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与行业差异

摘 要：笔者在测算我国服务业细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1998年～2002年和2004年～2009年2个报告期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数据，研究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SFDI）对总体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按照历年服务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状况，划分了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上升的部门和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下降的部门，分别研究了SFDI对这两类部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SFDI带来了我国总体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S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上升行业的效应要大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下降行业。

关键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全要素生产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CJL06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03080）；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1YJC79006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JY004）

作者简介：原小能（1973-），女，河南武陟人，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服务经济研究；杨向阳（1978-），男，河南信阳人，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服务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2-0068-06

收稿日期：2013-01-23

改革开放以后，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2012年全年中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8.4亿美元，占同期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48.2%，超过制造业4.5个单位，这说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Servic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FDI）已经成为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SFDI能否像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一样对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带来外溢效应，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这种外溢效应是否存在行业差异？这些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及本文的研究起点

随着SFDI的逐渐增加，学者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的重点也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研究具体行业SFDI进入对该行业的影响，Nicolaos（2004）的研究表明，拉美国家电力部门进行规制方式改革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后，服务质量有所提高。二是从产业层面上研究SFDI进入对总体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如胡朝霞（2010）运用中国1992年～2007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SFDI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指出SFDI对服务业的技术效率的改善和技术进步的提高都有促进作用；何枫等（2010）利用我国2001年～2007年间分省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服务业技术效率显著地低于东部沿海地区，而且SFDI与服务业技术效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 U 型关系。

上述研究对SFDI的生产率效应做了较深入的研究，虽然多数文献多发现SFDI的进入会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提高服务质量，但也有文献研究发现SFDI的生产率效应是不确定的。而且现有文献的研究对象要么是具体的某个行业，要么是整体的服务业，缺乏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比较分析。我们知道，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异质性，生产率上升速度不同，引进外资的数量和质量不同，外资所产生的外溢效应也有所不同，因此，本文拟利用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具体数据，研究SFDI所带来的生产率效应差异。

二、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本文采用基于产出的非参数Malnquist指数方法测算服务业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最初由Malmquist（1953）提出，Caves等（1982）首先将该指数应用于生产率变化的测算，此后Fares等（1994）将该方法与DEA理论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为生产率测算中普遍应用的方法。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优点：（1）不需要相关的价格信息，这对实证分析特别重要，因为一般情况下，相关投入和产出的数量数据比较容易得到，而要素价格等信息的获取通常比较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能；（2）适用于多个国家或地区跨时期的样本分析；（3）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杨向阳 等，2006）。

（一） Malmquist指数的构造

Malmquist指数通过在时期t和时期t+1所观测到的投入产出向量所测算，这里我们利用产出导向的距离函数来构造。

假定时期t的Malmquist指数为：

（二）数据说明与结果

由于我们研究的是S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而我国SFDI分行业数据的统计在1996年之后，因此，我们这里分析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时，选取1997年～2009年间服务业的产出水平、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进行计算。其中，产出水平用历年服务业增加值表示，并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折算；资本投入用历年服务业资本存量来衡量，并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折算。衡量服务业资本存量时，利用国际通用的永续盘存法进行估计，即本期的资本存量为上一期的资本存量加上当年的投资，再减去折旧，折旧率为10.96%（单豪杰，2008） ，资本的初始值则采用国际通用的做法，即当年的投资额除以10%。由于2003年之前无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固定资本投资数据，因此用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加更新改造投资来替代；劳动力投入用历年服务业年底从业人员数表示。所采集的初始数据皆来源于公开出版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2003年服务业统计中行业分类进行调整，服务业产出水平、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统计口径不一致，有些按照旧的分类统计，有些按照新的分类统计，无法准确进行合并，因此，本文在测算服务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时，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97年～2002年，另一个阶段是2005年～2009年。另外，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中没有FDI进入，本文在研究服务业各行业时忽略该行业。因此，1997年～2002年的报告期包括9个行业，2005年～2009年报告期包括14个行业。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结果见表1和表2。其中，TFP表示Malmquist生产率指数，EC表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P表示技术进步指数。

由表1可以看出，在1997年～2002的报告期，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波动现象，其中1997年、1998年和2002年全要素生产率有所下降，1999年～2001年则呈增加趋势。由于1998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较多，导致整个报告期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从服务业内部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较显著，地质勘查、水利管理业，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趋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则下降。无论不同时期服务业增长率的差异，还是整个样本期不同行业的差异，主要都是由于技术效率EC和技术进步TP的不同变化所带来的。在样本期，除房地产业外，其他服务行业的技术效率都大于1，呈递增趋势，而就技术进步指数来说，除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外，其他服务行业的技术进步指数则小于1，呈递减趋势。这说明在样本期服务企业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技术水平提升缓慢。

由表2可以看出，在2005年～2009年的报告期，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呈现波动现象，其中2007年～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有所上升，2005年、2006年和2009年则下降。从服务业内部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也较显著，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与1997年～2002年报告期不同的是，本报告期服务业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多数服务行业的技术效率增长率下降，而技术进步增长率上升，从而带来服务业技术进步速度加快。

