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曲南歌 优游词会
社团在明代的兴起，直接影响文学艺术家的生存方式、艺术心态和创作行为，从而营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学生态。对明代社团文学中的作家不能仅限于“个体性”研究，因其生活、情感、思想及文学活动都带有密不可分的“集体性”，故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文人社团作为一个文学群体，社团作家的研究应当是个体研究与整体研究的统一。本文即在此思路下考察了有明一个重要的词曲社团——章丘词社，梳理了著名文学家、艺术家李开先与章丘词社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方面的内在关联性。
章丘词社是以著名作家李开先为主盟、以词曲创作为中心的文人社团，在明代数以百计的文人社团中属一特例，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具体记载的词曲社团。这是一个有较大规模的文人团体，会友及参与活动的作家达数十人之众。它聚山东章丘等地词曲家、诗人及各种艺术人才于一处，使章丘成为当时艺术创作十分活跃、艺术氛围异常浓厚的词曲中心之一。在明代文学史上，李开先是备受关注的重要作家，而他的文学创作和艺术成就实与章丘词社密不可分。从词社群体的整体性、系统性角度看，我们会抛弃以前过多关注作家思想和创作的“个体性”研究的传统态度，转而对他的周边及其内外在相关联的统一体投以更多的目光，由此得出关乎李开先人生的、精神情感的、艺术心态的、文学思想及其创作的一些新的认识。
李开先结章丘词社，在他一生中并非偶然。结社缘于罢官归里，而罢官则与嘉靖二十年发生的“太庙灾”事件直接相关。《国榷》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场特大火灾的情况，而据《明世宗实录》，这场火灾造成包括吏部尚书许赞在内的朝廷高官十二人被罢免，十二人中即有在明代文学史上较有影响的山东籍文学家李开先，他在灾后不久即罢除太常寺少卿的官职，从而结束了一生的仕宦生涯。虽然殷士儋《中宪大夫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李公墓志铭》另有“公例上疏自陈，竟中以他事，令公归”的说法，但不可否认的是，“太庙灾”事件无疑是李开先罢官最直接的原因。
李开先罢归后，即与乡人结社，过诗酒唱和、优游自在的生活。《醉乡小稿序》云：“予自辛丑引疾辞官，归即主盟词社。”《东村乐府序》亦谓：“自辛丑夏罢归田庐，优游词会。”辛丑即嘉靖二十年，其“词社”、“词会”后人多冠以其地，称为“章丘词社”。可以说，“太庙灾”虽打断了李开先官场升迁之路，但又开启了其人生新历程，只不过角色意义已发生根本变化，使他从此迈上了一个更为纯粹的文学家、艺术家的道路。这成为他后来能在明代文学史上留下耀眼辉光的转折点和契机。而故里章丘也因他的主盟而有了一个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文学艺术社团，成为嘉靖中后期北方的一个词曲艺术和诗歌创作的中心。
章丘词社是一个兼有地域性和跨地域性特点的规模较大的文学社团。此前，学界对词社成员并无考证，故时或有不确甚至错误的说法出现，如李永祥《李开先年谱》：“《云峰王处士墓志铭》载两期词会中人如下：‘龙溪乔佥宪，舆山夏二守，西野、东村，袁、谢二乡老，双溪、北滨、松涧、泰峰，杨、刘、姜、陈四县尹。’加王云峰及李开先，共16人。”引文原出《李中麓闲居集》卷八，文中所列实为8人，加上王、李为10人，再加下文的谷继宗共计11人。李永祥多计6人，是没有读懂原文的结果，进一步说，则是弄不清词社成员所致。除李开先外，现略考如下：
