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赤膊兄弟”的四十年

1971年的一天，几个上海青年聚集在淮海中路1301号。那是一栋西式公寓，他们所在的房间独享二楼的前厅，有30多平方米。主人林旭东的书桌向着北窗，玻璃下压着法国绘画的翻印照片。林旭东指着其中一张说：“这是库尔贝的《石工》。”

2012年4月21日，上海美术馆内，名为“四十年的故事”的展览对外开放，展出陈丹青、林旭东、韩辛三位沪籍画家的150多件作品。展览以三位“赤膊兄弟”早期临摹西方绘画的作品开篇，他们各自临摹的法国画家库尔贝的《石工》就在其中。陈丹青说，淮海中路1301号是林旭东的家，更是他们三个当年共同的美术馆与艺术学院。

回望

1971年，林旭东19岁，陈丹青18岁，韩辛16岁。此时，陈丹青已经在江西“插队”两年。回上海过年期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与自己年纪相仿的青年林旭东。朋友说，这个青年也在江西“插队”，也画画；陈丹青已经不记得如何与韩辛相识，“记忆中他就那么背着画夹子跑进来，一边大叫，一边把画扔给我看，等着被夸奖。”陈丹青说。事实上，韩辛经常这样认识人，知道某某人画画不错，他就会带着画找上门去，自我介绍一番。陈丹青说：“上海人把小时候的朋友叫做‘赤膊兄弟’或者‘脚碰脚’，我们三个因为画画而认识，一晃超过四十年了，还在一起办画展。”此后，陈丹青和林旭东称韩辛为“辛儿”，“辛儿”是韩辛的母亲对他的昵称。韩辛一度叫陈丹青“老丹”，有时他单手扶着自行车把，转头笑陈丹青骑车两只脚故意八字朝外，存心学“老侠客”。

韩辛没有“插队”，留在上海交大的校办工厂工作。陈丹青和林旭东一有机会从江西回到上海，也“赖着”不走，三个人泡在林旭东那个临街的大房间。这里不但有伦勃朗的画片，库尔贝、米勒的印刷品，还有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的黑胶唱片。多年之后，陈丹青回忆：“北窗下，窗外梧桐，我度过青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光，我们一起画画，听贝多芬。”

陈丹青比韩辛高了近一头，每次看画时，总要摸一下他的头。韩辛很不高兴。林旭东笑他：“你是不是怕才气被丹青摸走了，再也超不过他。”韩辛不服气地对陈丹青说：“我比你小两岁，肯定会超过你。”

韩辛虽然年龄最小，却最早“以画扬名”。1974年，为了批判“美术领域黑线回潮的复辟逆流”，姚文元下令在北京、上海举办“黑画展”。韩辛的作品被列在“黑画展”中，与林风眠、刘海粟、丰子恺等人的作品一同展出。上海美术馆展厅内，韩辛说：“当时‘黑画展’的办公室就设在这里，我当时年少轻狂，得知吴大羽和我被称作‘老小画怪’，欣喜若狂。专门跑过来问他们要‘门票’，邀请朋友来看。”

1975年，陈逸飞、魏景山创作《占领总统府》时，让韩辛做帮手。此前，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报》约陈逸飞画一套根据鲁迅的小说《风波》改编的连环画，陈逸飞没有时间。有一天，林旭东去找他们玩，陈逸飞就把这个工作介绍给了他。林旭东深受欧洲古典绘画的影响，他画的《鲁迅的青少年时代》、《可爱的中国》、《骆驼祥子》等在全国流传开来。此时，一个东北小县城里学画的少年刘小东，正在临摹林旭东的连环画。据称，考美院附中时，刘小东还随身带着林旭东的连环画册。

“文革”结束后，陈丹青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79年，韩辛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读研究生。实际上，他的专业分第一，外语零分，政治、文艺理论不及格。经过院长江丰特批，才被破格录取。1981年，陈丹青已经毕业，林旭东才获得了报考美院的资格。陈丹青送林旭东去考试，但林旭东却怎么也找不到准考证。“我当即奔去寻教务长居老师。他是一个宽厚的人，旭东在走廊等着，最终被允许进入。回到宿舍，我忍不住哭起来，”陈丹青忿忿地说，“即便是1980年代中国教育相对良性的时期，我就已经痛恨考试。”更让他觉得侮辱的是，林旭东的投考还失败了。

