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素臣传奇的伦理价值探析

摘 要：朱素臣，清初戏曲作家，毕生致力于戏曲创作和研究。朱素臣作为一个时代的文人，不可能完全超脱当时的社会影响，也会有着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性。要评价朱素臣传奇伦理思想是否具有价值，我们首先需要理清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透过朱素臣传奇文本的表层，探寻其伦理思想的特色。

关键词：朱素臣;传奇;伦理

基于学术界对朱素臣剧作中伦理色彩的批判，以及笔者对其道德化、人性化伦理的阐述，本文将主要分析朱素臣所推崇的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必性。

一、对传统伦理思想的反映

要评价朱素臣传奇伦理思想是否具有价值，首先我们需要理清中国传统伦理的价值，以及它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不加甄别地一味否定，或者不屑于再做讨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个时代之作品，或多或少会反映当时的社会风尚，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也会产生冲击和影响。

朱素臣对伦理思想的推崇，《十五贯》叙兄弟之情、清官的爱民如子之情;《未央天》叙兄弟之情、主仆之情、父子之情、夫妻之情;《秦楼月》叙主仆之情、朋友之情及爱人之情;《聚宝盆》叙君臣之情、世俗的义利关系;《朝阳风》叙君臣之情、忠奸之辨、主仆之情;《翡翠园》叙邻里之情、父子之情、忠奸之辨。他的剧作几乎涵盖了传统伦理的忠孝节义等各个不同层面。

在现代大众传媒问世以前，传奇多为统治者进行道德教化的工具。戏曲以其大众舞台传播独特的优势，承担着社会文化传承和教化民众的使命。劝善惩恶为传统戏曲的教化宗旨，忠孝节义为善恶标准，对社会、人生进行礼教道德裁判。戏曲的主题，甚至是题材，都紧紧地被伦理教化宗旨所规范，不断地书写着简单的社会道德准则。

明清社会是典型的伦理社会，《琵琶记》于明清流传影响最广也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因为作品的思想在当时能获得大众的共鸣，而不同于当下的挑剔和嗤之以鼻。

明陈洪绶曾说：“今有人焉，聚徒讲学，庄言正论，禁民为非，人无不笑且诋也。伶人献俳，喜叹悲啼，使人之性情顿易，善者无不劝。而不善者无不怒，是百道学先生之训世，不若一伶人之力也。”

另一方面，晚明时期，人们追求思想、个性解放，王学左派的影响，写“情”思潮直接反映在戏曲的创作上，影响非常大，并出现了许多社会弊端，如人欲膨胀、人性的放荡不羁、色情类文学充斥、道德沦丧等。当时现实社会急需儒家道德来规范人们的各种社会行为，但世俗生活则潜在需要作家迎合广大受众的心理需求和审美需求，多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与再现激烈动荡社会的人生百态。剧作家则选取了较好的角度对人们宣扬伦理思想，而这一行为也颇得人们的支持。

我们可以看出，對伦理思想的书写并不是朱素臣个人一厢情愿的臆想，而是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关注。朱素臣的作品几乎都渗透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这是当时人们审美理念和价值取向变化的必然结果。其深深地根植于以忠孝节义的儒家思想为核心而推衍出来的传统文化之中。他入木三分地叙说着作为“社会组织规范”的儒家的伦理道德，以及这种伦理道德制约下的现实生活本身，鲜活展示了这一社会现实生活中个人的性格与命运。在朱素臣的作品中，少了传统文人对社会的抱怨，更多的是一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以情调和理的矛盾及对社会现实的写照。

对现代人来说，思想隔膜已深，不屑于一看，甚至觉得其巨作整个行文构思都极其老掉牙。但对于当时社会来讲，却是当时普通大众的家庭伦常生活的鲜明写照。封建伦理纲常关系，是人们不可违抗的社会准则，但却能时时感受到其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它是国家社会思想的根本，是人们的信仰和行动的基点。它是人情物理中衍生出来的无情的枷锁。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需要这种伦理纲常维系，因此人们必须无条件遵守规范，从而显出它本身的无情。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一幅理想和谐的社会画卷，是传统理想社会的写照。由家到国，推衍而构成一幅和谐的画面，成为民族大一统与稳定的基石。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尤其是古代戏曲犹如中国传统伦理社会的“百科全书”。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社会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婆媳、邻里等，感受到当时真实的社会家庭伦常生活，子孝妻贤，忠臣义仆。它深入描写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最深处，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与中国人生活情景的真实画卷。它不像《西厢记》《牡丹亭》家喻户晓，能以巧妙的构思、永恒的爱情与西方的杰出作品一比高下，但它却是最富中国特色、最贴近中国人现实生活的作品，它因与传统社会融为一体，而最终走向永恒。

二、对理想生存方式的探索

朱素臣对传统伦理的书写，并不是对当时社会情理之关系的简单复写，而是积极探索着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好地解决情理矛盾，达成调和。因为“任何时代的文学艺术创作都必然对现实问题做出及时的响应，并推进现实问题的发问与解答”。

