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周文玖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史学史导论》《康乾盛世》《因革之辨》等。

《史记》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在史学界的地位极其重要。今天，我们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认识一下这部著作。

一、一部作者用生命谱写的不朽史作

《史记》的原名叫《太史公书》，称作“史记”开始于东汉桓帝之时。其实，“史记”在该书的正文中出现过多次。如《太史公自序》中就有：“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史记”就是对历史的记载。用“史记”称谓这部著作是很贴切的。

《史记》共130篇，每篇一卷，也就是130卷。《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从《太史公自序》可知，司马迁已经完成了这部书，他详细地列出了各篇的题目和提要，并说出了该书的字数和书名。他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司马迁意在将之“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司马迁在世时，没有公开这部书。在他死后多年，也就是在汉宣帝时，才由他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夏阳，就是现在的陕西韩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追溯了自己的家世，意在表明自己出身于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史官世家。但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父亲司马谈。此人学问渊博，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有志于撰写一部历史巨著。司马谈大概有不少的著作，然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有被他儿子收录在《太史公自序》中的《论六家要指》。司马谈活到中年，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可谓是赍志而没。他因患病不能随汉武帝到泰山封禅，滞留于洛阳。此时，出使西南夷的司马迁正好归来，遇上了他。临终前，他拉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祖先曾是太史，记载、保存历史是我们的天职。如今我们生逢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不能看着历史消亡。我的心愿你是知道的，你要代我实现这个心愿啊！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保证说，儿子虽然不聪明，但一定完成您的未竟事业，决不怠慢，使之阙略。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

撰写《史记》，并不是司马迁作为太史令的职责，而是他的个人行为，是他继承父志、完成父业的史学实践活动，也是他们父子二人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的反映。当时太史令的职责是掌管天文历法，负责管理国家图书、档案和各地上交的文书资料。记事修史虽然也是太史令的职责之一，但不是主要工作。司马迁正式动笔写作《史记》的时间是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但就在写作还在进行的时候，他遭遇了一场大灾祸。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因言获罪，他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辩护的话，本来是想宽慰一下焦虑不安的汉武帝，没想到却惹怒了他。司马迁被捕入狱，最后以“诬上”之罪被判了死刑。按照汉朝的法律，死刑一是可以用钱赎，二是可以用宫刑代替。司马迁家贫，拿不出这笔赎钱，亲戚也不帮忙；平时的朋友这时唯恐被牵连上，不但不为进言，还躲得远远的。司马迁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在死刑和宫刑之间做出选择。宫刑是对人的最大侮辱，如司马迁说的：“诟莫大于宫刑”“最下腐刑，极矣。”最后，司马迁选择了宫刑。他之所以隐忍苟活，并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为了完成《史记》。司马迁在给朋友任安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积蕴心底的冤屈：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自己没有完成《史记》即伏法受诛，就如九牛失掉一毛，其生命价值与蝼蚁无异，“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也就是说，为了完成《史记》，他宁可接受宫刑。

《史记》问世后，很快引起关注。由于它只写到汉武帝，且有十篇有录无书，许多著名学者续补之。《史记》是中国史学的瑰宝，是司马迁用生命换来的。伟大的著作往往凝聚着作者的泪和血，充满悲剧的色彩。司马迁的不幸，从某种意义上说，使他对历史的体察更加准确，《史记》的思想深度也因此更加深刻。历史地看，这又是不幸中的大幸。

二、《史记》的特点

作为一部伟著，《史记》来之如此不易，那么，它有哪些成就？有何特点？对此，我们可作如下的归纳：

1. 空前规模的巨制

《史记》的字数是52.65万字。这是从远古到司马迁时代，字数最多的一部著作。《春秋》，一万八千字左右；《左传》，十八九万字。司马迁在书中所提到的书籍，如《战国策》《国语》《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没有一本在分量字数方面能够与《史记》相提并论的。所以，它是空前规模的大著作。此外，它在体裁的严密、记述内容的丰富等方面，也是此前史书所无法相比的。

2. 大一统时代的产物，具有恢弘的学术气象

《史记》是社会大一统局面下的产物。西汉经过了几十年的相对稳定，至武帝已达到空前强盛的时期。这样的社会环境，对撰写历史巨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为史学家写作历史提供了资料的便利。汉初曾废除私书之律，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有条件阅“金匮石室之书”。也是说，生活在大一统时代的司马迁，掌握了此前各时代无可比拟的丰富的历史资料。二是为史学家思考历史问题、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司马迁所写的时间跨度、空间跨度、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数量，都是过去的史书无法比的。此外，先秦在史学上取得的成就，为大一统时代的司马迁在史学上进行更大规模的创造奠定了基础。

3.“成一家之言”之作

司马迁特别重视从总结客观历史进程和研究社会现实情况出发，做到“成一家之言”。史学成家，自司马迁始。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评论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之学的短长，表现了很强的批判意识和史家的自觉意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完整地将它引述，反映了他接续其父的思想方法，以成史家之一言。《太史公自序》篇末云：“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家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在《报任安书》中，他又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见，司马迁著书的最大目的，乃在于发表司马氏的“一家之言”。

