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批评”生成与定位再思考

随着电视传播力的提升，电视批评学的发展，电视批评的概念急需梳理清楚。雷内·韦勒克曾经说过：“我们心目中想到的是……理论问题的澄清，而这只能是在哲学的（即概念的）基础上解决。对方法论问题的明确认识应该影响到将来研究工作的方向。”①电视批评概念的再思考，无疑有助于电视批评实践和现实问题的解决。

电视批评概念的意义生成轨迹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电视批评文章已屡见报刊，但几乎没有研究者对“电视批评”的具体内涵与研究范畴进行有效的界定。回溯中国电视批评史，我们发现，电视批评的现代意义生成过程有媒介系统论、影视合流论和电视批评自觉论三条线索。

第一条在媒介系统批评演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电视与报刊、电影、网络等大众媒介共同支撑的媒介系统有相同的传播范式和理论视点，媒介批评的研究对象、理论延伸和范围对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有正确价值取向与理论意义。如有黄新生的《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王君超的《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陈龙的《媒介批评论》、刘建明的《媒介批评通论》等学术著作，以及大量论文。媒介批评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为电视批评提供了性质规定的参考，一些媒介批评也在理论与方法上为电视批评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但是这些早期媒介批评将媒介批评等同于新闻批评，从新闻领域出发论述媒介批评，电视批评的概念在此过程中被考究的分量不够。

第二条是与电影相关的影视艺术批评的阐释过程。电影和电视的视觉艺术共性决定两者在某些方面的共同。周安华的《现代影视批评艺术》、李道新的《影视批评学》、沈义贞的《影视批评学导论》、袁智忠的《影视批评纲要》、陈犀禾的《影视批评：理论与实践》等对影视批评皆有独到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讲，将电视与电影合并研究是批评者开始认识电视的重要性。但是因为电视批评的发展历史、艺术生成、审美范式等方面都与电影不同，造成电视批评话语依附于电影，电视独特的艺术特质被遮蔽，没有形成稳定的电视批评话语资源和话语系统。

第三条是作为电视批评自觉化的探索过程。电视批评概念的界定工作是从电视批评的第四个阶段开始的，即90年代初期到现在。90年代中期曾有学者认为，“电视批评处于纯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的中间地带。”②1998年，有学者试图给电视批评下一明确的定义：“我们依据一定尺度评估节目，分析成败原因，提供改进方案。”③这种定义将研究对象囿于电视节目过于狭隘，“依据一定的尺度”的批评标准模糊，并且“分析成败”，“提供方案”缺乏理论的指导性和前瞻性。直到2000年，欧阳宏生的《电视批评论》出版，电视批评的概念才有一个相对科学的界定：“电视批评就是以电视节目的欣赏为基础，以电视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及同节目相关的电视现象、电视理念、电视受众、电视创作者等为对象的一种科学研究活动。”④此定义对批评性质、起点、标准及对象进行了一定的界定。2006年，欧阳宏生在《电视批评学》中对《电视批评论》“电视批评”做了修正，认为电视批评是以“对电视节目的赏析为基础，以相关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电视节目、电视现象、电视理念、电视创作者等为对象的旨在进行价值判断的一种研究活动。”⑤这个定义首先将原来的“电视理论”扩大到“相关理论”，将文化学、文艺学等其他学科理论引入电视批评实践；强调了“价值判断”这一核心要素，将其进行价值判断的对象由电视“作品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扩展到电视节目、电视现象、电视理论、电视创作者。这个定义相对完善，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和广泛引用。

从历史变迁梳理和概念含义分析两个层面看，电视批评的概念在媒介批评系统论、影视批评合流论、电视批评自觉论三种批评理念下呈现出各自的特征，随着电视批评的发展，电视批评的概念亦趋于明晰和科学。