乔龙溪，名岱，字希申，号龙溪，进士，官山西按察司佥事等，以母老致仕，“优游林泉，放浪诗酒”。夏文宪，字伯贞，号簧山，举人，“官商州知州，升四川重庆府同知”。袁西野，初名襄，改名崇冕，号西野，“富才情，善金元词”，时谓其“几夺金元诸名家之座”。谢九容，号东村，作《东村乐府》，李开先作序，以“老作家”称之。杨盈，字守谦，号双溪，举人，官潞城知县，晚与李开先“结诗文社”。刘培，号北滨，举人，官蒿城知县。姜大成，字子集，号松涧，以拔贡中顺天乡试，历任郾城、屯留知县，解官后，“修治亭台……日与相知啸傲其中”。陈德安，号泰峰，举人，官乐亭知县。王阶，字士登，号云峰，“博综群书，而诗词口诵如流”，李开先称其“真知词学”。谷继宗，字嗣兴，号少岱，历城人，进士，官宜兴知县，晚年“尝以积忧而瞽，避人，依章丘李开先，章丘士人争携酒肴为之主”。
《雪簑文序前》亦举会友七人：“值予款客……双溪杨盈、西墅逯希闵、二峰石轲、清渠霍潭、泰峰陈德安、柏亭高进及予，共七人云。”杨盈、陈德安前有述，余为：逯希闵，号西墅，官石州州判。石轲，号二峰，作《言内》、《言外》二诗，为《田间四时行乐诗跋》。霍潭，字克深，号清渠，诸生。高进，号柏亭，官鸿胪，以母老请归，与李开先等人结社。
此外，《屯留知县姜君合葬墓志铭》也载录了词社一些成员：“先是，邑有词会，予与焉，亦是八人，已亡其三；今会亦八人，亦亡其三。前会亡者，乔佥事岱、谢耆老九容、谢知县九叙；今会亡者，刘知县培、刘照磨希杜，君又继之。”谢九叙、刘希杜暂无考，余已见前述。
见于零散记载的章丘词社成员，还有以下六人：张克恭，号柏岩，举人。逯希闵《田间四时行乐诗跋》曰：“张子、陈子，名克恭……名德安，皆会友也。”高应玘，号笔峰(一作碧峰)，李开先门人，据《醉乡小稿序》，为章丘词社早期会友。魏守忠，字荩臣，号东皋，“性好着棋观书”，与词社诸友交游，为李开先“老友”之一。袁勋友，一名勋，字无狭，号忘斋、乐盘。举人，晚与李开先“结社游者十余年”。张师雍，字从简，后更字公度，号悔庵，官代州同知。《儒林郎代州同知悔庵张君墓志铭》曰：“邑人张君……予则上交，称其为老友。同会者几十人，相会者逾十年，每会推予作首。”李冕，字端甫，号脉泉，进士，官至云南右布政使。致仕后参与同邑结社，《祭脉泉李方伯文》谓：“久而同归，诗社追随。”
据初步考证，词社正式成员至少有上述二十四人。这样，明嘉靖中后期在章丘一个以李开先为中心的，有相当规模的文人群体便和盘托出。这个群体构成特点是：其一，多为章丘人，仅历城谷继宗除外；其二，多为进士或举人，少数为有真才实学的处士、诸生；其三，多为知县以上官员，也有像李开先、李冕担任过高官者；其四，多长词曲及诗文，如李开先、袁崇冕、乔岱、王阶等为词曲名家。概而言之，章丘词社当属这样一个文人社团，即：以章丘本地文人为主，以进士和举人为主，以知县以上罢官或致仕的官僚为主，以词曲创作为主。需要补充的是，参与章丘词社活动者并不限于上述诸人，出现在李开先诗文集中的门客、弟子及诗友、棋友等还有数十人之多。同时，结社期间来访的各地作家有如皇甫涝、冯惟敏、王世贞、沈仕、郭第等。冯惟敏《李中麓归田序》云：“秋夕共话，悉所未闻，偶谈乐声，深契予意。”显然，他也参与过李开先的文学活动。
嘉靖时期山东章丘形成了一个以李开先为中心的较大规模的文学中心，其成员既以章丘本土文人以主，又吸收其他地域文人的广泛参与，这是明代文学发展至中期后地域文学蓬勃兴起的结果，也是跨地域文人群体彼此往来、相互交流不断增进的显例，在文人群体的构成方面充分体现了地域性与开放性的统一，而这一点恰恰是明中期以后文学不断繁荣的重要原因。