关于“情”，朱素臣对情的阐释已渐由“自然”言情，只求“情至”，转向了欲在情之真诚处。在真诚中体会到其对异性的尊重和对情感的真挚，这在《秦楼月》《龙凤钱》与《文星现》中都有着体现，其剧作极力地推进情向“诚”的方向发展。这是理的摄入的结果，在晚明出现了泛情与滥情化，人们的行为需要社会伦理道德对它进行一定的规范。朱素臣的传奇创作，对于扭转当时不良的传奇创作风气和社会风气都是大有裨益的，他主要通过描摹儿女私情，寓理于情，以情释理。理是在情中，而非游离于情之外的制约因素，从而在情感关系上，作者积极营造一个更为道德化和人性化且符合伦理为大众所接受的两性关系。

关于理，朱素臣戏曲所传扬的，从表层来看，是具有时代局限意义的儒家伦理，但深入层次包含具有普世意义的德性伦理。它蕴含着一些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如爱国主义、民族气节、忠孝等，而这些是值得继承的文化精华，并得到了认同，其在传承人文精神、塑造民族性格、整合社会力量方面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朱素臣的世情剧（社会剧）沿袭了宋元话本和元杂剧的传统，摒弃了文人学士的风流韵事（除《文星现》），抛弃了子虚乌有的才子佳人故事，直接描摹广阔而丰富的世俗社会生活，尤其对下层社会的平民生活青睐有佳。他的创作反映一般市井之人的伦理生活，描写了他们勤劳朴实、友邻互爱、心地善良等各种优良品行。他亲历历史朝代的更替，对社会风气变幻感慨良多，但在创作上始终秉承“文以载道”的传统，主动承担着劝惩教化的社会使命。这种矛盾错综的局面，最终使其有着生活厚度和立体感。在剧作中通过情理之辨折射出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群体、自由与规范、理想与现实、直觉与认知的人类文化精神的永恒性矛盾关系。

他的一些作品亦涉及到反思个人生命体验、社会复杂人情关系网，并探讨个人作为社会成员的存在目的和意义。最富喜剧色彩的是《文星现》中对真假才子的不识，《文星现》中大家对假唐寅作的诗无法辨识时，高丽国王（外）：“咱识见粗疏，可将诗传入后宫与小女一观真假立办了。”鸣林国王（末）笑：“如此说来，一国君臣反不如一女子了，九卿三老忖多少木塑泥雕。”对满朝文武进行无情讽刺。秋香（旦）：“解元在此半载有余，我主人空做了戴乌纱的相公，反不如我青衣女子会识人物，可不羞死了他。”祝枝山（小生）：“把一个通天彻地的祝枝山当作脍肉脯肝的柳盗跖。”此充满了对社会的批判与反思。《十五贯》则从另一个方面对官吏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其中三个清官的形象对比较为突出，过于执、周忱、况钟三人均为清官，从对况钟的推崇中，可以看出作者强调的不仅是道德的问题，更加注重官员的办事能力，逐渐形成了道德和才能的相提并论。

三、不足之处

朱素臣作为一时代的文人，不可能完全超脱当时的社会影响，也会有着無法超越的时代局限性，“文化和社会对人的影响力是巨大而无形的，人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社会的期待，或者说按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尺度塑造自己”。因此，其部分剧作中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以意（即劝孝、表忠、表节以及劝人为善）为本，而不是以事为本，由此超越了人物和事件的真与假、虚与实，可以就事敷陈，也可以凭空捏造，目的只是为了达意而己。如《秦楼月》第七出《惩恶》孝子李九儿口述了他“割肝疗母”的情节，李九儿（丑）：“亏了佛爷爷保佑，也不觉痛，也不血出，忙割下块，一面将疮口缝好，一面煮作羹汤，好奇怪，我娘才经入口，便觉得好了一半，不消几日虎一般健了。”《秦楼月·病捷》吕贯病卧京城，大夫说要用素素的髻发煎服才可痊愈。正逢许秀进京带来了素素的一缕青丝，煎好后，吕贯拜了再拜“（饮介）妙，才经饮下，不觉神思清爽，病骨顿轻好了。如今竟可归去，亲身营救了”。这些有的虽说是为宣扬忠孝节义，但读来毫无真实感可言，只觉得荒谬可笑。还有《未央天》第一出《贺节》周氏（老旦）：“才饮得数杯，忽然梁上堕下一鼠，将器皿尽行击碎，莫非有不祥之兆么。”（老旦）：“今日此酒名为合家欢宴，忽遭击碎，似有惊散一家之兆。”朱素臣的创作具有双重文化意识的特征，既为传统伦理道德所制约，又为世俗情趣所吸引，这就使得他在传统道德准则和理性人格的选择中，陷入无可奈何的矛盾。

由于时代封建伦理观念的浸染，朱素臣个人所认识的是非善恶，有时并不是某一现实或历史事件的真正症结所在。他所憧憬的美好，或许也带着时代的局限性和偏见，甚至荒唐可笑。但是，不可否认，他所表现出来的对政治事件和道德理想的巨大热情，真实有效地使其戏曲达到了更高的社会文化层次，具有了更强的审美性。

参考文献：

[1]郭英德.明清传奇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2]古本戏剧丛刊编委会.古本戏曲丛刊（三集）[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

作者单位：

武昌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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