电视批评概念的拓新与再思考

近年来，随着电视的发展和电视批评实践的深入，电视批评的概念在不断地延展、拓深，其中电视批评的性质定性、标准考量、对象限定等问题是构成电视批评的重要维度。随着电视的不断发展，中国广电行业发生了深刻的产业化转向，电视的市场化、产业化、娱乐化的价值取向以及集团化改革、制播分离、媒介融合、新兴传播手段等都给电视批评带来新的研究内容。研究内容和对象的不断拓宽，电视批评学科发展的理论需求，原有的电视批评概念的局限性凸显出来。

而现在通用的电视批评概念，即“对电视节目的赏析为基础，以相关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电视节目、电视现象、电视理念、电视创作者等为对象的旨在进行价值判断的一种研究活动”，它无法很好地契合当下的电视批评。我们在此概念的基础上，重新从电视批评概念的性质定性、评判基础理论规约、对象限定等几个方面予以思考和定位。

坚持电视批评的“价值判断”性质。学界关于电视批评的性质的观点有反思说、评论说、鉴赏说和价值判断说四种，前三种观点固然能够说明电视批评过程中的一些特征，但更多的是批评进程浅层、前期阶段的研究活动，而价值判断则是在这三种观点的基础上，深层次、富有学理性的对电视进行内容、形式、价值层面的判断。一部优秀的电视节目仅仅进行描述性分析是不够的。每个电视节目是一个由诸多价值构成的整体，电视批评的任务试图将价值抽离出来，如果只停留在内容和现象的表层，则无法深刻揭示节目的真正价值。电视批评必须是探索结构、规范和用途，提供一种价值判断。电视批评是对电视文化的选择，这是一个现实的电视实践问题。它具体表现在电视媒体宏观政策法规的调整和制定上，电视节目价值取向的引导上，电视节目播出内容的要求上，电视节目成品的审查播出上，以及节目评审标准、电视文化创新等方面。在这种电视文化选择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批评标准和方法，对电视生产接受诸环节及其要素进行社会意识形态批评、文化批评、艺术批评、社会学批评，以求得客观公正的价值判断，引导电视文化的良性发展。

弱化电视节目的基础性地位。“节目基础论”作为一个批评范畴，其观念基础是文本的艺术阐释观，其现实展开表现为对节目内容进行条分缕析的解读和围绕着节目衍生出来的其他要素进行批评的局面，其视角折射在节目的思想和艺术方面。中国早期的电视批评由于对电视批评的认识和电视事业本身发展的水平，以节目欣赏为基础的研究占据大多数电视批评者的视野，产生的大量学术成果，占了中国电视批评史上很重要的份额。但是随着电视批评的发展，之前的将电视节目定义在基础地位是不够准确的。电视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其文化价值、经济价值随之提升，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电视体制、电视产业、产业经营、电视受众进入批评视野，比如《超级女声》现象将人们引向娱乐狂欢，《百家讲坛》带给人们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问题的思考，制播分离、三网融合从外部环境出发，旨在为节目的生产、传播提供探索路径。政府财政重视对广播电视事业建设的投入，2009年投入245.18亿元，全国广播电影电视总收入（含财政补助收入）达到1959.50亿元，其中电视占了大部分比例。电视产业化走向，以及为平衡商业性与公益性、市场价值与公众价值、文化安全与产业竞争的矛盾的产业化改造，成了新的研究对象而出现。

所以说，电视的市场化、产业化、娱乐化的价值取向以及集团化改革、制播分离、媒介融合、新兴传播手段等成为电视批评新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其立论并非无法游移电视节目的基础性地位，在这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的变化中，电视节目的基础地位被改变。