章学诚评论道：“《太史公书》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文史通义·释通》）。章学诚看得很准，“一子”就是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史学家，他不受各种条条的束缚，勇于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认识，表达自己对于历史的见解，彰善瘅恶，史著中总是充满着人性之正气。如他关注平民阶层，赞扬他们的高尚道德。《游侠列传》颂扬游侠舍己为人、扶危救困的品质，将布衣之侠跟“暴豪之徒”区分开来；又引用“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的谚语，讽刺拥有权势的王侯在道德上的虚伪，抨击他们标榜仁义，干的却是窃国的罪恶勾当。司马迁评价陈涉起义的伟大功绩：“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太史公自序》），这可谓是对平民阶层伟大力量的讴歌和礼赞。司马迁揭示了人的经济地位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他认识到经济状况对人们思想道德的影响，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归焉”。他肯定了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欲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他主张让工商业自由发展，他写《货殖列传》，就是为那些著名的工商业者立传，并称赞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这与董仲舒鼓吹的“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唯心论调，形成鲜明的对照。上述精彩论断，鲜明地反映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个性。

4.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之作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和《史记》有这样的评价：“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史记》被称赞为一部实录之作。历史著作，得到这样的评价，可谓是最高褒奖。

“不虚美，不隐恶”，就是对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记述。再具体点说，就是对所记载的对象，需要赞扬的，绝不无端美化；对待当政者，绝无巴结、阿谀逢迎之心态；对于社会的黑暗面、消极面、丑陋现象，以及一些坏人坏事，即使当政者不愿让人知道，当事人害怕让人知道，也要无所畏惧地予以揭示。司马迁正是这样做的，譬如对于汉高祖刘邦，他一方面写了许多神奇体面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写了许多庸俗丑恶的事情。把这些事情综合起来，刘邦这个狡黠而又有无赖性格的形象就呈现了出来。这是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再如《平准书》写汉武帝时的社会景象，首先是对汉朝七十余年间经济发展、社会富足、人民安居乐业的描述和称赞，而紧接着又指出武帝时期的潜在危机：“当时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当然，在揭示黑暗面时，司马迁往往写得比较委婉，有时用“寓论断于序事”中的方式。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

不过，说《史记》是“实录”，是就其主要方面而言的。司马迁写人物、写历史场面，采用了文学的笔法，有猜测和想像的成分。如《史记》所写鸿门宴的座次、人物的神情、人物的对话，那时既没有录像机，也没有录音机，司马迁怎么知道得那么详细呢。如果说没有作者的虚构和想像，那是不合常理的。但这种虚构和想像，并不影响《史记》的实录特点。

5.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是鲁迅先生称赞《史记》的话，言简意赅地点明了《史记》的文史交融之特点。我们这里引用它，意在说明《史记》在史学和文学方面都取得了很高成就，做到了二者的完美结合和高度统一。

“无韵之《离骚》”，主要是指《史记》在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史记》在这方面的成就，不限于写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还在于写战争、写历史场面，都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如《淮阴侯列传》写韩信破赵之战，《李将军列传》写西汉名将李广对匈奴的作战，《项羽本纪》写“鸿门宴”的场景，《刘敬叔孙通列传》写叔孙通制定朝仪前后朝廷上场面的变化以及刘邦的心理活动等，都给人以历史审美的享受。司马迁根据他对人物的理解和认识，选取可信的重要事件，加以详略不同、彼此互见的剪裁和安排，并使之故事化。这是司马迁写作人物传记的基本方法。这样，司马迁笔下的许多人物不仅鲜活，而且也具有典型性。

从思维特点上说，史学和文学的差别很大。史学强调证据，文学需要想像；史学重视理性，文学倾注情感；史学的目标是史实的真，文学的鹄的是艺术的美。二者有一种天然的矛盾。“所谓意翻空而易奇也。……事征实而难巧也。”然而，史学成果必须用语言文字才能反映出来，史学的文字表达也需要艺术，需要史家的才华。孔子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刘知几提出的史才三长之“才”，都是讲的史学的文字表达问题。这又表明，史学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二者结合得恰到好处。《史记》可以说比较好地处理了文与史的关系问题，所以鲁迅先生从两个方面称赞它。清代的章学诚用“圆而神”评价它，与鲁迅先生的点评极为契合。

三、《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史学史上，《史记》占有怎样的地位？

第一，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中国历代正史采取的都是纪传体。在所谓“廿四史”中，《史记》的地位是很特殊的，其一，它是第一部正史；其二，它是唯一的一部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写到司马迁的时代汉武帝时期。后来的正史都继承了《史记》的纪传体体裁。可见，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

第二，它奠定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首先，《史记》开创了史学经世的学风。司马迁明确地说：“述往事，思来者。”“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说明自己撰写历史的意图。他注重选取有借鉴价值的史实来写，如他说：“（良）所与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就是说，张良和汉高祖刘邦平时谈论的天下事很多，那些与天下存亡无关的就不写了。

其次，它发扬光大了人本主义史学传统。孔子在《春秋》中就显示出对人事的重视。司马迁继承了这一传统。《史记》的任务之一是“究天人之际”。在天人关系、历史事变中，司马迁重视人事、强调人谋，而淡化神意。对诡异的天道观，他是怀疑的。

再次，《史记》也是民族史的杰作。它主张国家统一、民族平等、各民族和谐相处的思想，对促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在史学上，它开创了维护国家统一的优良传统。

最后，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撰写信史，对历史高度负责的史家情怀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楷模。以后，赞美直书、鞭笞曲笔成为中国史家进行史学批评的一条基本标准。

第三，它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难以超越的高峰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座难以超越的高峰。这样说，似乎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难道史学发展越来越倒退？不是这样的，学术著作的高下不能简单地用进化的观点来衡量，历史著作有它的时代性和唯一性。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导言》中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现象。马克思说：“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是的，《史记》就像古老的希腊艺术和史诗一样，尽管它还带有粗糙和草创的特质，但是它的古朴之美却是后世史著所无法复制的。它作为“一种规范和高不可攀的范本”，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据的地位是其他史著所不能取代的，不仅如此，这种地位还具有其永恒性。

责任编辑/杨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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