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武杂文精选小辑
作者简介：杨学武，曾用笔名杨子。祖籍湖北，现居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杂文创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杂文学会副秘书长。已出版杂文选集《盛世明言》、《简单的复杂》、《春明感言》、《中国杂文·杨学武集》。曾以《我为何“幸灾乐祸”》获“《杂文选刊》杯第一届全国杂文大赛”二等奖，《可悲的“自我原谅”》获“青春宝杯首都17家报刊杂文大赛”三等奖。
“对联式悲歌”
中国人对马克思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而由于马克思没有亲自来中国访问过，因此对中国不甚了解。而且马克思一生研究的是近在眼前的资本主义欧洲，对远在天边的封建主义中国显然无暇顾及。翻看马克思的浩瀚著述，提及中国的文字寥寥无几。
不过尽管马克思对中国不够“重视”，但他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对中国的几句评论，却相当于“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马克思不愧是天才思想家，他的“对联式悲歌”，形象而又深刻地表现了一百六十多年前中国极权专制和腐朽没落的国情。中国的近代史，主旋律不就是“对联式悲歌”么？不就是“盛世狂想曲”么？无论是在所谓“康乾盛世”的“大好形势”下，还是在慈禧“垂帘听政”的“英明领导”下，大清帝国的一贯表现就是“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而且，这不仅是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主因，也是整个封建王朝兴衰更替和最终灭亡的主因，还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主因。
历史学家把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历史的一段分界线，认为中国从此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也即中国从此开始走向衰落。其实，中国的衰落早在1684～1799年的“康乾盛世”就露出了端倪，只是国人尤其是统治者被所谓的盛世迷惑了，没有防患于未然。美国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威尔·杜兰认为鸦片战争的起因不过是贸易纠纷，他在巨著《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下同），中写道：最早把鸦片输入中国的并非英国人，而是葡萄牙人。后来英国人把大量鸦片卖到中国，引起了满朝文武和乾隆皇帝的愤怒，于是英国在1792年派遣一个由马戛尔尼率领的特使团，来到中国与朝廷协商订立一个商务协定。这个特使团曾向乾隆解释与英国开展贸易的种种利益，并且向他保证在协定中可以让中国皇帝的地位与英王相等。可自命不凡的天子——“老子天下第一”的乾隆，不仅没有与英国使团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反而给英王乔治三世回敬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书信，信中这样写道：“……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其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即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谴令贡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尔邦共享天平之福……”如此骄狂的语气，当然“大长中国人的志气，大灭外国人的威风”，可正是乾隆的不友好和不合作，为以后的鸦片战争埋下了隐患。中国人当然认为鸦片战争是英国人的“野蛮侵略”，“然而英国人却不承认这是个为了鸦片而起的战争；他们认为他们繁荣愤怒是由于满清政府傲慢的接待或拒绝接待——他们的代表；同时，他们不满清政府所课的重税和不公平的裁决。”
以“皇帝诗人”著称的乾隆，可能也“想也不敢想”自己为“对联式悲歌”预先留下了伏笔。他虽然也曾“高瞻远瞩”地说过：“有抚世御民之责之人，尤不可不凛渊冰而戒盛满，祛安逸而谨思虑，庶几恒守其泰而不至失道以入于否。” （引自郭成康等著《康乾盛世历史报告》 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年版， 下同）但历代皇帝尤其是所谓“明君”、“英主”之类的“好皇帝”，都喜欢自己的天下“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他们自以为是改天换地的“救世主”，在“盛满”之中不能自拔乃至忘乎所以。乾隆的所作所为与他的“语录”大相径庭，老态龙钟了还不舍得让出皇位，为了粉饰天下太平大搞“政绩工程”花光了国库的银子，给后世留下一个表面豪华而内部空虚的烂摊子。完全可以说乾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盛世吹鼓手”，只不过他吹出的是“对联式悲歌”的前奏曲。
“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对联式悲歌”，不仅在中英鸦片战争中隆重上演，而且在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中不断愈演愈烈。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未引起当朝最高掌权者“老佛爷”慈禧的警醒，她割地赔款似乎“崽卖爷田心不痛”，非但不吸取教训奋发图强，反而对变法维新的仁人志士进行残酷镇压，甚至把赞成和支持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也囚禁起来。更令“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是，在大清帝国已风雨飘摇行将灭亡之际，慈禧为了安享晚年，还不惜挪用军费整修圆明园，并花费巨资大操大办70生日庆典，声称越是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越要把庆典办得隆重，不能让外国人“小视”咱们……一边是“国破山河碎”，一边是“玉树后庭花”，如此荒唐的“对联式悲歌”，堪称“千古绝唱”。