李开先之社，有“词社”、“词会”、“酒会”、“诗会”、“诗社”、“诗文社”等称谓，它们是否有区别?其社团性质、活动特点怎样?在明代数百计的文人社团中有什么独特之处?以下便以对每一称谓的考辨为线索，将有关问题予以澄清。
“词社”，在李开先诗文中至少出现过四次，即《归休家居病起蒙诸友邀入词社》、《挽云峰王士登》“口歌词社今初歇”、《醉乡小稿序》“归即主盟词社”、《四川按察司副使前吏部文选司郎中函山刘先生墓志铭》“邑有词社”。词社是什么呢?此可据《醉乡小稿序》得出答案，序曰：“单词谓之叶儿乐府，非若散套、杂剧，可以敷演填凑……予自辛丑引疾辞官，归即主盟词社。见其前作，俱是单词，众友以为只精此，散套、杂剧无难事矣。每会，属余出题，间涉小套，众必请而更之。当时独高笔峰年最熙妙，而词有长进。”单词(叶儿乐府、小令)、散套、杂剧统称为曲，“每会，属余出题，间涉小套”说明李开先词社以曲之小令的创作训练为主，亦兼及小套。词社总结出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即单词创作为曲之各体的基础和关键，“只精此”则“散套、杂剧无难事矣”。社中人物分两个层次：其一是李开先等词场老手，其二则是高笔峰(应圮)等初学者，前者给后者传承词艺，指导创作。因此，所谓词社，实为曲社；词社之“词”与宋词之词不同，而为曲词之词。《归休家居病起蒙诸友邀入词社》曰：“新作谁能唱?须烦女教师。”(其一)“口占南北曲，即席付歌儿。”(其二)李开先蓄有家乐，结社时先由文人词客创作曲词，再由家乐中的“女教师”、“歌儿”演唱。总之，该社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专业性很强，结社不只是唱酬自娱而已，还有培养后进的目的，随即歌唱亦为其名目。
“词会”亦见多处，如《东村乐府序》“优游词会”、《云峰王处士墓志铭》“为词会数年”。此外，《山西按察司佥事前监察御史龙溪乔公合葬墓志铭》“词林雅会”，省称亦为“词会”。“词会”、“词社”，名差一字，性质则同。《东村乐府序》这样描述词会活动：“每月相参作主，分题定韵，言志抒情，北曲南歌，长章小令，不两年，充然成帙。”其中“北曲南歌，长章小令”指明词会创作体式是南北曲，与前所引述“口占南北曲，即席付歌儿”和专作“单词”、“间涉小套”相合。
李开先还称其结社为“酒会”，文中提到两次。《词谑》云：“予家酒会，词客咸集。”《通奉大夫云南右布政使脉泉李公合葬墓志铭》曰：“但酒会及一应人事，岁不止数十次如城。”前文提到的“酒会”，细节有所载录，知其所谓“酒会”实际上就是词会。会有宴，宴有酒，故亦称“酒会”，会之内容以词家、词艺的品评讨论为主，与袁中道之“酒社”不同。后文所谓“酒会”，其意较宽。
此外，《屯留知县姜君合葬墓志铭》有“君与予共八人为诗会”之谓，《封文林郎监察御史双溪杨公暨配太孺人时氏墓表》云：“林下与予七八人，结诗文社。”《祭脉泉李方伯文》云：“诗社追随。”此三处又出现了“诗会”、“诗文社”、“诗社”之说。这几种称谓与前面的“词社”、“词会”相比，不仅是名称之变，其性质也不一样。《东村乐府序》明确指出：“古来诗有会固矣，词惟富文堂一会尔，或有之，然余莫之前闻也。”显然，词会与诗会不能等同。在《屯留知县姜君合葬墓志铭》中，先说到“诗会”，后又说到“词会”。同篇文章，先后有别，表明二者必不可相混。
总之，李开先结社以词社为主，并兼以诗会，是一个综合性质的文学社团。因此，所谓章丘词社，实有广、狭二义之别，狭义的章丘词社不包括诗会，成员也有明确限定，广义则指以李开先为首的章丘文人社团，其成员可以宽泛地理解为以李开先为中心并活跃于章丘文坛的文人群。
