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水浒传》作者\成书与版本研究述要

摘要：20世纪关于《水浒传》作者、成书年代及版本问题的探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各种分歧的认识、观点、说法等。进入21世纪，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仍不减以往，仅我国大陆出版发表的各种有关论著就达40多篇（部），其中不乏新的资料与见解。对近10年的有关研究予以述要，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分歧在新世纪《水浒传》研究中的延续与演变。

关键词：新世纪 《水浒传》 作者 成书年代 版本

在过去的20世纪，《水浒传》作者、成书年代及版本问题的探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各种分歧的认识、观点、说法等，已由近年新出若干种相关学术史著作进行梳理总结，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但是，这些分歧在新世纪《水浒传》研究中的延续与演变，尚未受到及时的关注。而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热度仍不减，仅我国大陆出版发表的各种有关论著就达40多篇（部），其中不乏新的资料与见解，述要如下。

一、关于作者

《水浒传》的作者，明清间有罗贯中说、施作罗编说、施作罗续说、施耐庵说等。20世纪又出现了施作罗改说、罗作施改说、山东罗贯中说、明中叶同名小说家说、罗著某续说、非罗非施说、累世成书说、文人独创说等。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水浒传》是累世成书还是文人独创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力主累世成书说的有陈松柏先生。他认为此说“基本接近其成书的历史真实”。他的理由是：“《水浒传》并非一时一地一人创作的结晶，它的成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始自北宋末年宋江其人的简单史实，植根于民间的生动传说，盛行于流行一时的说书人、唱戏人口头，张扬于书会才人的话本、传奇，一步步成熟于一代代文人的整理加工，它的故事涵盖数省，融汇了宋元明三个历史朝代的有关现实生活、朝野轶闻，因此，要探讨她的作者，又岂能局限于一人一地一时呢？”他认为从累世成书的角度看，“那许多似乎在某一片面的论点下不好理解的问题，一旦放置在《水浒传》成书全过程辽阔的大背景下，其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诸如不同的地域特色问题等。关于明清版《水浒传》作者署名不一的情况，陈松柏认为，《水浒传》的创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凡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阶段性成果的每一个人，都有署名的资格。”但是否真正的作者，不能以此为据。《水浒传》累世创作而成，“没有一个固定的作者”，因此给“书商的编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借口”，从而“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就幸运地“成了家喻户晓的事实”。陈先生的说法自有道理，但他断言“署上名的必不是真正的作者”，似乎太过绝对。[1]持相近观点的还有侯会先生。他从《水浒》艺术水平的前后反差考察，认为“《水浒》的最后写定，恐怕非一时之功、一人之力。参与写定的作者，既不排除郭勋门客，也不应排除民间卖文为生的‘自由撰稿人’，或受雇于书坊的书会才人”。[2]正因为《水浒传》在流传过程中，可能有“难以计数的说书人和听众都参与了创作”，所以李骞说“《水浒传》的真正作者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了。”[3]该论未免有偏。

主文人创作说者具体主张不一。马成生认为《水浒传》作者应该是一位南方人。他就江苏盐城兴化的施彦端是否即《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争议发表文章，认为“施彦端与施耐庵难以‘关联’”；从《水浒传》所描写地理、气候、语言及人事风物等推究，其作者并不熟悉江北地区，而只能是长期生活于江南，主要是钱塘(杭州)一帶。[4]最近马成生又著文从施彦端的“仕途”即“外部”的有关资料谈起，结合《水浒传》的北方地理态势与气候风物的描写以及语言文字的运用即文本“内部”的研究，进而说明“苏北那个曾为‘进士’并曾‘为官’的施彦端字耐庵者并非《水浒传》的作者”[5]。

