、经世致用、考据之风、新学与旧学之争等等。在处理思想史与其它专门思想史的关系问题上，赵先生认为两者应该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社会思潮’寓于各种具体的社会思想，又表现在各种具体的社会思想当中”，“虽然‘思想史’是以研究‘社会思潮’为主体、为主线，然而为了考察社会思潮在各种社会意识中的表现、反映、影响和作用，还应该去研究有关的社会意识形态”@。两位先生的见解，对解决我国思想史研究出现的困难，无疑有很大的帮助，也证明了我国史学界在思想史研究上取得巨大进步。·74·
三、对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考
在“新史学”发展的大趋势之下，史学研究出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研究理念。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思想史”研究的对象、研究方法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并为“思想史”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
与此同时，许多思想史研究者把思想史研究的注意力从中心转向边缘，从经典转向世俗，在研究对象上，从重点研究国家、精英、经典思想，转向同时研究民众、生活、一般观念，就像年鉴学派曾经主张史学研究要“从阁楼到地窖”一样。这对于弥补我国过去在思想史研究上的不足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要注意避免犯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错误，我们既要看到传统思想史研究中的不足，更要肯定它的价值。传统的思想史研究的重点是国家、精英、经典思想，属于“自上而下”的研究理念。它在研究对象的范围上存在狭窄的一面，但这些对象也是我们作为思想史研究必不可少的方面。我们知道，历史是由主体一人创造的，思想史研究的内容是人的思想。这里的主体…人，既可以是帝王将相、精英，也可以是下层民众。“新史学”的发展，并不是要求用新的方法彻底地代替传统的方法，而是要将两者置于一个较为合理的、平衡的分析框架中来研究历史，是把两种研究理念巧妙地结合起来，追求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历史演变历程。所以，我们在思想史研究中，不应该把研究对象人为的割裂开来，不能顾此失彼。
综上所述，在思想史研究中，一方面，我们要借鉴吸收国外史学研究合理成分，重视新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野，弥补我国过去在思想史研究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一味的求新，而忽视了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所取得成就，避免出现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结果。我们应该将新旧两种研究理念巧妙地结合起来，推动我国思想史更好更快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5
[4]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