章丘词社的活动有其鲜明特点。首先，活动形式多样，大致可分正式与非正式两种。非正式的社团活动，其特点是时间不定、成员不定、活动内容及形式不定，暂可不论。正式的社团活动，据《东村乐府序》、《醉乡小稿序》、《山西按察司佥事前监察御史龙溪乔公合葬墓志铭》等载，特点是：(一)举社时间，每月一会；(二)组织形式，“相参作主”；(三)社集过程，先由盟主“出题”，然后“分题定韵”，“言志抒情”，各擅其能；(四)社约制度，会必有作，“无者有罚”。
其次，章丘词社的活动内容丰富多彩，体现广泛的艺术情趣和生活情趣。词曲的创作与传授、观剧品艺、诗歌唱酬、山水游乐不说，他如书法鉴赏、观灯猜谜、对弈、属对等皆为社中娱乐项目。《醉乡小稿序》等载，词社一方面“分题定韵”，雅会唱和，另一方面品定优劣，培养后进。据李开先诗作的描述，跌荡诗酒，杂以众艺，也是社中常有的情景，《立秋日作》其九云：“座中无俗客，雅会有词林。月馆堪容膝，水亭可醒心。雨苔阶下满，风竹槛中吟。月上诗方就，人归夜已深。”又如《立秋后作》其一三：“延客为嘉会，满堂尽赏音。赓诗方白战，醉酒卧清阴。博陆齐呼采，捶丸暂解襟。尊前分戏剧，诗就共讴吟。”结社内容的丰富多样，究其因实受到盟主本人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影响。李开先不仅长于诗、文、院本、散曲、传奇等文学艺术门类的创作，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且在藏书、品画、论字、制谜、属对、弈棋等方面亦有相当的造诣。他身边常常聚集一些不同爱好的文人，有的也像他一样众艺兼擅，无所不能。如雪蓑道人苏洲“学一事则精一事，而字书、弹琴、蹴踘、歌唱，皆可居海内第一流”，会友魏守忠除诗、文、曲外，亦为弈棋高手。社中成员才艺广博，社集内容自然多样化起来，由此显示词社活动两大特点：一是综合性，二是娱乐性。这样既体现了文学与娱乐的统一，也体现了艺术与生活的统一。李开先及章丘词社文学创作的风格和文学思想的倾向深刻地受到这种特点的影响。
在明代各类文人社团中，章丘词社不同于达官贵人附庸风雅、点缀升平的结社，不同于功成名就、功德圆满者诗酒自娱、乐享晚年的怡老社，也不同于科举士子讲究时艺、切磋八股的文社，与仁人志士联结同志、汇聚力量以振起士气、改进社会的政治盟社更不相类。因此，若论其文学思想及创作，章丘词社也就必然与上述诸类文人社团不无区别。
章丘词社的特殊性由其盟主李开先的特殊人生和特定心态所决定。四十岁罢官是李开先一生的分水岭，而作为文学家的李开先，其主要活动及成就恰在后半生亦即章丘词社时期。此前他在科举与仕途上一路攀升，由进士而官至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高位，他的路子与大多走功名之路的士人无异，但机运却属较好的一位；但章丘词社时期的后半生的李开先，其政治地位已是一落千丈，他最根本的生存及生活的内涵似仅可以“闲居”之“闲”来概括一这既代表他的本意，也受到后来包括钱谦益在内的文学史家的认同。李开先将凝结其心迹的诗文名之日《闲居集》，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对自己人生及创作的最好点题。《自序》字里行间都表明，作者年四十后一切皆归于“闲居”——闲居的人生，闲居的心态，闲居的文学等等，可知其人生的统一性与矛盾性无不落到此二字上。可以说，此序文字不长，但意义非凡。它浓缩了李开先的人生，也浓缩了李开先的文学思想，堪为一篇真切的人生感言，也是他的文学总纲。