陈四益先生则以为“考据之学，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水浒》作者也当有新的结论”。他对历来或施耐庵或罗贯中的说法均不表赞同，而认为作者的大名镶嵌在《水浒》第一页引诗之中。“纷纷五代乱离间”句，“五代”居中是“石”姓，“草木百年新雨露”句，木旁着水是“沐”字，“寻常巷陌陈罗绮”句，“罗绮，此皆丝也”，此丝合壁是“紫”字。所以，《水浒》作者姓石名沐紫。这当然是基于“我们已经有了靠一种食品或几个词儿定《金瓶梅》作者的大作，有了靠一首诗的‘解密’确定《西游记》作者的宏论，有《红楼梦》隐括一场宫廷谋杀案的专著，岂可让《水浒传》独罹冷遇”的“最新考据学”的调侃[6]，虽别出心裁，但不足为据。

丁一清不赞同累世成书说。他说：“世代累积型作品内容恒定，是史书、话本和戏曲等艺术因素长期沉淀积累的产物，成书之前有较漫长的艺术积累过程。”根他考查，“从宋江本事的发生到《水浒传》小说的出现，相隔久远，在文献资料中既无具体的史料作品传世，也无系统的话本作品流传，所出现的水浒故事杂剧其主体内容与小说水浒分属两个系统，看不到故事内容的演化和艺术因素积累的过程。”相反，“无论是从语言艺术、叙事技巧还是从作品内容、思想立意考查，小说《水浒传》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明显表现出了作家独立创作的特点。”但是，此人为谁，丁文避而未谈。[7]

周腊生先生认为，由《水浒传》淡薄的斯文气息可知作者是元代“不甚精通文史、未曾进过科场的下层人士”。[8]此后又通过对《水浒传》使用元曲部分特有语词情形的考察，“更加坚定了这种看法”，而且指出前69回与后51回是“语言风格不同的两个作者”。[9]至于作者为谁？从周文中亦不得而知。

李骞撰文指出，施耐庵、罗贯中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只是一个假托的符号”，“是虚拟的人物”。[10]杜贵晨先生则认为，施耐庵其人历史上是不是有，从来没有确切的根据——宋、元、明三代没有任何直接的资料；据《水浒传》同时还署有罗贯中的名字，推知“《水浒传》的作者或主要作者是罗贯中”，这是“不容怀疑，也不容忽略”的。并进而指出，人们之所以从来说《水浒传》的作者往往只说施耐庵而不说或很少说罗贯中，原因就在于“过去认识上不适当地割断了罗贯中与《水浒传》的联系，这是在作者问题上一个很大的偏颇，现在应该把它纠正过来”[11]，识见烛微。

二、关于成书年代

20世纪形成的主要观点有“元末说”、“元末明初说”、“明代说”。“明代说”又有成书于洪武年间与成书于嘉靖年间的分别等。新世纪有关此一问题持续地讨论，特别是有围绕“嘉靖说”的一场论争；研究方法的更新形成风气，分析也更加深细入微。诸家观点述要如下。

20世纪形成的诸多说法中，“元末明初”说最为流行，也是目前学界多数人采纳的一种观点。冯保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提一证，即以《水浒传》中“白秀英说唱诸宫调”一段情节为内证，认为《水浒传》的成书年代“下限为元末或者明初，而绝不可能再晚。”[12]至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对《水浒传》进行损益增减，张同胜认为“是‘纂修’的问题，不是成书时间的问题。”[13]

而石昌渝先生认为，《水浒传》成书元末明初“只是一种推论而已”。他举“一、嘉靖前没有人知道有《水浒传》其书；二、《水浒传》所描写土兵是正德以后的情状；三、《水浒传》写人们交易广泛使用白银，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正统(1436—1449)之前，很可能在弘治、正德之后；四、《水浒传》描写的腰刀是明代中期才有的新式兵器，而凌振使用的子母炮，则是正德末才出现的新式火炮”[14]以证《水浒传》成书不可能是明初，只能是嘉靖初年。最近，石昌渝又据朱有燉杂剧中没有《水浒传》的影响，而《水浒传》却吸纳了朱有燉杂剧的元素，推论“所谓《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之说，不能成立”。[15]