江泽民同志对“康乾盛世”的研究中有一段话：“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加速发展。但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看这个世界的大变化，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马克思的“对联式悲歌”的最好诠释。看来，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还要把符合中国国情的“对联式悲歌”牢记在心，千万不要在“盛世狂想曲”中自我陶醉。
艺术家的“政治幼稚病”
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每当朋友们邀请我到歌厅唱歌，大都被我婉言谢绝；有时实在盛情难却，就乖乖地坐在歌厅里“洗耳恭听”；偶尔遇到讲情不讲理的朋友，非要我当场“献丑”不可，情急之下便搜肠刮肚唱几首老掉牙的“语录歌”，逗得朋友们差点笑掉大牙。
“语录歌”是“文革”的产物。林彪隆重推出“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之后，著名音乐家李劫夫灵感大发创作出大量“语录歌”。“语录歌”曲调简洁明快，琅琅上口，很快便成为流行歌曲。而且在那个“大革文化命”的年代，唱“语录歌”还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谁要是不会唱几首，谁就真正“下不了台”。因此哪怕像我这样五音不全者，也要硬着头皮并硬着嗓子学唱。按当时的说法，唱不唱是“态度问题”，唱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而“态度问题”上纲上线就是政治问题，是事关是否热爱毛主席的大问题……可想而知，当年唱“语录歌”可没如今这么轻松，当然更不可能出现搞笑的场面。
当年学唱“语录歌”时我尚年幼，对曲作者李劫夫毫无所知，当我几十年后被逼无奈重唱“语录歌”之后，意外读到一篇《李劫夫在“文革”中》的文章，才对这个传奇人物有所认识。李劫夫生前号称“红色音乐家”，被公认为才华横溢的音乐天才，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譬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歌唱二小放牛郎》、《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等。在那个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李劫夫把自己的音乐天才无私地贡献给了革命，用他那美妙的音符美化着革命领袖。正如该文作者所说：“无疑，共产党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上是为政治服务。”李劫夫在“文革”中创作的“语录歌”，堪称是他为政治服务的“杰作”。如果说林彪“主编”的《毛主席语录》，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李劫夫创作的“语录歌”，则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林彪与李劫夫可谓“珠联璧合”，上演了一场登峰造极的“颂歌”闹剧。
音乐家李劫夫与政治家林彪的“合作”，也许是偶然巧合，可他们的命运竟然“不谋而合”。林彪“紧跟”毛主席，一度成为毛的“亲密战友”和“可靠接班人”，在“文革”中与毛一起受到全国人民的顶礼膜拜；李劫夫“紧跟”林副主席，曾经担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和革委会主任，在音乐界成为“东北王”。然而历史无情，林彪最终又成为“谋害毛主席”、“篡党夺权”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乘飞机出逃摔死在异国他乡；李劫夫盲目崇拜林彪，结果鬼迷心窍，当林副统帅出事的“小道消息”传来时，他竟然“痴心妄想”地“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于是“情不自禁”地写下《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正是这首未能完成也未能问世的“颂歌”，成为他“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大罪行，也成为他政治生命和生理生命悲剧性结束的“挽歌”。
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为何那样不可思议地热衷于政治并不幸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其实，对于李劫夫来说，他先天只有音乐细胞，政治细胞是后天被培养的——李劫夫和许多同时代的文艺人士一样，都在“革命圣地”延安生活或曰“战斗”过，都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号召下，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政治服务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而且随着后来不断发生和不断加剧的政治运动，李劫夫们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思想改造的过程中，个性被共性所取代，独立人格被人身依附所取代，自由思想被统一认识所取代，完全成了一个“X叫写啥就写啥”的驯服工具。因此，李劫夫写“语录歌”，与某些文艺家写“样板戏”、“高大全”式的小说等等，都是他们被改造被驯服的结果。
李劫夫这样的艺术家究竟能懂得什么政治？正如《李劫夫在“文革”中》所说，“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李劫夫的悲剧，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幼稚病”。而这种“政治幼稚病”的病毒来源于“政治的罪恶”。法国著名学者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中所说：“政治本来是一门非常高尚的、非常重要的关于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但是，政治这一美好的形象长期以来一直被许多错误的政治原则所玷污。这些错误的政治原则在合法的外衣下把政治变成了一种说谎与欺诈的骗术，甚至变成了一种抢夺与压榨的霸术。”（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I页）李劫夫们根本不懂得政治的真正要义，只是简单地把某个政治原则当作人生信仰，甚至把某个政治家当作人类的“大救星”，从而人身依附和盲目崇拜。殊不知政治也有罪恶的一面，罪恶的政治对人的伤害和毁灭，乃是人类社会中最大的灾难之一。