这样，理解李开先及其章丘词社的文学思想及其创作倾向也就获得了一个总的基点，这个基点即为其人生及文学的“闲居”心态。所谓“闲居”之“闲”，对于李开先来说，首先是人生跌落的结果，此中交织着心中难以抚平的矛盾，“闲”而不“闲”，故其文学不能不出之以“愤”。其次，“闲居”也是放下姿态、不复拘忌的一种心态，故其诗文词曲往往“肆”而发之，快言快语，随口随心，不失“一种天机自在之趣”。再者，“闲居”还可以理解为由庙堂到乡土的一种回归和还“俗”，这不仅表明一种人生的动向，也表明文学基点的转变——立足于乡村的生活方式、情感内涵以及艺术趣味必然决定一个作家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的全新定位。统一于“闲”的“愤”、“肆”、“俗”，既可以说是章丘词社文学倾向的体现，也是以李开先为中心的章丘词社文人群体文学创作的心理追求。
前人未能把李开先放在与他的词社群体中作整体性的考察，但事实上李开先的一系列文学行为都与词社密切相关，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基本前提。文学行为的集体性，必然反映李开先与其词社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的整体性和内在相关性，这体现在：(一)嘉靖二十三年，弟子兼社友高应王己为李开先刻《一江风·卧病江皋》，社友王阶作《后序》；李开先创作《中麓小令》百首，作跋者共达八十八人，同社有谢九容、夏文宪、谷继宗、袁崇冕、杨盈、陈德安、袁勋等。(二)嘉靖二十六年，李开先创作《宝剑记》，同社姜大成等作序，社中搬演此剧；又，同社为雪蓑道人刊《烟霞小稿》，李开先为之作序。(三)嘉靖二十九年前后，李开先编《市井艳词》，同社及门客纷纷抄录，并“欲刊之”。(四)嘉靖三十三年冬，李开先创作大型组诗《田间四时行乐诗》百首，同社倡刻，社友袁崇冕、王阶、张克恭、陈德安等人参与其事，逯希闵、魏守忠、高应圮、高进、石轲、夏文宪等纷纷作跋称颂。(五)嘉靖三十五年冬至次年春，李开先创作《咏雪诗》七十五首，谢九仪、张舜臣等有跋作评。(六)嘉靖三十七年，同社袁崇冕作《春游词》，李开先为刻行并作序，在此前后，同社高应圮散曲集《醉乡小稿》刻成，李开先亦为作序。(七)嘉靖四十二年，李开先遍索社友乔岱散曲，并作《乔龙溪词序》以副前托。(八)嘉靖四十五年，以李开先为首的章丘词社编选元杂剧，刻为《改定元贤传奇》，参与者有李开先、高应玘等人，最后刻成六种，整个工作由李开先总负责。
以李开先及章丘词社为中心的文人群体在嘉靖中后期的一系列文学行为，不仅明显体现了集体合作的特征，若细加分析，其中还隐含其心态及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脉络。
首先，《一江风·卧病江皋》的刻行及相关评论，标志着章丘词社散曲创作模式及观念的共识的达成，对词社创作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社友乔岱高度评价此作：“因南调而酌中声，用俗韵而出妙语，儒释道之具备，性情理之兼该。”其精辟的论定得到同社王阶、刘培等人一致认同，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章丘词社共同的曲学观。而散曲新作《中麓小令》的创作和刻行，则是章丘词社一次更大规模的文学行为，影响更为广泛。同社袁崇冕曰：“尝于风雨之夕，独坐一室，取中麓此词快读之，已而详味之，既而长歌之，殊觉神思飞越。”社友袁勋友认为此作“可以知中麓之心志”，“可以知世道之升沉”，“感动变化之功”，或不能已。两组大型散曲一旧一新，反映李开先艺术创作方面的“重操旧业”、一脉相承，也表明他罢官初期因创作而写心、藉文学以抒愤的艺术思想。“止一事而敷衍干言”、“句雄健而意连属”的组曲形式，与其说是他艺术偏好的展现，倒不如说是人生失意的他言志抒愤的最佳选择。而同社会友的参与，则为他提供了直接而强烈的情感回应的在场效果。