张培峰先生不赞同石昌渝的看法，著文对其前文所举内证进行商榷。关于宋、元、明三代的“土兵”，他认为“自宋至明一直有土兵，但形态多样，更替复杂，且‘战时’和‘平时’的职能有所区别。《水浒传》所描写的土兵当属‘平时’的状态，隶属于州县，确实‘形同皂隶’，但这一点丝毫不能证明必定属于明代正德年间以后的情形，用来判断《水浒传》的创作年代是证据不足的”；关于交易使用白银，他认为“《水浒传》中并非只是使用银子交易，也使用纸币和铜钱。这种状况恰好就是《货币史话》一书中所谓‘几种货币平行的时期’即南宋、金、元时期的真实写照”；关于“腰刀”和“子母炮”，他认为“元朝人也早已使用‘腰刀’这个词……腰刀绝非什么明代中后期才有的‘新式兵器’”，“如果石文所言《水浒传》中‘子母炮’就是‘佛郎机铳’，也不能证明它一定产生于正德末，因而将这一条作为《水浒传》创作年代的证据，同样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张文认为石文所列举的几条证明《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的证据，“均存在史实错误甚至是常识性的错误”，根据这些“内证”推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16]虽然张文没有明确成书时间，似乎有认其早于嘉靖初年的意思。

石昌渝先生针对张文的质疑作“续考”回应指出，“一切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其实都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当代小说。因此，我们总可以从这样的作品的叙事中，特别是在那些作者不经意的书写中发现他自己所处时代的信息。《水浒传》写了武松身边服侍他的土兵，写了买卖中使用碎银子，写了好汉们在江湖行走时挎着腰刀，写了火器专家凌振的子母炮，这些事物都有它的时间标识性，据此可以推断《水浒传》成书当在嘉靖初年。张文列举的种种反证还不足以动摇这个论断。”[17]而张培锋又依据大量新发现的资料，对石文中的考证和辩解作出反驳，指出“石昌渝文章根据不完备的资料所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18]

沈伯俊先生针对石文第三条论据提出一些探讨，“在《水浒传》写到的日常消费中，银、钱并用，而以白银为主。这种情况，与大多数元代话本小说、元杂剧相类似。因此，以元代至明初朝廷明令推行纸币，禁止白银作为货币流通，而小说情节中人们却广泛使用白银为依据，证明《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未必可靠。”而“小说有关人们在生活中广泛使用白银的描写，却可以成为《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的重要依据”。在文章最后，沈先生强调仅此不足以完全否定石先生的观点，意在提醒古代史、古代文学研究中，朝廷律令与实际生活的差距值得注意。[19]

针对石昌渝的嘉靖说，萧相恺、苗怀明二人亦提出质疑：“文献记载证明，早在嘉靖之前就有《水浒传》一书；《水浒传》中的名物，诸如‘子母炮’、‘腰刀’、‘碎银子’、‘土兵’等都反映了宋元时代的生活实际，不能证明《水浒传》成书于嘉靖间，早期的《水浒传》本子署施耐庵、罗贯中，而罗贯中的时代又肯定在元末明初，《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的结论迄今为止尚不能推翻。”[20]石昌渝著文答疑，对质疑者所举材料逐条加以考辨。[21]萧、苗予以回应，认为《水浒传》中的“‘子母炮’、‘腰刀’、‘银子’、‘土兵’等名物及其实际使用，都不足以认定是出现在明成化后、嘉靖间，《水浒传》成书于‘嘉靖说’不能成立。”[22]

然而石昌渝的“嘉靖说”也有全力支持者，比如撰文与张培锋先生商榷的研究者王颖即是。[23]不过，崔茂新先生则从终结由石昌渝“嘉靖说”而起的这场论争的立场出发，“在对石氏立论证据土兵、银子、子母炮及腰刀逐一证伪的基础上，从学术思维和文学史脉的双重背景上，论证即使以学术假说视之，石氏是说亦不能成立”，并进而提出了“《水浒传》成书于元代中叶”这一虽未经证实、但却是有较大合理性的学术假说。[24]

