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吾所适”的高二适

体会中来，甚有见地。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夏热帖》严格地说，应归属于行草书，因其中有部分字为行书写法。但由于其书动感极为强烈，字之意态非常夸张，情绪激越，大胆狂肆可谓罕见，具有狂草气象，故明人董其昌目之为“狂草”。此与高氏个性气质正相合拍，故为高氏所仰慕。高氏暮年一些狂放至极的草书或行草书作品即有效法其风之意。如1975年书《七绝一首》、《自作短歌卷》等堪称此类杰作。

若草法从章法来，则高古无失笔矣

自1954年以后，高二适以20余年深研草书，广搜博览，临习、创作，于今草之小草、大草、狂草，通其意、得其法，并寻根章草、草隶，求其深理、得其法源，其功尤著，其草书创作亦随之达到当代之巅峰，与林散之可谓异趣而同立。

高二适题唐高宗李治《大唐纪功颂》云：

作字如只恃一副本领，而无随时、随地、随人变换转换之功，终非大家数也。

也只有做到如其所说，不拘于宗法与师承，不株守流派，而能“出入千数百年，纵横于百数十家，取长补短，自得其环，而又超乎象外”，才能具多副本领，也才能成就为真正的大家(有感于今日书坛伪大家甚多，故此处强调“真正的大家”)。高二适的识见与实践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我们在今天欣赏其存世之作，一幅有一幅之意味，一时有一时之境界，情调之高雅，形式技巧变化之丰富，常出神来之笔、意外之趣，又统一于个性风格的基调之中，殊堪敬佩。其随机应变、应势利导的创作能力之强，足以笑傲于时辈之上。这不独在其才情过人，亦因其平生博学善取故也。又因其书法内涵丰富、情感色彩强烈而不落入程式化、公式化，以致今日之作伪牟利者慨叹仿其作至难，可发一噱。

“若草法从章法来，则高古无失笔矣”。

高二适在所著《新定急就章及考证·自序》中说：

岁次甲午，余年逾五十矣，乃出旧藏《松江石刻皇象急就本》暨元人宋克补本，朝夕临摹。又久之，始稍解章草偏旁法则，乃由篆隶省变为草之途径。

高氏50岁后攻草书，初即钻研章草。其时亦间临孙过庭《书谱》，并题曰：

篇中有“薄解草书，粗传隶法”。

今《书谱》中草法均本于隶，反之如不识草隶(即章草)，即不解草书也。高氏兼工隶书，又学章草，以此鉴察《书谱》今草，知其草法以章草为源变化而成，下笔无妄作也。而其题《宋四家真迹》则评曰：

宋人笔法无可免俗。草不兼章，罔成规范，故致此耳。

宋人草书继唐人再行演变而来，离汉魏愈远，必有破法处，故以高氏观点绳之，不合古法。至其73岁时读怀素《自叙帖》时亦批道：

怀素《自叙》何足道，千年书人不识草。怜渠悬之酒肆间，只恐醉僧亦不晓。我本主草出于章，张芝、皇象皆典常。余之自信有如此，持此教汝休皇皇。

这是为一求学者题。《自叙帖》为狂草书，一阵激情之下，其线条连绵缠绕，结构夸张变形，多有打破草法常规之处，以致难以辨识，故遭其反对。其题怀素《瑞石帖》则云：

怀素书雕疏，不得方笔圆劲之势，此其所短也。

指出其短处。又云：

素师笔通神明开山岳，其所自来，直张长史重世耳。

毕竟不凡，敬佩之至。又题《明刻怀素大草千字文》曰：

舒凫草书，应有山岳震动、江河奔放之势。

此其有感于怀素大草之不凡气势与动人情调，表白自己仰慕而欲追效之心。可见其褒贬古人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求实不虚的。

高二适熟谙文字衍化之迹及书体源流正变，指出：

昔袁昂尝谓汉魏以降，书虽不振，大抵皆有分隶余风，故其体质高古云云。今观王羲之之笔迹，无论《兰亭序》、《十七贴》、《澄清堂帖》、《淳化阁帖》诸刻，其笔法均一近于隶，而王羲之存篆籀古隶之于其草书者，尤未可悉数。又李世民之草书，亦犹务芟冗笔，多承隶体，故唐初隶法之仅存，亦可于其书中觇之。

因此，高二适对“二王”及唐代李世民、贺知章、孙过庭等尚存章法隶意的今草颇为赞扬。高氏又说：

大观间有黄长睿者，书法魏晋，能为正行草章四体书，惜遭南渡，其风莫振，余人均不作今隶，竸趋今草，然今草已渐成恶札，考其原因，实章法之欠不广传也。

高氏认为，宋人除黄伯思外，均不通章草，此是今草渐成恶札之由。又说：

惟元明间有一短少时期，能承其遗绪。盖当时之书家，既推崇钟王，而且章草又多有独尚之功夫者在也。

因此，高氏对元人草书颇为赞赏，尤其是对康里子山与宋克更推崇备至，故其书法亦深受影响。为救草书的历史性误失，高二适对明刻松江本《急就章》与宋克补本作了长久的临摹与研究，以求彻悟。其题《松江本急就章》云：

