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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雾中的救赎——论迟子建小说《晚安玫瑰》

发布时间:2022-04-14 10:16:11 |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迄今为止,“女性主义”依旧是一个总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而“女性文学”一词也在这歧义丛生的境况中显得颇为尴尬:一方面女性文学可以宣告作者某些女性价值立场;另一方面,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又潜藏着作家对女性立场持有的分裂的态度。由此来看,迟子建的小说《晚安玫瑰》对女性主义的态度有着一种复杂的、矛盾的感受,这似乎展现了她自身对女性救赎与解放的问题存在着某种如同深陷迷雾迷茫和不确定。

【关键词】:迟子建;女性;晚安玫瑰

《晚安玫瑰》是迟子建的一部转向描写都市背景的关于女性的作品。小说中的人物吉莲娜、赵小娥、黄薇娜三个人的名字中都有女字旁,这注定是一个以女性为主题的故事,它展现了女性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讲述着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她们对自己的世界、自己身份的理解带着一份不安和迷茫,这片都市的丛林里,她们的爱、欲、恨、贪、痴像一条巨大的水蛇缠绕着全身,难以自拔。

一、女性低矮的天空

赵小娥生于克山这个以贫穷和“克山病”成名的小村庄,她的成长伴随着“强奸犯的女儿”这一恶名,母亲悲惨的身世像一面放大镜,呈现的是克山这个偏僻落后的小村庄里愚昧落后的价值观对村民的腐蚀,同样的,这个腐蚀结果也在赵小娥的身上表现出来。赵小娥反感于前两任男友的“处女情结”,骨子里有着对传统观念里女人结婚只为担负生产责任的思想作抗议。然而拥有叛逆思想的赵小娥,无意识中却也在默默接受着社会对自己不公的身份定位:第一位房东的性骚扰令赵小娥作呕,但是她却连报警的勇气也没有。她的好朋友黄薇娜,面对丈夫的出轨,最终也不能坦然释怀,反而一哭二闹三上吊,想尽各种办法留住对方。看似具有现代新思想、新观念的赵小娥和黄薇娜,与其说是先进女性,不如说她们的知识仅仅是满足了男性对高学历女性的追求——这与古代贵族女子学习诗词歌赋以取悦男性的行为异曲同工;同时她们的守旧和懦弱也满足了男性对“贤妻良母”这一角色的需要。相反的,那些姿色美丽的女人反而成为邪恶的象征,她们是妲己、褒姒,带着一股魅惑人间的邪气。正如同赵小娥的父亲不断的刻薄妻子:“狐狸脸,杨柳腰,桃花眼,薄嘴唇,高颧骨,要搁过去就是个窑姐”。所谓的“解放女性”的旗帜似乎总是在政治制度、政权统治的矛盾的夹缝中作为社会时代的“补充剂”,作为政治历史的一种美丽的“修辞”而飘扬。

二、从女儿到女人

《晚安玫瑰》中,吉莲娜在“弑父”后邂逅了自己的爱情,让吉莲娜停留在了自己幸福的“少女”时期,吉莲娜的成长从20岁至以后的生活在小说中完全被抹掉,只留下她短暂的爱情和长年累月从不间断的祈祷与忏悔。吉莲娜的故事推回到古代,我们可以用《红楼梦》里的女儿们与之相对称:她们从小生长在大观园中,是单纯天真、不谙世事的少女,女孩未嫁出去时是璀璨夺目的珍珠,然而一旦嫁人,就失去了光泽,成了一颗让人唾弃的“鱼眼睛”了。为什么女儿与女人之间有如此大的转变?女儿们的美丽完全被终止在了豆蔻年华的时光中,在一段未知的成长之后,未来赐予她们的仅仅是一个隐忍的、沉默的母亲的角色。在《红楼梦》中,宝玉曾说:“女儿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见了女儿宝玉就开心,而见了男人他就厌恶。“男人”的对应面理应是“女人”却变成“女儿”这个下属等级与“男人”相对比,少女们的主体性在父权社会的话语中并是不对等。这意味着“女儿”的身份应该是在少女时期才散发魅力,而随着社会身份的变化——“妻子”、“媳妇”的角色代替了“少女”的角色,她们的单纯与美好便不复存在。这是否是女性在成长意义上的缺失?