时隔两年，刘洪强又根据唐伯虎诗句“骏马却驮痴汉走，美妻常伴拙夫眠”出现在《水浒传》中，认为此一诗句虽非《水浒传》成书年代的铁证，但对确定其成书年代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而“推测《水浒传》成书应不早于唐伯虎作此诗之时，或者说应该成书于嘉靖间”，称说这个证据“无疑会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一线光明”[25]，似乎弦外有音。

马成生先生则不同意元末明初说，他认为“把《水浒传》与史料对照一下，分明可以看出，《水浒传》中‘征方腊’的某些部分，是以朱元璋征张士诚的某些事迹为素材而加工起来的”。那么《水浒传》成书当在明洪武十八年(1385)之后。又“从现有的《水浒传》版本看来，只有‘征辽’部分的写出才是其全书的完成。细细想来，自朱元璋建国到《水浒传》作者的插话‘直至如今’，再加上‘征辽’部分的写作时间，很可能是超出‘洪武十八年’后的若干时间呢”。所以，联系有关作者的争论，他认为“某些專家把苏北那个死于明洪武三年的施彦端说成是施耐庵亦即《水浒传》的作者，由此推断《水浒传》成书于明洪武三年之前，实在与事实大相径庭。至于当前一些权威性著作，笼统地把《水浒传》的成书断定为‘元末明初’，也不够确切”。[26]

王丽娟别辟蹊径，她从李开先《词谑》最早记载嘉靖文人对《水浒传》的评论入手，通过考证崔铣、李开先等评论《水浒传》的时间，论定《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下限，应不晚于嘉靖九年(1530年)，从而认为所谓《水浒传》成书“不早于嘉靖十一二年”的说法不能成立。通过对杨慎《词品》、钱希言《戏瑕》、高儒《百川书志序》有关记载的分析，并溯及杨慎与崔铣、文征明之间的关系，推论《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上限应不早于嘉靖三年(1524年)。同时指出，“《水浒》在嘉靖初年成书与嘉靖初年的社会状况相契合”：“嘉靖一朝，……接连不断的起义给《水浒传》作者提供了‘官逼民反’的极好素材，社会的动荡也给文人‘乱世出英雄’的企望提供了现实基础”；“世宗崇道也是嘉靖朝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以前的水浒故事中，我们还没发现它和张天师有什么关联，而《水浒传》中一开头就是‘张天师祈攘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明显带着时代的印迹。正是在嘉靖初年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水浒传》中的宋江才被塑造成忠义的化身，《水浒传》才会以‘官逼民反’和‘忠义’的主题将流传了数百年之久的宋江故事演绎得慷慨悲壮”。[27]该文论证严密，层层推进，有较强的说服力。

王丽娟又另著文对成书研究的方法发表意见认为，“关于《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依据作者，二是通过版本。由于作者真伪难辨，原始版本未曾发现，所以从作者或版本来考察《水浒传》成书时间最终都陷入了僵局。新时期研究者们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或从文本出发，寻求成书时间的内证；或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去探讨成书时间。前种方法颇有说服力，但也存在局限性。后种方法立足于现有的有关《水浒传》传播与接受的材料，力图使讨论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无疑都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28]这一建议值得重视。

事实证明，之后更多出现的研究文章，大都使用了王文中提及的“新的研究方法”。除了前引数文，还有诸如：

颜廷亮立足地理文化，论证《水浒传》的成书时代只有在“东昌府”这一行政区域名出现后，“相信《水浒传》只能成书于明代，而非元代或元末”。[29]

张宁从书中的货币信息，假说《水浒传》成书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在洪武末至永乐初，后一阶段在成化到嘉靖初年之间。从而对石昌渝的观点——书中用银情节的时代背景最早不过明弘治、正德，更像嘉靖初年货币情况的写照，和与之存在冲突的侯会的观点——小说前半部大量用“贯”的描写是使用大明宝钞，创作于宣德初年[30]——进行了补正。[31]而侯会则认为张文“结论似嫌草率，尚有商榷余地”。[32]