其次，围绕《宝剑记》、《烟霞小稿序》，李开先及章丘词社的抒愤陶情的文学思想得到了最好的彰显。这种文学思想真切地反映了李开先罢官乡居初期的基本心态，其思想情感的基调是“愤”，其艺术风格的表现是酣畅淋漓，即“肆”而快之。而与同为罢官初期的前几年相比，李开先文学思想迈进了更为成熟的时期，这是因为他找到了更为深刻的文学抒愤的艺术方式。《宝剑记》在社会政治大背景下演绎人物命运，彰显生命价值，与《一江风》、《中麓小令》组曲用意正同，乃为真正写心之作，可以说是他人生与艺术的灵魂所在——这就是《宝剑记》为什么代表了李开先的艺术高峰，且这一高峰为什么出现在嘉靖二十六年的时间点上的原因——对李开先及其《宝剑记》的认识必须与作者的心灵史紧密联系起来。与此同时，《烟霞小稿序》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抒写了李开先的内在情感和艺术情怀：“豪兴突发，雄饮大叫，醉舞狂吟，或放笔，或口占……虽若奇崛变怪，未尝不根据理道，陶养性情。”止匕前词社会友多为李开先作序，虽意在张扬，但总不免为边鼓而已，至此则本人出场，可谓开口见喉，字字有声。
其三，《市井艳词》代表了李开先及章丘词社文学思想的转变，即由“愤”、“肆”而入“俗”、“艳”，由写心而“资一时谑笑”，虽“谑”亦为情感宣泄的一种方式，但方式之变实为心态之变的结果，是“心灵着陆”后情感与文学倾向的自然趋势。序曰：“淫艳亵狎，不堪入耳，其声则然矣。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虽君臣友朋，亦多有托此者，以其情尤足感人也。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李开先艺术心态与文学思想之变之所以成为必然，其原因一是时距罢官已十来年之久，二是此前的《宝剑记》已达到情感宣泄和思想表达的最高点。而文学的“俗”、“艳”倾向的定位与选择，反映了作家的民间依托和精神诉求，也可以理解为对庙堂及正统文学的分离。以此而论，“真诗只在民间”的彻底的“民间化”文学主张的提出，与复古派李梦阳“真诗乃在民间”的观点，似有不同的心理背景。
其四，作为李开先诗歌代表作，《田间四时行乐诗》和《咏雪诗》两大组诗，不仅标志李开先诗歌创作达到他自己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同时也标志他人生及创作历程中的又一新转折。李开先自谓：“中麓子素不能诗，诗不能多。”其前中期主要创作散曲和传奇，诗歌虽亦有作，但缺乏压卷之篇，因此在文坛中原本不以诗名。《田间四时行乐诗》的创作及由此赢得的声誉，使他诗名大振。在这一组诗创作获得成功的几年后，他又以大型组诗《咏雪诗》称誉诗坛。两大组诗的创作，体现了李开先自觉的诗体意识。前者对一韵百咏的七言律的大胆尝试，是诗体形式的一种极限挑战；后者更是迎难而上的一次艺术创作的探索，重在诗歌题材开掘方面取得突破，王世贞就此评价道：“雪中诸诗，恍若入宝城矣……乃知天下固自有人也。”这两组诗还反映了李开先文学创作思想重心的转移，即抒愤文学的进一步淡退，闲适的应景的文学渐为中心，这无疑是心态进一步平和化的结果。
其五，袁崇冕等人的《春游词》、《醉乡小稿》、《乔龙溪词》三部作品，是章丘词社文学创作成果的重要部分，相关三序则是李开先曲学思想的总结性论作，特别是《西野春游词序》、《乔龙溪词序》两篇尤具理论性，历来受到曲家重视。《改定元贤传奇》的选订编刻，表明李开先的兴趣点更多的地集中到艺术本身，他说：“夫汉唐诗文布满天下，宋之理学诸书亦已沛然传世，而元词鲜
有见之者……予尝病焉，欲世之人得见元词，并知元词之所以得名也。”用今天的话说，李开先在此表现的是一种浓厚的文学史意识，特别是元曲本位意识。而这时李开先的文学人生也在从情感的到艺术的整体走向中临近尾声。