直到1984年，33岁的林旭东才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研究生，住在刘小东对面的宿舍里。1991年，已在美国的陈丹青认为自己发现了艺术天才刘小东，写信回国之后，他得知刘小东和自己的好朋友林旭东早就是挚友了，无比高兴。

各奔东西

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期间，陈丹青完成了《西藏组画》。这些作品被刊登在1980年代初的《美术》杂志上。这组作品给当时的画坛带来巨大的冲击，被看做“文革”之后划时代的作品，陈丹青因此成名。

韩辛总爱与人一争高下。去北京读书之前，他的“假想敌”是一位姓周的画家。有一天，韩辛与陈丹青在街头猛骑自行车。韩辛从后面撵上来，两眼斜看地面，幽幽地问：“老丹，你要说实话，我和周志伟到底谁画得好？”陈丹青说：“他怎能和你比！”韩辛顿时舒展了，昂头挺胸地骑到前面去了。几年后，周志伟也到了北京，并且宣布要与意大利女友飞到文艺复兴的国度定居。陈丹青调侃韩辛：“辛儿是我迄今认识的最为诚实的嫉妒家，他后来自供，别人的婚姻深深刺激了他。第二年，他就断然娶了美国的安雅兰。”1981年，“洋女婿”韩辛与功成名就的陈丹青先后前往美国。曾经画过连环画的林旭东逐渐转向电影。

到美国后不久，韩辛去纽约看望陈丹青，“倚小卖小”地强迫陈丹青做饭给他吃。“我记得西红柿鸡蛋汤做好后，葱花一撒，他的熟练让我吃惊。”韩辛说。第二天，他们一起去大都会博物馆看原作，在塞巴斯钦·热巴切的画前，两人不约而同地感慨：“要是旭东也在就好了。”

在绘画方面，韩辛从未服过陈丹青。到了美国之后，他开始画地铁，并且把举办展览时的明信片寄给林旭东。1984年，韩辛回北京时，看到林旭东把一幅地铁系列的明信片钉在床头。林旭东告诉韩辛：“丹青曾经写信说，你画中的意象，他天天经历。”得知两位老友如此关注自己，如此认真地看自己的画，韩辛被深深地打动了。

年少时，韩辛总爱拿着作品等待表扬，得到的多半是挖苦与戏谑；多年之后，陈丹青毫不“吝啬”地夸奖韩辛：“辛儿早慧，少年初作才华横溢；辛儿晚熟，三十岁左右才突然发作，画出地铁系列。不再是陈逸飞、魏景山的影子画手，不再由别人的画面中分一块局部玩弄技巧，上海小子韩辛在美国找到了自己的主题。”

林旭东给远在美国的朋友写信、寄书。陈丹青记得自己收到过《十九世纪音乐文化史》，还有《周作人集》。1992年，陈丹青短暂回国。刚到北京，他就借了自行车从西城区骑到通县找林旭东。对于故友的突然到来，林旭东毫无心理准备。他开门时略一怔，便转身倒水，开始说某本书。陈丹青说：“我们分别十一年，我本想拥抱他，但他已经释然，就好像从未分开过。”此后，无论陈丹青做什么，林旭东都陪着。

林旭东参与策划了1990年代末的几次纪录片座谈会。在法国获奖的纪录片《铁西区》也是他全程剪辑的。陈丹青把林旭东称作电影圈新秀们的“军师”，他说：“旭东早年画画，却无意参加任何美展，他做影视十多年，却籍籍无名。”

1997年，韩辛回到北京，在三里屯的“夜上海”请林旭东吃饭。林旭东带来一个“小个子”，并且认真地介绍：“这是贾樟柯。”韩辛记得，当时，那个稚气未褪的“小个子”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他并没有当回事。临走时，林旭东塞来两盘录像带说是贾樟柯的新作《小武》，“他让我回去看看，说是‘蛮灵呃’。”韩辛还记得林旭东的原话。

远在海外的陈丹青，从林旭东那里得知了国内某个阶段不错的艺术家和作品，他们同样欣赏刘小东，也会在越洋电话里聊起贾樟柯。在不同的时间点去欧洲或美国的某个并不知名的博物馆，陈丹青和林旭东却经常会在同一件作品前驻足，连拍回来的照片的角度都是类似的。

归来

2000年之后，陈丹青归国，受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韩辛的美国前妻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当代美术——1949-1979》，并因此被看做西方研究中国当代美术的第一人，并与中国艺术家徐冰、谷文达等有交往。与前妻分居期间，韩辛觉得尴尬，还是忍不住跟陈丹青和林旭东说。他的第二任太太是俄罗斯人，年轻漂亮。有时候和俄罗斯太太闹别扭了，韩辛还要委托两位老哥出面，缓和情绪。