刘铭根据文献记载，通过考察书中林冲的“折叠纸西川扇子”，推断《水浒传》的成书不可能在元末，“其成书上限当不早于明朝初期的永乐年间，即不会在1403年之前”[33]；刘华亭依据《水浒传》69回—81回所写的故事多与会通河有关，以证该书完成于明代会通河疏浚前后，“建文4年或永乐元年至11年或12年，即公元1402—1414年之间”。[34]

郭万金根据书中所写解腕尖刀、三尖两刃刀、衮刀等首见于明初，通行于明中叶的物件，疑《水浒传》“或为明中叶的作品”。[35]

王平依据书中第13回和14回中关于灵官殿的描写，推断《水浒传》成书“似更符合明代弘治年间的情形”。[36]

这些研究论文，立足文本，依据文献，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力图使讨论科学，结论近实，表现出求真入微的学术精神和赏奇析疑的学术风气。

三、关于版本

《水浒传》版本在我国古代通俗小说中为最复杂者之一。20世纪，《水浒传》版本研究主要集中在简本与繁本的关系以及诸版本的流变，包括其祖本与金圣叹“腰斩”《水浒》问题。进入21世纪，版本问题的探讨仍以此为主。

关于《水浒》版本的演变，黄俶成先生描述说：自《水浒》成书以来的600多年间，版本经历了极其复杂的衍变，形成了数十个系统，经历了5次重大衍变。第一次衍变：罗贯中编次，《水浒》扩大传播；第二次衍变：插图本、批评本行世；第三次衍变：武定侯郭勋刻书，《水浒》豪华善本行世；第四次衍变：删省正文，增插田王事；第五次衍变：百回本增事，形成文事俱繁百二十回本；第六次衍变：腰斩断刻。“贯华堂本的出现，结束了《水浒》版本系统的衍变史。”[37]至于《水浒》祖本，黄先生认为祖本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当出现在元末明初，但早已失传。至于1975年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从‘京本’二字看来，该残页必另有所本……故稱为祖本显然不妥”，但“是现存最早的《水浒》版本，是没有争议的”[38]。

李金松先生认为，“繁本《水浒传》的版本流变依次应是祖本、郭勋本、天都外臣序本(由此派生出简本系统)、容与堂本（四知馆本以此为底本）、百二十回本、大涤余人序本等。金圣叹的‘七十回本’乃由百二十回本出。”[39]李永祜先生认为，简本晚于繁本，明代万历初年开始出现的简本《水浒传》，“系对繁本加以删削又插增田、王二传而成书”。[40]

在版本问题讨论中，发生于2000年的张国光先生指已故著名学者罗尔纲先生的“两截《水浒》说”是从他的“两种《水浒》说”蜕化而出，并不是什么独树一帜的“新说”[41]的说法，最引人注目。对此，罗尔纲先生的哲嗣罗文起著文反驳，认为“张国光评论《水浒》是以为金圣叹翻案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他接受郑振铎等人《水浒传》祖本即百回《忠义水浒传》的说法，称经金圣叹腰斩后的《水浒传》把投降主义的主题改为鼓吹武装斗争到底的主题。而罗尔纲研究《水浒传》有着与张国光完全不同的出发点、立论基础、研究方法以至结论。如果硬说相同，那就是张国光的主要观点同罗尔纲几十年前曾有过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42]李万寿先生也参与了这场讨论，他支持罗文起的观点，认为“罗尔纲先生考证《水浒传》，其论据、论证都是紧紧围绕着有无七十回《水浒传》原本展开，他根本不理睬什么‘两种《水浒》’、‘两截《水浒》’之说。他研究《水浒传》，就是要打破框框，推翻金圣叹腰斩《水浒》的翻案，恢复《水浒传》七十回本原貌。”[43]关于这次新旧世纪之交的“两种《水浒》说”和“两截《水浒》说”论争涉及的主要问题另有研究者专文述评，兹不赘引。[44]

