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美国劳资关系的联邦管制政策及影响

摘 要一战期间，为了应对劳资关系问题，美国威尔逊政府成立了国家战时劳工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有劳资双方代表和第三方代表，目的是保证战时战争支柱企业的生产，避免劳工罢工或企业停工，维持劳资和谐。该委员会认可劳工组织工会的权利、劳工的基本生活工资和同工同酬原则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既遏制了劳工的罢工率，保障了企业的生产，又促进了工会会员的增长，提升了女工和有色人种劳工的地位。该委员会的政策及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美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容，成为美国管制劳资关系不可或缺的经验。

关键词一战，劳资关系，联邦管制政策，国家战时劳工委员会

中图分类号K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16-0027-06

为了应对战时体制下的劳资关系问题，美国威尔逊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国家战时劳工委员会（National War Labor Board， NWLB，以下简称“委员会”）。一战期间委员会构建的劳工政策“不仅成为新政时期关于劳工法规的大多数基准，而且成为以后美国历任政府关于劳工公共政策的基准”。①例如，美国劳工史著名专家罗伯特·齐格（Robert Zieger）教授指出：1933—1934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寻求应对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先例和榜样时，“他们本能地转向寻求美国在一战期间关于社会福利、劳资关系和经济动员方面的经验”。②

本文在相关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③以一战期间国家战时劳工委员会为例，拟从联邦层面剖析战时体制下美国劳资关系的管制政策及影响。

一、国家战时劳工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成员

美国国内在一战爆发之后的前6个月，共有3000次罢工，这使得威尔逊政府一直思考建立一个新的联邦机构来解决这一问题，其基本原则是：“认可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的理念并支持劳工的最重要的诉求。”④为有效维护战时国内秩序，时刻关注欧洲战局，1916年8月，美国依据相关法律成立了国家防御委员会（Council of National Defense），由“戰争部长、海军部长、内政部长、商务部长和劳工部长组成”。⑤1917年9月，威尔逊总统又设立了调解委员会，但这也没有有效地遏制美国劳工的罢工。⑥1918年4月，威尔逊总统最终建立了国家战时劳工委员会，职责是“负责维护劳工和平”。①威尔逊总统建立委员会的目的是：“协调所有政府部门涉及的劳资纠纷问题。”②

一战期间，委员会由劳资各方任命一名主席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代表的选择，遵循劳资各方选择代表的原则。资方代表由国家工业咨商委员会（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选择，劳方代表由美国劳工联合会选择，联合主席人员由每一方选择。③

具体来说，一战期间委员会的组成是：“5名由国家工业咨商委员会选择的资方代表，5名由美国劳工联合会选择的劳方代表，2名分别由劳资各方选择的公共代表。”威尔逊总统还任命了10名仲裁员组成的委员会，在不能够达成劳资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委员会有权“从仲裁委员会中选择其中的一位任最终仲裁员”。委员会两位联合主席分别是来自劳方的公共代表弗朗西斯·帕特里克·沃尔什（Francis Patrick Walsh）和来自资方的公共代表美国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④前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学者和铁路劳工工会顾问杰特·劳克（W. Jett Lauck）任行政秘书。⑤委员会的代表之一，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塞缪尔·龚帕斯加入的主要目的是：“根除在武装冲突期间劳工的罢工。”⑥该委员会的宗旨，由此可见一斑。

二、国家战时劳工委员会的政策

委员会的具体职责，是保证战时企业的正常生产，避免劳工罢工或者企业停工，促进劳资关系的和谐发展。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释委员会的具体政策。

第一，关于劳工工会，委员会关注的是劳工组织劳工工会权利的问题。

一战期间，委员会确认和承认的原则是：“劳工有组织工会和选择自己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资方不能够以任何方式否认、剥夺和阻扰劳工的这种权利。”劳方“在行使其组织工会的权利的同时，不能使用任何强迫的措施诱导劳工加入他们的工会，也不能诱导资方进行交易”。与此同时，资方也具有组织商会以及选择集体协商代表的权利，该权利也不能被劳方否认。⑦1918年3月，战时劳工咨商委员会（War Labor Conference Board）宣布：“普尔曼公司雇工拥有选择他们的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⑧但委员会给予实行开放工厂政策的企业特权，“对在一战之前资方没有承认工会的企业不作要求”。⑨

委员会进一步认为：“企业应该给予劳工们通过可以信任的委员会与资方交涉，并且‘公司的行政人员应该与这些委员会进行谈判，而不关注这些委员会成员是工会会员的事实’。”⑩这使得劳工的权益获得尊重，有利于劳资纠纷和平地解决，避免了劳工罢工。1918年春，美国政府成立了工厂委员会，主要目的是：“将资方和劳方建立在统一的秩序之上，首先是支柱型企业在战时保证生产，其次是企业在复员和重建时期更加稳定和繁荣。”美国政府发挥效能主要是通过委员会和其他战时机构。{11}

实际上，一战期间委员会继承和发展了国家对劳工拥有集体协商权利的正式认可。劳工部长威尔逊是第一个声明支持这一原则的联邦政府官员，他认为：“资方没有权利干预劳方组织工会，如同劳方没有权利干预资方管理资本。”{12}联合主席塔夫脱也认为：委员会的原则不包括“维持关闭工厂不雇佣工会会员的现状”和“要求我们忽视或者请求违背已经签订的雇佣合同——劳工坚定地不加入工会”。①

第二，劳工的同工同酬方面，该委员会认同并实践了这一原则，即在相同的工作岗位上，女性劳工与男性劳工、白人劳工与有色人种劳工应获得相同的工资。

2.美国工人运动史

南开美国史研究的第二个主要领域是工人运动史，主要拓荒者张友伦。其早年研究国际共运史，20世纪70年代末转向研究美国史。当时他感到，虽然工运史在国际学术界也呈现冷落的景象，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有必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不了解美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也“很难全面地、深刻地了解美国”。于是，他下很大氣力克服资料不足和基础薄弱的困难，全力开展美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11}