总之，从《一江风》到《改定元贤传奇》，不但构成李开先文学生涯中重要的作品序列，而且生动地显示李开先心态演变和文学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也集中展现了章丘词社文学活动的主要脉络和文学创作的基本内容。以此观之，李开先诸作品才不再是一一孤立的碎片，而皆为其情感、心态及文学思想的相关联的有机部分；同样，李开先的文学活动和艺术作为，也不再是简单的作家独自的行为，而离不开与其群体即章丘词社相互影响、彼此接纳的互动作用。
章丘词社的意义与影响在三个彼此关联的环节中得以体现：一是代表作家李开先，二是地域文学视角下的章丘文坛及文学，三是明代文人社团、词曲史乃至整个明代文学史。其中，第一环节的理解尤为重要。
过去对李开先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单个作家的研究，这样便较多关注他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主张本身的讨论，而不够重视其作品和主张产生、接受、传播的思想源、情感场和受众体，他与章丘词社诸会友思想情感、艺术情趣和文学创作互动关系的影响自然被忽略。
有艺术理论家认为，决定艺术作品产生及其特征有三个“总体”：第一个总体是“艺术家的全部作品”，第二个总体是“艺术家所隶属的派别”，第三个是“与艺术家同时同乡的人”。这样，任何一个作品都不可能孤立存在，任何一个作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每一作品都从属于他的“全部作品”的总体，每一作家都从属于他的派别、身边的群体和他的时代：“例如莎士比亚，初看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迹，从别个星球上来的陨石，但在他的周围，我们发现十来个优秀的剧作家……都用同样的风格，同样的思想感情写作。他们的戏剧的特征与莎士比亚的特征一样。”这里实际揭示了艺术发生学和风格论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具有广泛的理论适用性。
章丘词社对李开先来说就是他的一个“总体”，这个总体在李开先的生存和创作方面都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甚至可以说，没有章丘词社就没有我们今天印象中的李开先，或者说文学史上的李开先就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情形。章丘词社之于李开先的作用主要有三：
一是精神家园的意义及影响。自嘉靖二十年罢官，李开先的人生充满了失落和苦闷，这种情怀一直萦绕于他的心迹，或隐或显贯穿于他的创作。但尽管如此，似乎仍不能说李开先一生是失去欢乐而在痛苦中度过的，相反他倒是在家乡的几十年生活中找到了真正的精神家园，在此中获得了真诚、友谊，获得了生命的快乐和艺术的自由，而这个精神家园就是章丘词社。为何他刚被罢官即致信乔岱，说“不日归来，词林雅会，能预为置一坐榻乎”，语词中传达的就是精神上对词社的一种期待和寄托。在《立秋日作》(其二)诗中，他表达了经历人生巨大落差后的极度苦闷：“一朝辞帝辇，十载卧园林。有负凌云志，空怀捧日心。弘农休坐啸，泽畔正行吟。三伏欣才尽，五云望自深。”《八月念日与客夜饮》则描写了他摆脱苦闷的精神之方：“门静可张罗，有人载酒过。一尊倾玉露，半镜挂银河。夜永群喧息，秋高爽气多。苦吟难假寐，不醉欲如何?”殷士儋在给李开先撰墓志铭时特别指出：“公自罢归……招致四方宾客，时时以其抑郁不平之状发之于诗……酒酣，与诸宾客倚歌相和，恰然乐也。”强调了词社群体活动对李开先精神世界的重要作用。这也是章丘词社的活动在艺术唱和之同时每每体现精神宣泄的意义之缘故，所谓“一倡众和，大笑长呼，出游焦而惊秣马，愁花鸟而走山灵”，与其说是艺术的活动，倒不如是精神的遨游。