章草为今草之祖，学之善，则笔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矣。

又曾云：

若草法从章法来，则高古无失笔矣。

其寻草法之源，透悟其内理的认识远高于时辈。然古本《急就章》中章草字与叶梦得释文正书讹误与宋克补本中章、正书之误，总有百十余字，尚未包括二本中章、正字之脱误与失注之字。鉴于此，高二适自1959年夏开始，发愤搜求古代及近今各种《急就章》的注本与考证、校释文字资料、汉晋简犊资料、元人草影印本及凡与章草有牵联的古代文献与近人著作，旁搜博考，择善而从，并考证各家异同及其得失，一一皆笔之于书，而又皆得其致误之由。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此书历三年而撰成于1962年初夏(壬寅四月)，高氏颇为得意，作绝句两首，就案头所置宋拓《黄庭经》影印本即兴写上。此后至1964年4月又校一遍，1969年再作七校而定稿。其治学认真严谨如此。此数年，高氏为著述，对大量相关图籍资料广作校读、考证，对各种书体的碑帖字迹广为研究，涉及大小篆、草篆、隶书、草隶、章草、真书、行书、今草等，考其正误，比其优劣，不仅研读，并作临写，从学习书法角度言，这无疑是一种很高层次的读帖与临帖。尤其是在章、今草体方面，对其师古水平与创作水平的迅速提高及向个性书风的演化，产生了决定性的重大作用。

高二适所书章草，采古章草构架与体势，笔法则多效元人并兼采今草，故与汉晋章草古朴浑厚不同，笔调是凌厉秀劲的。此可见其《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手稿中所书章草字例。而其上世纪70年代所书章草，用笔圆浑厚朴，有汉魏简牍章草的意味。而《高二适书法选集》第36页所载其同年节录《急就章》的扇面一件，用笔悠扬轻松，笔路简净贯气，风格清润而含古韵，气息尤佳。另有题《急就章》，为章草书，稍夹今草写法。笔势流畅，用笔随意而苍劲，用墨枯涩而凝重，又为另一境界。可见高氏书法变化之多。

高二适的今草书，对王羲之《十七帖》及《淳化阁帖》、《绛帖》、《澄清堂法帖》等汇刻丛帖中的“二王”书临习甚勤，并及其他晋人书迹与唐孙过庭《书谱》等，于唐宋以后人草书，尤推重宋克与康里子山，两人今草皆含章意，不悖草则。高氏所出今草，亦如此。即使写狂草狂肆放纵至极，其字之偏旁构造在结体、布局大势与连绵映带中也是注意以虚实的微妙变化加以区分的。故而，其批评怀素《自叙帖》曰“千年书人不识草”，即嫌其越规太过，有违草则之基本。然对其艺术情调与气势并未反对。其题怀素《大草千字文》刻本尚表白欲效其“山岳震动，江河奔放之势”，可见其趣尚相合。其1957年在《山谷全集》第一册扉页上所题“丁酉春正在南京重读此集。雪净道人。”即兼有王羲之草书形质与怀素草书气势。

高二适暮年常作狂草书，或行草书以狂草的气势为之。狂草始自张旭，有怀素、黄山谷、祝允明、王铎继之。以狂草气势作行草书，始自五代杨凝式而在明代后期酿成一时风气，明人如徐渭、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至明末清初的王铎、傅山于此皆有杰作传世。现代出坛，善草书者甚少，能以狂草气势作行草书者更少。这不仅需要有过人的功力与识见，更需要有盖世的胆气与天赋。今人于此道卓有成就者仅能举出毛泽东与高二适二人。高二适致力于此道晚于毛泽东，其狂草书的体势、笔调中融汇了张旭、怀素、宋克、康里子山、杨凝式、唐太宗父子及“二王”的成份，有时又隐约受毛泽东书法的影响。这固然由于毛泽东诗词、题词手迹在此期间发表甚多，可谓常见，更重要的是因审美趣尚与气质相近之故。欣赏高二适书于1976年的《杜甫诗卷》，不由得联想到毛泽东所书《忆秦娥·娄山关》、《沁园春·长沙》、《清平乐·六盘山》等诗词手迹的书法意趣。观其1973年题《十七帖》字迹“二适敬观，甲辰长夏”数字，更与毛泽东草书相近似。高二适暮年尤嗜杨凝式书，故有些狂草作品或以狂草气势所作之行草书作品，明显表现出杨氏《神仙起居法》的笔调、意趣，如《自作短歌卷》，用笔圆畅而见韧劲。

高二适晚年曾自创《草书谱》。存世书迹中有其诗稿《自刨草书谱将成，悼于髯》，书于1973年。于髯，乃于右任。高二适与于氏相交当在其1935年33岁应聘去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供职以后，于右仁长期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同在南京，有缘相交。其诗开篇即称“三原誉我书当家，而我诗书总世哗”。于右任对其书法颇为赞赏，其诗书在当时已颇有名气。“阶下本无狂李白”句下注“此孤桐荐吾与于书语”，可知其与于右任相识乃由章士钊写了介绍信。于右任深研草书多年，后致力于创立“标准草书”。今其自创《草书谱》将成，追念起与于公之间的一段交谊，故作此诗。其所说《草书谱》，当指今草，或包括章草，又为一部宏制，可未见遗存。时值“文革”浩劫期间，高氏藏书籍、碑帖3500余册被抄没三年多，于1973年2月发还，编著工作当在此后。其诗不知作于是年何月。其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并在研究章草的同时，对今草亦已作了具有相当深度与广度的研究，故此为编著《草书谱》必然比较顺利，进度也快。“将成”，尚未编成也，但已完成大半。后是否全部完成，今已不可知。在“文革”浩劫期间，高氏感伤于时世，常将其诗文手稿弃之炉火，此《草书谱》手稿或即为炉中灰烬之一部分，良可悲矣!

(本文系作者为《中国书法全集》高二适等四人分卷所撰稿，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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