关于《水浒传》无穷会藏本，长期以来不为国人所知。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马蹄疾(陈宗棠)的《水浒书录》，都没有提到此书，而由范宁先生最先公诸大陆学术界。无穷会藏本原为日本学者织田小觉(1858—1936)的藏书，原本没有刊行者的任何标记，称织田小觉(或织田确斋)藏本、织田藏本。后归无穷会，改今称。实际上，织田文库所藏的《水浒传》不止一种，有中国刊本，也有日本刊本。对这一版本的考证，有刘世德先生通过对《水浒传》第七十二回的分析认为：“一、无穷会藏本的底本，不是天本、容本、钟本(或它们的底本)，也不是袁本、芥本(或它们的底本)。二、从版本系统的血缘关系上说，无穷会藏本亲于袁本、芥本，而疏于天本、容本、钟本。三、从第七十二回的眉批可知，皇宫屏风上的题字，‘四大寇’乃是原文，‘三大寇’则是改文。‘淮西王庆、河北田虎’乃是原文，‘蓟北辽国’则是改文。四、第七十二回的引头诗证明，‘四大寇’乃是无穷会藏本的底本的原文。五、从纸张、墨色看，无穷会藏本和明代万历年间刊本的距离很大。六、李卓吾序言中的四个字，‘夷狄’被改为‘边陲’，‘犬羊’被改为‘时势’，原因是避讳。只有刊行于清代，才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七、无穷会藏本是清初顺治年间的刊本。它的‘弦’字、‘弘’字并不避讳。”[45]

谈蓓芳先生对刘世德的考证持不同看法。认为“要真正说明无穷会藏本的价值，其实光谈第七十二回是不够的”，其考证不仅对无穷会藏本的描述“有不甚准确的地方”，在“与其他本子作校勘时也存在着大量的错误”，直接影响了对无穷会藏本价值的判断。其根据纸张白新、墨色浅淡、字迹模糊、有异文以及不避讳等事，推断无穷会藏本“是清初顺治年间的刊本”，有误判之处，如序言异文纯属挖改，其它也不足据，恰证明无穷会藏本是明刻清初重印本。谈蓓芳通过校勘第七十二回，还发现“无穷会藏本的实际情形与刘世德先生所校勘的结果相去甚远”：“第一，无穷会藏本异于天本系统而同于袁本系统的例子是43条，无穷会藏本异于袁本系统而同于天本系统的例子为16条，二者的比例并不像刘先生所说的那么悬殊；第二，无穷会藏本除了少量刻错的文字外，属于刘先生所说的因‘改文的出现’而产生的异文，仅是关于‘四大寇’与‘大寇’名单的那一条，那是袁无涯刊本的底本特意恢复的，并不能证明其底本不出于无穷会藏本一系的本子。”又结合其他回目的校勘，谈先生认为“天都外臣序本在前，无穷会藏本在后”，“袁本系统应该出于无穷会藏本”。谈文还进一步论述了无穷会藏本的刊行年代及其在《水浒》版本演变史上的地位。[46]

金圣叹是否“腰斩”《水浒》为《水浒传》研究积年公案。金圣叹“腰斩”的事实，经鲁迅等学者的考证已为学界认同。上世纪末周岭先生发表长文提出质疑，认为《水浒》七十回本是“金圣叹出生以前就已经存在的本子”。崔茂新先生著文商榷，在“无论是对《水浒传》主题意蕴，美学倾向的揭示，还是对版本沿革，传播过程的考察，都与‘腰斩’问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的认识前提下，提出6条证据肯定金圣叹“腰斩”一说的成立，认为金圣叹的“腰斩行为本身是金圣叹头脑中的封建思想和《水浒传》本文中的离经叛道倾向在相互妥协过程中同时被弱化，小说本文的审美价值与艺术技巧则吸引了读者与批评家绝大部分的注意力，从而获得了置于前景的突出地位，这一过程同时也是‘文载道’‘诗言志’的传统文学观被迫让位于以审美趣味与艺术技巧为价值体现的新文学观的过程”，“腰斩突显了《水浒传》作为经过加工的民间创作狂欢化的复调思想价值”，充分肯定了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的文学价值。并指出“为了给金圣叹做政治性翻案文章，便不顾基本事实而断然否认其有‘腰斩’《忠义水浒传》的行为”是不可取的。[47]张国光也主张“鲁迅等定谳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一案不能翻”，认为周岭一文的问题是“不仅考据欠妥，而且多有抄袭他人之嫌”。[48]