迟子建对吉莲娜的刻画是在塑造一个“无性”的,忠贞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主义女性。用爱情安抚吉莲娜,更像是作者面对父权制度下传统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妥协,是作家在写作中做出了让步。这种让步和妥协可能是无意识的,是传统父系意识形态在当时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影响着作者的成长,进而使得作者在文字书写中忽略了“少女”、“处女”与“女人”、“妻子”潜在的性别文化冲突。而面对女性的婚姻,中迟子建在随笔《嫁什么样的男人》提出“男人太有事业心了会占去与你相处的时间”,可她却也认为女性在生活中“还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难道嫁给了一个在家庭中不称职的男人,女人却因为“随鸡随狗”只能是泼出去的水难以收回吗?如果说这是女人获得社会价值的必经之路,那么这个价值的意义又在何处?在此,我们可以否将作者在自己创作中出现的矛盾视为作者自我内在的一种分裂,这种分裂包含着感受的复杂性,它既有新的一面,又有着旧的思想。

三、迷雾中的救赎

作为“强奸犯的女儿”的赵小娥尝尽人间冷暖,早早地,在她的心中就滋生出“弑父”的疯狂念头。为了更准确地认定穆师傅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她决定通过黄薇娜的帮助偷偷做DNA鉴定,尽管血液并不是做鉴定的唯一途径,但是赵小娥“认准了血”。“不洁”的血缘,赵小娥在成长中倍受虐待和折磨,看尽世人的冷眼。因此唯有通过血,才能祭奠她对父亲的仇恨,她对复仇的渴望。这一个具有象征性意味的弑父行为,是她们对黑暗的成长时光划出界限,她们想要出走,通过反压抑获得自我的救赎。

尽管迟子建在随笔《我的女性观》中倾向于将男女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太阳和月亮的关系,以促成世界的平衡和谐。然而《晚安玫瑰》中男性的存在并没有那么的完美,也没有将女性从噩梦中救赎的能力,相反的是一种女强男弱的表现。这似乎违背了迟子建对于两性和谐的本意。在这部小说中,“弑父”之后,爱情依旧没有成为吉莲娜和赵小娥缓释精神空虚的臂弯。男性并不能担任起救赎女性的重任,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自身难保。在过去的女性写作叙述中,妇女的解放通常是通过寻求爱情获得,然而爱情之后便是婚姻,妇女进入婚姻之后又像是掉入父系社会设下的圈套,女性被禁锢在家务劳作、生儿育女的生活中。继承了吉莲娜的房屋的赵小娥,疯狂刷卡、购物以填补空虚,经济的独立并没有让她得到真正的救赎,“性”的态度与观念这一角的不平衡促成了赵小娥的疯狂。而吉莲娜的救赎方式也只能放弃了将会被婚姻和“家庭”扭曲的生育与性。迟子建对于女性自我的救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表态,究竟女性的出路在哪里?是宗教救赎?还是经济自由?迟子建本人也一度拒绝外界对她写作安上女性主义的界定,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种拒绝就是矛盾的表现?妇女们的革命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也正因为道路是漫长的,女性对自身的文字书写作或多或少都有着时代的局限,这种局限进而使她们对世界的感受有着一种复杂性,也许这也是女性写作一直在纠结的问题,作者只能将自己朦胧的感受放置在小说中去激发读者的思考。

参考文献:

[1]迟子建,《晚安玫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4月

[2]迟子建等,《中华才女作品集:随笔自选》[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4月

[3]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4]戴锦华,《涉度之舟——新时期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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