张友伦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美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工人运动加以讨论，体现了当时中国学者在国际工运史研究上所达到的学术高度。他以欧洲工人运动为参照，讨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殊性，指出这种特殊性乃是美国社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以合法斗争为主的工人运动方式，也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手段，其作用不可低估”，不可“用一般标准来加以衡量”。他同时也不赞成美国例外论，认为“共同规律”对美国工人运动同样是有效的。{12}他对战后美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的讨论，引出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他指出，蓝领工人减少，白领雇员增加，同时“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异”趋于缩小，乃是发达国家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些变化导致工人阶级的实力和工会的影响都受到削弱，但不会造成工人阶级的消亡;它们改变了美国阶级结构，但并未把美国变成一个无阶级社会。①

陆镜生的研究兴趣一度也集中于美国工人运动史。他考察过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劳工立法，②把《华格纳法》称作“‘自由主义’的改良立法”。③陆镜生还写成一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专著，用400多页的篇幅叙述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一方面破除美国例外论，指出美国也存在社会主义运动;另一方面也承认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不同于欧洲，有自己的特殊性。④

张友伦和陆镜生两人合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完成了一部近60万字的《美国工人运动史》，于199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南开美国工运史研究的集大成，得到了美国史前辈学者黄绍湘的肯定和好评。⑤书中参考大量中外文资料，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美国工人运动做了系统而详细的叙述，特别是对有组织劳工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斗争进行了深入分析，力图在破除“美国例外论”的同时，解释美国社会的特殊性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并对美国传统劳工史学者提出的“职业意识论”和“新劳工史”的思想取向做了辨析。⑥张友伦在同一年出版的《当代美国社会运动和美国工人阶级》，实际上是前一著作的续篇，着重论述二战以后美国工人阶级内部的变化和工人运动的进程。⑦

在张友伦和陆镜生相继退休后，南开的美国劳工史研究没有得到延续，但他们的论著却留下了富有价值的启示，体现了中国学者在美国劳工史研究方面的基本特点。他们重视有组织的工人及其政治斗争，并把工人阶级视作美国历史中的自主力量。他们的研究受到马克思理论的启发，也吸收了苏联及美国老左派史学的滋养，但其中所包含的对于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同情与重视，却与当时国际史学界“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取向大致是同步的。

3.美国西部史

美国西部史一直是南开美国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色，经历了从西进运动向西部史、再向西部环境史的演变。

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也是张友伦。他最初是从美国农业发展与西部开发的关系着眼，注意到西部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于是把西进运动作为一个研究的重点。他首先从宏观视角考察西进运动的作用和意义，把西进运动视作“对美国的发展曾经起过决定作用”的因素，并充分认可普通民众和移民在西进运动中的作用，同时也不忽略美国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⑧张友伦在2005年推出《西进运动探要》一书，把以往曾以单篇论文讨论过的问题串联起来，并加以扩充和改写，形成一部系统的著作。书中的内容涵盖西部的概念、领土扩张、印第安人、土地问题、农业发展、交通运输、城市、妇女与西部开发、日常生活与文化、西部史学等。本书虽然仍以“西进运动”为题，但实际上已基本具备西部史的框架。⑨他这种把西进运动嵌入美国历史并弘扬其重要性的思路，扩展了美国史研究的视野，不再把目光停留于东部和华盛顿，而是把更为广袤的土地和更加众多的人民纳入了历史考察的范围。

目前，付成双继续在西部史领域探索，而且逐渐把重点转向以西部为中心的环境史。张友伦在考察西进运动时，曾从印第安人的苦难来反思西部开发的代价。付成双则从环境史的角度来审视美国的西部开发，所看到的不仅仅是西部的崛起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还有环境、资源和生态的破坏，比如物种消失、森林减少、土地盐碱化和水土流失等，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他称之为“一部人为的自然灾难史”。这样也就打破了以人类为中心的线性进步观念，能从多重视野来看待西部开发的后果。①他还具体讨论过美国人对于西部大平原认识的变迁，以及相应的观念对于西部开发的影响。②另外，他的研究还涉及西部的环境、资源因素在殖民竞争、土地争夺、外交政策、权力斗争中的作用，③森林观念变化对环境、资源及生活方式的影响，④以及生态中心主义的形成及其对美国环境和资源保护运动的影响等问题。⑤这种把西部史和环境史结合起来的研究路径，为拓展和深化西部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⑥

4.美国种族关系史

南开美国史学人对种族关系史的研究，特别是对黑人史和印第安人史的研究，也是由杨生茂和张友伦所开辟的。

在“文革”后期，杨生茂主持编写了《美国黑人运动大事记》（未正式出版）和《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⑦后一书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属于政治批判读物的范畴，但揭示了美国黑人的历史自主性，并且把黑人史以及与黑人相关的奴隶制、种族关系、黑人运动、民权运动等方面的课题引入国内的美国史研究。此后，南开有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以黑人史方面的选题撰写学位论文，并公开出版。其中，李青的硕士论文研究内战中的逃奴问题;⑧张聚国⑨、高春常⑩、吴金平{11}、陈志杰{12}、谢国荣{13}等人的博士论文，则讨论奴隶制、重建、民权运动和黑人领袖评价等方面的问题。目前，张聚国在南开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关于杜波依斯的几篇论文，着重论述了杜波伊斯一生中在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策略上的变化，并对布克·华盛顿和杜波依斯在思想和策略上的异同进行了比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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