二是艺术平台的意义与影响。文学艺术有时表现为一种精神的倾诉，创作则是一种寻找心迹倾听者的行为。通常，创作与倾听多为非共时、非在场的存在，故所谓艺术共鸣在作者一方往往表现一种心灵期待，而在听者或读者一方也只是时过境迁的情感反响。然而社团文学的出现，则不仅为创作提供了生动的情感场和受众体，而且使作者与受众的思想交融、情感回响和艺术共鸣的共时和在场成为可能，这样，作家的创作心态便得到改变，他以更为饱满的情怀和兴致进入艺术活动的过程之中，同时也往往能根据当下反馈而及时调整、修正艺术行为及创作，使之更趋完美。从这种意义上讲，对于任何一个作家，社团便为他提供了具有上述意义的艺术平台、创作空间和情感场景。李开先之于章丘词社自不例外。章丘词社作为李开先的艺术平台，还表现在词社形成了李开先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的重要传播群体，同时还担任李开先诸多文学事务的得力助手。特别是结社提高了李开先的诗艺，使他成为一个在诗歌创作方面造诣更高的诗人：“中麓亦尝自言，吾诗赖良友之助，兼阅古之多，止三年有成。”总而言之，词社为李开先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突出成就、产生广泛影响提供了有益条件。
三是思想互动的意义与影响。任何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既不能孤立的产生，也不能孤立的存在，往往有所来处，也有所去处。李开先的文学思想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里必然涉及到他与章丘词社其他作家思想互动的问题。李开先文学思想的不少内容和观点都离不开章丘词社的群体，与同社成员的交流与讨论，向其他社友的学习与借鉴，尤其是词社其他作家艺术实践及作品的参照与总结，启发、补充、丰富了他的文学思想。例如，他的许多重要的艺术主张就是给同社会友的《烟霞小稿》、《东村乐府》等作序时提出的，《词谑》也有论乔岱诸盟友词的论断，若抽出这些内容，李开先文学思想不免大大被削弱。另一方面，李开先的艺术实践及作品则给社友诸多裨益。成为他们阐释文学、理解艺术的生动素材和现实文本。同社袁崇冕、谷继宗、乔岱、高应圮、王阶等人为李开先诸作品所作序跋及评论，不仅是章丘词社文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同时反映李开先与其社友思想互动关系的一个侧面。
从地域文学视角来看，章丘词社的意义在于，它是章丘文学艺术兴盛的标志，使此地在明嘉靖时期成为词曲和诗歌创作很活跃的重要的文学中心，特别是成为明代传奇振起之地。苏洲说：“予游东国，只闻歌之者多，而章丘尤甚。”王世贞称当时的章丘：“其民富而实，亡不吹竽鼓瑟者。”可见戏曲歌舞之盛况，后者还特别指出经济富足是艺术兴盛的重要因素。建立在经济繁荣基础上的蓬勃兴起的民间文艺，实际上又成为章丘词社的发展基础，而代表作家李开先则在诸多基础上脱颖而出。作为明代文人社团中以词曲活动及创作为主要内容的文人社团，章丘词社在文学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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