三、服务业FDI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分析

（一）理论基础

FDI的进入除了直接增加东道国的资本数量，提高产出水平，还会从多方面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影响东道国的产业发展和生产效率。在服务业的外溢效应的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从分工深化、竞争机制、产业关联、技术和知识外溢几个视角进行分析。首先，SFDI进入后，东道国可以产生与比较优势有关的收益和效率，而且有利于深化分工，进而带来额外收益，特别是商务服务业部门的FDI进入，能够降低东道国的交易成本，进而有利于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发展（Francois，1990）；其次，服务业FDI进入会导致竞争增加，而且外资企业往往比内资企业拥有更雄厚的资金、更高水平的技术和更丰富的管理经验，迫使内资企业加速创新，提高企业生产率（Marrewijk et al，1997）；再次，外资服务企业进入后，会和当地企业产生供应商或销售商等上下游联系效应。就前者来说，外资服务企业到当地供应商的工厂察看，提供技术人员来保证和提高供应商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从而提高当地供应商的生产率。就后者来说，外资企业为当地客户提供服务时，有可能会与客户进行合作或对客户进行培训，从而提供当地服务企业的生产率（Markusen et al，2005）；最后，由于外资服务企业具有较高的管理、营销、组织能力，其进入东道国后，会带来技术创新、组织设计和管理经验等知识外溢，改进东道国服务质量，提高生产效率。江小涓（2008）指出，服务业外资企业的服务产品质量较高，有助于一国引入先进管理理念和服务方式，从而为本地服务业企业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为了考察SFDI对服务业不同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根据上面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结果，我们分别以1997年～2002年和2005年～2009年报告期内服务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速度为标准，把服务业分为两类：一类是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上升行业，另一类是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下降行业。在此基础上，分别探讨各行业FDI对这两类服务业样本的影响。本文所采取的模型如下

LTFP=β1+β2SFDIP+β3INS+β4T +μ

TFP为全要素生产率，LTFP为TFP的累积指数。上面我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都是针对上一年增长率的相对数据，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小于1，表明该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上一年下降，但其生产率水平可能仍然保持较高水平，因此，为了准确衡量FDI对服务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效应，我们分别以1996年和2004年为基期，计算历年服务业各行业的累积TFP指数，即LTFP指数为被解释变量。

SFDIP为服务业各行业历年的外资实际使用金额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比。如前所述，外资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生产率，而且这里是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整体生产率的影响，因此，使用外资实际使用金额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作为解释变量，可以较全面的刻画其影响。这也是学者们测算外商直接投资生产率效应时通常选择的指标（王争 等，2008；张宇，2009）。在这里，我们根据历年人民币外汇汇率，以人民币为单位计算历年服务业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当年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计算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银行全球门户网站。

INS为制度变量。经济体制变化会影响到服务业技术效率变化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因此，制度的变迁也应纳入模型之中。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解释力，我们选择非国有和城镇集体就业人数比例来表示。计算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T为时间趋势变量。

（三）实证检验结果

我们利用STATA9.0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1997年～2002年报告期中，全部服务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正增长行业和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行业都宜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Hausman检验值分别为5.89、5.65和5.51）；2005年～2009报告期中，全要素生产率正增长行业分析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值为9.67），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行业分析宜采用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值为1.89）。另外，比较不同估计方法下的参数显著性和模型总体显著性，全部服务行业分析采用OLS估计方法。

检验结果表明，在1997年～2002年和2005年～2009年两个报告期的结果比较稳定。而且无论是总样本，还是分样本，两个报告期的检验结果都比较一致。

（四）检验结果分析

由上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对于服务业总体来说，SFDI进入后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了正效应。从分行业样本来说，两个报告期的研究结果都表明，SFDI进入对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行业所带来的效应要大于全要素生产下降行业。对这两个结果我们可以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1）SFDI进入增加我国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效应相似，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后，除了直接增加服务业的资本投入外，也会通过各种途径产生外溢效应。（2）SFDI进入对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行业所带来的效应要大于全要素生产下降行业。特别是在2004年～2009年的报告期内，SFDI进入对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行业的作用不显著。这进一步证明了SFDI的生产率效应。对于服务业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说，有多种作用因素，可能与各行业的资本、技术、人才、学习能力、吸收能力等有关，SFDI不仅直接影响到其所进入行业的生产率，而且会通过上述各因素间接影响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赖明勇等（2005）利用中国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对技术溢出效果具有决定作用。因此，对于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行业来说，资本、技术、人才、学习能力、吸收能力等因素更好地发挥了作用，也使得这些行业能够更好地利用SFDI的外溢效应来提高生产效率。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行业来说，各生产要素的利用没有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也使得SFDI的生产率效应难以充分发挥。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SFDI对我国服务业生产率提升产生了正效应，而且SFDI对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行业的效应要大于对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行业。

由上述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得到一定的启示：SFDI能够促进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我们应继续深化对外开放，积极引进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充分利用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各种效应提升我国服务业的生产率。但研究结果也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的作用会因行业不同而产生差异。对于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行业来说，由于其能够更好地消化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更快增长，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行业来说，由于其各种要素的利用效率没有进一步提高，也削弱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因此，在我国服务业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也要更多地注重修炼内功，提高各种要素的利用效率，进而充分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近年，虽然各级政府部门和实践工作者都意识到了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性，并给予各种政策进行支持，但其偏好仍然更多地注重服务业规模的扩大，而对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的提高重视不够。这就存在重蹈制造业发展覆辙的风险。同样，如果我们仅注重服务业规模的扩大，而不注重效率的提高，即使将来我们变成了全球服务办公室，也有可能仅在全球服务分工中获得较少的附加价值。因此，我们在推动服务业发展规模增加的同时，要更多的注重服务业学习能力、技术和知识吸收能力、创新能力等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在对外开放中获取更多地外溢收益，提高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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