初到莫斯科时，韩辛在契柯夫画廊看到曾经临摹过的原作，心头涌现一种莫名的冲动，当时他想对陈丹青大叫：“你还记得吗？”此时，陈丹青远在北京。韩辛立马买了明信片寄出，地址栏里只写了“中国北京陈丹青”。陈丹青居然收到了。拿到明信片时，陈丹青由衷地笑了，他想，这种事，也只有这个小子能做得出来。上海美术馆内，林旭东还讲了这个故事。他说：“韩辛当时还写了另外一张明信片，不是给我，是给陈逸飞。”给陈逸飞的那张明信片上，同样只写了“中国上海陈逸飞”，出奇的是，陈逸飞也收到了。

2005年，陈逸飞病故。韩辛与陈逸飞曾走得很近。最后一次与陈逸飞见面时，韩辛笑着问：“我俩谁的老婆更年轻漂亮？”陈逸飞在韩辛脸上捏了一把，笑言：“你永远长不大！”韩辛一本正经地告诉陈逸飞：“我下个月就50岁了，你捏一个老头的脸做什么？”原本韩辛早就提议，希望老友们重新聚在一起画画。陈逸飞去世后，大家围坐在餐桌前重新讨论起这个计划。因为“望见了死亡”，这个计划变得紧迫而又郑重。不久之后，结交于1970年代的八位画家重聚上海，一起画画。韩辛是发起人，林旭东和陈丹青也参与其中。此时，林旭东已经停笔十年了。

从1980年代初离开到2009年回国，韩辛在海外近三十年。每当在纽约、柏林、米兰、维也纳的音乐厅听音乐会时，他脑海里都会有林旭东的影子。韩辛至今也不喜欢俄罗斯古典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柯夫，只因林旭东曾评价说这个人的作品有点做作。在大都会博物馆、卢浮宫、艾米尔塔什博物馆看到年轻时魂牵梦绕的原作时，韩辛会想起无数往事，最让他无法释怀的，是陈丹青的影子，他不停地问自己：“到底超过丹青没有？”陈丹青说：“我一看他，就感觉年轻了三十岁，因为他没有变。”

2009年，韩辛回北京定居，因为北京有陈丹青和林旭东。此时，林旭东重新拾起画笔；陈丹青正忙于他的《音乐笔记》的再版修改。因为对于艺术教育体制的强烈不满，2004年，陈丹青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辞职，他的言论与观点受到诸多关注。陈丹青笔耕不辍，先后写了《多余的素材》、《纽约琐记》等近十本书，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头盖过了画家。

韩辛在宋庄安顿下来。他和林旭东拿了陈丹青画室的钥匙。画室里有很多画，还有古董，两个人在里面画得很起劲。陈丹青也忍不住加入了，还特意换掉了画室的音响。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的音乐响起，三个在北京的外地人用上海话高谈阔论，手里还握着画笔。伴着熟悉的旋律，三位年轻时因为画画走到一起的朋友，又在一起画画了。乡音虽然未改，白发却已经悄然爬上了各自的鬓角。

大多数时间，他们并不碰面。北京堵车厉害，见一次面也不容易。国家大剧院来了什么乐团，有哪些曲目，陈丹青和韩辛有关音乐方面的资讯都来自林旭东。偶尔，三人也会聚在一起听音乐会。见面时，他们纯粹聊画画，然后笑着打嗝。“到各个地方去，总有学生问我们有没有曾经想完全放弃画画，我们都愣住了，”陈丹青说，“这可能是现在的孩子遇到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想过要放弃。”

三个人中，陈丹青名气最大，也最忙。他说：“人出名之后，最难相处的是老朋友。”在陈丹青的老朋友中，林旭东是唯一一个交往时不用考虑人际关系的。“他永远本色，很自然，”陈丹青说，“而韩辛则是想打就打他一下，叫他走他就走，他也无所谓。同其他人打交道，要苦心经营。只有和这两个家伙的关系，我完全用不着经营，这是很珍贵的关系。”

2011年11月“四十年的故事”展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举办。展览开幕前，韩辛问陈丹青：“大家会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吗？”“应该会吧，像我们这样有四十年共同话题和故事的人蛮少吧。”陈丹青如是答。

（摘自《外滩画报》总第487期）

推荐访问:赤膊 四十年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