评判准绳：新世纪以来，网络、手机，以及其他现代传播载体的广泛运用而出现的批评主体大众化和大众化批评的电视批评格局形成，电视批评是否还要以相关理论为指导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电视批评的主体局限于电视业界从业者、少数学者和极少数电视观众。新世纪以来，电视批评的媒体载体趋于多样化，有纸质媒介、电视媒体、网络平台等，尤其是网络电视批评的兴起，形成了异于传统格局的电视批评景观。当下网络电视批评的平台主要有电视台网站、官方门户网站、商业门户网站、传媒业专业网站等。互联网每天有无以计数针对电视的批评文字，虽然大多“随意性”“情绪化”，但“不乏真知灼见”，网络批评对电视批评进行了“全新疆域的开拓。”⑥“网络营造了电视文化批判的立体生态”，“在这里，参与者众多且呈现明显的多元化特征，人们的见解有高下之分，身份却无贵贱之别，学术空气非常民主。”⑦网络电视批评成为现代电视批评大河中的重要一脉，不论对电视批评、文化建设，还是身份构建、民主营造都具其独特的价值，并且这种价值随着三网融合、互联网的建设不断扩大。

然而，有着如此重要意义的网络电视批评大多数是随意性、情绪化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理论的指导。所以如果电视批评概念仍以相关理论为指导来限制，就无法很好地说明正如火如荼的网络电视批评现象，而大众的这种审美眼光和需求又极易影响电视剧的生产制作。但是，电视批评不一定需要理论的规约，只能说理论是一些批评者的路径选择和话语策略，不能因此认为电视批评是杂乱无度、信手涂鸦。不论是大众批评还是学院批评，都是在各自的标准下进行批评的，而这些标准也呈现其多元化选择，比如真、善、美的评判标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双百’方针是评判电视节目的重要标准”、政治标准、业务标准、受众标准、效益标准等。这样，“在一定标准”下的电视批评将有力地促进对电视的多元化解读，更是电视批评学发展理论建设与学科发展的需要。

研究对象：围绕着节目辐射性拓展。现在电视批评界普遍认同批评对象是具体的电视节目、电视现象、电视理念、电视创作者等。也有学者认为电视批评是一种美学批评，新闻类节目、实用类节目、综艺类节目皆不在批评对象之列，而电视批评的对象只局限于“纪录片（含访谈）、文艺类（含电视剧、电视散文、电视音乐片、在电视频道播放的相声小品、戏剧戏曲等）”。这种单纯地将电视批评限定于美学批评，显然将电视批评的类别狭窄化。随着电视艺术的发展带来的电视文化影响的扩大和因电视批评的积极推进，以具体的电视节目、电视现象、电视理念、电视创作者为主的研究对象需要进一步拓展。

电视理念作为电视批评的重要内容需要拓展。随着电视事业的发展和电视批评学、电视艺术学科的发展，对电视艺术进行文化意义的理论性学科建设变得十分必要。关于电视是什么、为什么，以及电视艺术学理论建构等具有哲学、文化深度等价值层面上的探讨是极需拓展的研究对象。电视的经济属性、经济本质和经济地位日益显著。电视的运作方式是典型的经济活动，是一个利润增长空间远远大于许多传统行业的朝阳产业。也正如此，电视批评家将市场、货币、商品、交换等经济学概念引入解读电视传播中市场的作用，对电视的经济属性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

除此，像电视体制和技术等电视理念的工具层面也应为批评者所重视。电视的运作制度决定了电视传播的价值取向、节目构成和赢利模式，是电视传播过程中表现出的一些普遍现象的深层原因。电视体制及外部环境的电视理论为批评者所看重。从生产层面来看，电视的更高质量的表现手段随着科技的发展被人们重视，制作技术和手段成为生产链上重要的一环，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从接受链来看，由于西方传播理论中“受众中心论”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影响与受众在电视产品中的重要地位，国内批评者站在受众角度对电视媒介进行批评的力度增大，受众作为电视产品运作最终完成的重要因素是电视批评研究的重要对象。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注释：①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引言》[M]，张金言译，北京，中国美术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胡智锋，罗振宇：《学院精神与学理精神——理论视野中的“电视批评”》[J]，《现代传播》，1996（2）。

③徐荃乐：《电视批评的批评》，《电视研究》[J]，1998（1）。

④欧阳宏生：《电视批评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⑤欧阳宏生等，《电视批评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⑥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9页。

⑦欧阳宏生，陈笑春，王安中，主编：《电视批评：理论·方法·实践》[G]，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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