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一生化工救国路

他身上充满了企业家精神，不置汽车，不营大厦，一生只拿50元工资。卢作孚曾讲：“中国真正的人才，范旭东先生要算一个”

浏览20世纪前半的中国工业史，最令国人沮丧的，莫过于重工业之弱小和工业整体技术水平之低下。惟读到化学工业时，虽仍不乏遗憾，却似有一种柳暗花明之感。

如史家指出：抗日战争前10年，作为重工业的重要部门，“化学工业是该期产生和突起的产业……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不但向轻工业原料国产化进了一步，而且为抗战时期的战时工业打下了基础，这是战前中国工业所取得的瞩目的成绩”。

又如：“旧中国的工业生产技术是很落后的；但是也并非一无成就，‘侯氏碱法’，就是名闻中外的技术创新”——其发明者侯德榜，是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工程师；而“‘永利’的主要创办人范旭东，是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又是化工技术专家和企业管理专家。他的创建民族资本基础化学工业，为中国的化学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炼精盐，制纯碱

范旭东，原名源瀼，字明俊，生于湖南湘阴。6岁时，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家境由小康而一贫如洗。因姑母资助，才得以就学。17岁时，随兄源濂东渡日本求学。〔参看《范源濂》〕时值戊戌政变不久，庚子国难正甚，于是他改名锐，字旭东，“表示一辈子锐意进取的决心”。在日本，旭东涉猎政治、哲学、武术、医学等科，最终立志“工业救国”。1908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应用化学科，两年后毕业，留校任教。至辛亥革命消息传来，当即决定回国。

民国元年，范旭东回到北京，得时任民国教育总长的乃兄照应，任职财政部。翌年，奉派赴欧洲考察盐政，回国后，不料政局发生变动。在梁启超、范源濂等支持下，他辞去公职，在天津塘沽集资创办了久大精盐股份公司，自1915年投产，至30年代成为中国最大的精盐企业。不过，范旭东创办“久大”并非初衷：“他原准备从制碱入手”，“创建中国的重化学工业”；因制碱技术复杂，故决定先从盐业干起。

家世渊源原本让他可走辽阔的仕途或成为一个轻松的官商，他却甘心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投身于艰辛的民族工业。早年，他被家人送到日本读书，一个日本校长对他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此言，刺激了他的一生。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毕业后，他随即回国，立志于复兴中国的盐业。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做饲料；而在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实际上，制作精盐并不难，成本也不高，只是中国当时缺少化工人才，无人涉足该领域。精盐市场，长期被英商和日商垄断。

1915年，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股本5万元。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很快令纯度达到90%以上。范旭东亲自设计了一个五角形的商标，起名“海王星”。

久大精盐很快遭到国内外盐商的围剿，日商在报纸上散布“海王星”有毒的谣言，英国驻华公使甚至企图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运盐船出港。国内的盐商更是群起攻伐。数百年间，全国的食盐产销历来由官商合伙垄断，江淮大盐商们左右着盐的价格，他们形成了一个庞大而错综的利益集团。久大精盐在很长时间内无法销到长江以南，范旭东甚至还被军阀绑架，靠他的总长哥哥四处斡旋才被放了回来。1917年，久大精盐销出1万担，1923年增加到4万多担，1936年达到顶峰，约50万担。

在精盐上取得突破后，范旭东马上又转战制碱业。当时国人最常见的装束是粗布长袍，色彩单调，并且不耐磨。印染的布料是一种奢侈品，因为印染需要用碱，而碱十分昂贵。在制碱业，以氯化钠与石灰石为原料的“苏尔维法”是最先进的技术，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专利垄断，对外绝不公开。当时在中国垄断纯碱市场的是英国卜内门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远洋运输困难。英商乘机将纯碱价钱抬高七八倍，甚至捂住不卖，使许多民族布业工厂陷于停顿。

一群青年科学家聚拢在范旭东周围，其中有苏州东吴大学化学硕士陈调甫、上海大效机器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王小徐、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气化学专业毕业生李烛尘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侯德榜。这是企业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团队，李烛尘日后出任共和国的食品工业部部长，侯德榜因独创的“侯氏制碱法”而闻名世界。1918年，永利制碱公司在塘沽成立。陈调甫和王小徐在范旭东的家中建起了一座3米高的石灰窑，制成一套制碱设备，进行了3个多月的实验之后，打通了工艺流程，制出9公斤合格的纯碱。

永利经历的磨难更甚于久大，其前后竟长达8年之久。在工厂的筹备中，垄断制碱技术的几大国际公司严格保密，几乎无法采购到成套的机器设备，一切都需重新设计、钻研自制。

1924年8月，永利投入200万元，终于产出了第一批成批量的碱制品。可是，令人失望的是，这批碱制品仍是红黑相间的劣质碱。消息传出，英资公司发出一阵嘲笑之声。此时，4台船式煅烧炉全部烧坏，无法再用，全厂一度被迫停产，苦候数年的股东们已是失去了耐心，唯有范旭东仍然咬牙坚持。卜内门公司乘机要求与范旭东会谈，希望入股永利，范旭东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股东只限于享有中国国籍者”为理由，予以回绝。