周兰桂先生也认为，“可以肯定，如果依金氏所说‘削忠义而仍《水浒》’以存耐庵的‘书’与‘志’；就算他没有腰斩耐庵之《水浒》，也是腰斩了罗贯中的《忠义水浒全传》的。因此，腰斩的事实是不容否定的”[49]；“金圣叹评点并腰斩《水浒传》的释义本质，标志着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批评理论开创了系统化的审美范本，标志着小说审美文本与批评释义文本的本体差异，标志着“语言暴力”的道德与审美诉求，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文化习惯”。[50]这一论述深化了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对中国小说理论乃至中国文学批评的意义。

吴兴人先生则以金圣叹“腰斩”《水浒》为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说：“金某如此作为，恐怕是为清代皇帝讳”。因为金圣叹批《水浒传》的时代，“正是当局反对‘强盗’主抚派失势之时”，如果金圣叹“居然肯定招安‘强盗’的章节，那就很不合时宜，因此，便一刀砍掉拉倒。”[51]

与大多局限于思想动机的层面不同，樊宝英先生的研究是从深层文化结构的层面分析金圣叹对《水浒》的“腰斩”。指出《周易》的“物不可以穷”论、老庄的有无观以及佛教梦幻观，经过历史的积淀和传承已经成为华夏民族天性中最为深层的精神语言和心灵代码。作为一种“诗性智慧”，它不仅是形成结构的能力，也是使人的本性服从于结构要求的能力，从而为一切在手的素材赋予形式。文学艺术正是通过这个深层文化结构活动所体现的秩序去整理世界、重塑世界。不但可以把客观事物按照重要性予以排列组合，而且把它融合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有机体。而金圣叹对《水浒》的“腰斩”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诗性智慧”，他“把这一智慧幻化为文学文本的梦幻化结局”，从而“构成了文学文本的‘有意味的形式’。”[52]

近来郭英德先生著文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发表意见，以《水浒传》为例指出：“研究版本的目的不是恢复一书问世之初的文本‘原貌’，而是致力于恢复一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的文本‘原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不同版本或版本系统对正文文字内容的不同处理，不仅有其各自的合理性而且也有其各自的价值。”应该尊重“一书多本”的现象，通过不同版本的研究去探讨各个时期社会思想、审美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变迁，为古代小说史研究提供一条新的途径。[53]这一立论客观上肯定了《水浒传》版本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张同胜在讨论《水浒传》的版本、叙事与诠释时说，“《水浒传》的版本十分繁杂，由于版本的差异造成了其叙事意义的时代性芜杂。《水浒传》不同的版本，不仅文本叙事、文本构成方面存在差异，而且主题意旨、人物形象也有差别。再加上不同历史时代的读者各自的问题视域不同，对小说文本的解读也不相同，它们与文本中的视野产生视域融合，从而生成了各具时代特色的而又五彩缤纷的意义世界。”这段话或可例证郭文尊重“一书多本”现象的深意所在。[54]

综上所述，虽然近10年来对《水浒传》的作者、成书年代及版本问题的研究，与如火如荼的20世纪的情况相比，都是些“老”问题，也没有太大的推进。但总体上仍有进步，一些新的发现、新的认识、新的思路等都自有其重要价值，并将成为进一步研究《水浒传》作者、成书年代及版本问题的基础。

注释：

[1]陈松柏：《<水浒传>作者研究八说》，南都学坛，2000年，第5期。

[2]侯会：《<水浒>源流新证》，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页。

[3][10]李骞：《谁是<水浒传>的作者》，文学自由谈，2007，第4期。

[4][25]马成生：《<水浒传>作者及成书年代论争述评》，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1期。