一年多后，1926年6月29日，永利终于生产出纯净洁白的合格碱，全厂欢腾。范旭东眼噙热泪，对身旁的陈调甫说：“这些年，我的衣服都嫌大了。老陈，你也可以多活几年了。”范旭东给产品取名永利纯碱，以区别于“洋碱”。8月，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永利纯碱荣膺大会金质奖章，专家的评语是：“这是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奋起直追研制“三酸”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着手筹建制酸工业，聘范旭东为委员。在跟英、德两国的公司谈判破裂后，考虑中国自办。范于是踊跃承担，在南京卸甲甸兴建永利硫酸錏（即硫酸铵）厂，1937年建成。其技术、规模“远远超出了三十年代初期我国的工业水平”；当时有美国工程师赞叹：在兴建錏厂方面，“就进度快和质量好而言，中国稳居第一”。

事后，政府虽给了永利20万元奖励金，但事前所作的暂代其垫付公司债和豁免原料税等允诺，却迄未兑现。抗战前，范还在青岛创办永裕盐业公司，在江苏大浦建久大分厂，于1934年组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抗战爆发后，他和李烛尘等率职工转移四川，开辟新的化工基地，又建立多家新企业。

上世纪初，中国市场的碱基本依赖于英国卜内门公司生产的“洋碱”，当时国际上碱的制造处于垄断阶段。最先进的制碱法是氨碱法，也称苏尔维制碱法，由比利时人苏尔维于1861年发明。欧美各国成立了苏尔维工会国际组织，只向会员国公开技术资料和设计图样，凡有改良或新发现，会员国之间互通信息，并不申请专利，以防泄漏。1922年，范旭东到庐山避暑，遇到卜内门驻华代办李特立。李特立对范旭东说：“碱在贵国确属重要，足下动手也未免过早。按照你们的工业条件，过30年再办碱厂也不为迟。”范旭东回答：“在我却恨不得早办30年。事在人为，只要急起直追，还不算晚。”

1925年永利出碱，消息震惊卜内门公司。卜内门英伦总行老板尼可逊来上海视察，提出要同范旭东会谈。永利公司应邀并将会谈地点定在大连，范旭东偕侯德榜、余啸秋赴会。范旭东与同仁提前通气，内定了一条原则：“永利担负着中国民营化工的任务，其成其败，必凭我自身力量拼命奋斗，在任何情形下，我主权上、制造上是万万不容外人参加的，其可能通融程度，至多以营业为范围，原则上仍然能避就避。”所以在会谈中，尽管尼可逊一再提出愿以其资本和技术与永利合作，而永利在资金方面也的确困难，范旭东仍始终以永利公司注册章程早已规定“股东只限于持有中华民国国籍之人”无法变通为由婉言谢绝。

科研路，报国心

范旭东在创办实业的同时，积极提倡科学救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参与和支持科学研究工作。

早在1922年，他就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把久大、永利两公司给他的酬金用作该社的科研经费。这是我国第一家专门的化工科研机构，也是他自喻为毕生创办的第三件大事业。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前身为久大塘沽盐厂的化验室，开始主要利用精制食盐余下的卤水制取硫代硫酸钠，以及生产咸味刷牙水和漱口水等，后来又利用永利碱厂的副产品生产碳酸钙、碳酸镁。它出产的明星牌牙膏（也带有盐分），在抗战前后一个时期内独步市场，风行一时。

范旭东创设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宗旨和目的，不仅为本企业的生产服务，解决制盐和制碱中的一些科研问题，而且培养造就了一批化工科技人才，为振兴我国的化学工业服务。他曾提出：“黄海应该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他不属于永久两公司，而是与永久两公司平行独立的化工研究机关”。他聘请并全力支持获美国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的孙学悟主持社务。范旭东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孙学悟和全社员工的不懈努力，黄海开创了我国无机应用化学、有机应用化学及细菌化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写下了化工科研史上光辉的一页。

黄海与永利、久大联合组成的“永久黄集团”还创办了《海王旬刊》。该刊在范旭东的主持下制订了“四大信条”：一、在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二、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事业；三、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大局；四、在精神上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从1928年至1949年，《海王旬刊》累计出版600多期，范旭东先后亲自为该刊撰稿逾百篇。永利、久大两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数千名职工在“四大信条”的鼓舞和鞭策下，为发展我国的化学工业和科学研究事业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其中范旭东不愧是实践这些信条的典范。

范旭东本着“以能为社会服务为最大光荣”的信条，抗战期间还创办了中国工业服务社。他亲自为该社拟订章程，规定其宗旨是：“协助有志兴办工业的团体或私人，为其提出的工业生产项目，共同进行调查研究，如资源、厂址、技术工艺、设备要求和投资计划及市场需要等。”一经委托和受托双方取得协议，即由该社提出建设方案和工程计划，从永利、久大、黄海等单位中抽调人员协同委托单位实施。这个服务社刚刚办起，就与四川省南川县的一煤矿签订合同，派永利的黄汉江前去帮助该矿把生产搞了上去。这也是我国化工科技咨询服务工作早期的一次成功范例。

范旭东十分热衷于学术活动和教育事业，曾担任中国自然科学社理事达30余年，曾受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聘请担任评议员达10余年，曾被推选为中华化学工业会副会长、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他还继兄长范源濂之后担任过中华书局董事，对出版事业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他还是天津南开大学和湖南私立隐储女校的校董。他对南开大学化学系和经济研究所捐赠过奖学金，以鼓励优秀学生。

1945年10月2日，范旭东终因操劳过度，致积劳成疾，突患恶疾（据称急性肝炎），10月4日下午三点溘然长逝，终年62岁。临终前，叮嘱后人要“齐心合力，努力前进”。

范旭东性格直率坦荡，不假掩饰；事业外，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他身上充满了企业家精神，不置汽车，不营大厦，一生只拿50元工资。卢作孚曾讲：“中国真正的人才，范旭东先生要算一个。”

责任编辑 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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