[5]马成生：《从施彦端的“仕途”论<水浒传>的作者》，杭州研究，2008年，第4期。

[6]陈四益：《<水浒>作者新考》，语文建设，2001年，第3期。

[7]丁一清：《论<水浒传>的成书类型》，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8]周腊生：《从淡薄的斯文气息看<水浒>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4期。

[9]周腊生：《从元曲语词的使用看<水浒>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4期。

[11]杜贵晨：《<水浒传>的作者、书名、主旨与宋江》，南都学坛，2008年，第1期。

[12][54]冯保善：《从白秀英说唱诸宫调谈<水浒传>成书的下限》，南京师范大学学院，2006年，第1期。

[13]张同胜：《<水浒传>的版本、叙事与诠释》，济宁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4]石昌渝：《<水浒>成书于嘉靖初年考》，上海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

[15]石昌渝：《明初朱有燉二种“偷儿传奇”与<水浒传>成书》，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

[16]张培峰：《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贵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7]石昌渝：《<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续考——答张培锋先生》，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

[18]张培峰：《<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再质疑》，贵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9]沈伯俊：《文学史料的归纳与解读——元代至明初小说和戏曲中白银的使用》，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20]萧相恺，苗怀明：《<水浒传>成书于嘉靖说辨证——与石昌渝先生商榷》，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

[21]石昌渝：《<水浒传>成书年代问题再答客难》，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

[22]萧相恺，苗怀明：《<水浒传>成书于嘉靖说再辨证——石昌渝先生<答客难>评议》，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

[23]王颖：《也谈<水浒传>成书时间之内证——与张培锋先生商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4期。

[24]崔茂新：《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之不成立》，菏泽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26]刘洪强：《从唐伯虎一句诗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水浒传>成书上限小考》，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2期。

[27]王丽娟：《<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28]王丽娟：《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方法的思考》，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9]颜廷亮：《由历史地理文化看<水浒传>之成书时代》，时代文学，2006年，第4期。

[30]侯会：《疑<水浒传>前半部撰于明宣德初年》，文学遗产，2005年，第5期。

[31]张宁：《从货币信息看<水浒传>成书的两个阶段》，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

[32]侯会：《<水浒传>成书时间再探讨》，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

[33]刘铭：《从林冲的“折叠纸西川扇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4期。

[34]刘华亭：《<水浒传>的成书年份和罗贯中的生卒之年》，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5期。

[35]郭万金：《梁山好汉与刀及酒之关系——兼谈<水浒传>之成书年代》，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1期。

[36] 王平：《<水浒传>“灵官殿”小考——兼及<水浒传>成书时间问题》，辽东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37]黄俶成：《<水浒>版本衍变考论》，扬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又见：《施耐庵与<水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180页。

[38]黄俶成：《20世纪<水浒>版本的研究》，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第8期。

[39]李金松：《郭勋“移置阎婆事”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2期。

[40]李永祜：《<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41]张国光：《“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究竟谁是谁非？》，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

[42]罗文起：《评张国光<“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3期。

[43]李万寿：《读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0年，第11期。

[44]刘天振：《“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论争述评》，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5]刘世德：《<水浒传>无穷会藏本初论——<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46]谈蓓芳：《也谈无穷会藏本<水浒传>》，中国文学研究[C]（第二辑），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7]崔茂新：《從金评本<水浒传>看“腰斩”问题》，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

[48]张国光：《鲁迅等定谳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一案不能翻》，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49]周兰桂：《释义与循环——金圣叹腰斩、评点<水浒传>的释义语境及历史后果》，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50]周兰桂：《金圣叹评点并腰斩<水浒传>的释义本质》，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51]吴兴人：《<水浒传>作者对我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52]樊宝英：《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西厢记>文本的深层文化分析》，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53]郭英德：《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刍议》，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

（何红梅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27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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