我为何“幸灾乐祸”
我曾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听到哪儿受灾，就急着捐款捐物；看到街头乞丐，就忙着掏腰包施舍。我从小就学雷锋，做好事虽说不上“几十年如一日”，但在这方面所花学费应该比我从小学到大学交的学费多出不知多少倍。然而今非昔比，我竟然“与时俱进”成为一个“幸灾乐祸”之人。每当听说哪儿矿井爆炸了，哪儿工厂失火了，哪儿房屋倒塌了，哪儿桥梁断裂了，哪儿公路塌方了，哪儿堤坝决口了……我不仅只是像以往那样心情十分沉重，在内心又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和“快感”，如果不是怕招来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我真恨不得跑到大街上当众大声“叫好”！
我没有一点神经分裂的迹象，也没有一点心理变态的表现，我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一如往常，熟悉我的人没有一个用异样的眼神看我，更没有哪个说我“你有病啊”。我的自我感觉良好，非常清楚幸灾乐祸是人类最不齿的行为之一，只有无情无义的卑鄙小人才有这副德行。我尽管身材长得矮小，但我自认为在心灵上还是一个“高大全”。富有同情心、乐善好施的我，耳闻那么重大的人员伤亡，目睹那么巨大的财产损失，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况且灾祸的直接受害者们，与我前世今生无冤无仇，我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恨”他们？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虽然如今道德沦丧、良知泯灭已成为社会痼疾，真善美被拜金主义摧残蹂躏得体无完肤，一些过去被人尊敬和称道的好人，已经和正在沦为坏人。譬如有些人民公仆沦为贪官污吏，有些人民警察沦为黑帮头子，有些人民法官沦为罪犯帮凶……可我有自知之明，我只是一个小小百姓，还不至于把自己“混同于”这些官们。这些官们什么坏心都有，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们不仅会幸灾乐祸，甚至会趁灾打劫发民难财。可我杨学武敢对天发誓，绝对不会与他们同流合污！
既然我的生理和心理都没有病，可我怎么出现了“病态”——由一个活生生的善人“病变”成一个活脱脱的“恶人”，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幸灾乐祸”呢？我之所以“幸灾乐祸”，是因为灾祸给我带来“意外惊喜”：
我最痛恨腐败分子，而往往灾祸事故发生之时，正是腐败案件暴露之日。哪里煤矿爆炸了，哪里就曝出煤管局长腐败案；哪里公路塌方了，哪里就挖出交通局长腐败案；哪里房屋倒塌了，哪里就露出房管局长腐败案；哪里堤坝决口了，哪里就冒出水利局长腐败案；哪里假药品泛滥致死人命了，哪里就牵出药监局长腐败案；哪里黑社会称霸滥杀无辜了，哪里就查出公安局长腐败案……哪里有灾祸，哪里就有腐败；哪里灾祸越大，哪里腐败就越严重。这似乎成了一个“潜规律”。于是，当央视新楼着火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我的耳朵里，我遵循这个“潜规律”立刻对央视有关人员作出“有罪推定”，料定这把大火必定“烧”着他们的屁股。事实证明我的推定千真万确，如今央视一窝腐败分子已锒铛入狱。类似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很多，灾祸与腐败“同生共死”，成为当今社会一大奇观。
腐败分子怎么与天灾人祸“不共戴天”？难道腐败不仅引起了人怨，还触犯了天怒？难道天老爷“下凡”当上了纪委书记，阎王爷“复活”担任了反贪局长？我这个想法当然很荒诞。不过我在荒诞的想法中产生一个并不荒诞的疑问：偶然发生的天灾人祸，就能“意外”地发现腐败分子，这是否说明腐败分子几乎无处不在？也是否说明腐败分子如果不遇到意外的天灾人祸，就能安然无恙？还是否说明我们的反腐败已无计可施，只能另辟蹊径寻求“上苍帮助”？不是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么？为何腐败分子逍遥法外而只能在天灾人祸中“意外”出事？这岂不是让我等百姓对反腐败斗争严重丧失信心么？
我以“幸灾乐祸”来发泄对腐败的不满，这似乎与时下正在大力宣传的几个“怎么看”不大合拍。其中“怎么看腐败现象”的文章说道：“如果说，‘雷声大雨点小’是对反腐败动真格产生质疑的话，那么，‘腐败越反越多’的说法则是对反腐败前景表示悲观。”我想，我的“幸灾乐祸”是悲观还是乐观？究竟怎么看腐败现象？难道只能“高度统一”于一个标准的看法么？难道不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么？也许我是杞人忧天：如果连对腐败的看法都不能允许“庶人议”，腐败岂不更加无法无天、横行无忌了么！
真相面前人人平等
我曾就胡风的所谓“宗派主义”问题写了一篇数以万言的“翻案文章”，为探究胡风当年是怎样因“宗派主义”而被毛泽东钦定为“反革命集团”的真相，我查阅了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几乎所有有关史料，尽管这些史料汗牛充栋，但我觉得“胡风事件”仍然扑朔迷离。于是我找到最高级别的档案馆，要求查阅有关档案，希望从中找到真相，以使我的“翻案文章”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然而，我在档案馆门前吃了闭门羹——工作人员问我什么身份？我以实告之：平民一个。她不屑一顾地告诉我：“进这个门来查阅档案的人，必须是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和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学者。一般人没门！”我“贼心不死”，便按当今的“国内惯例”，找了几个有相当背景的关系人给档案馆负责人说情，并许诺给予足够好处，试图从“后门”入门。没想到在社会方方面面都一路畅通的“国内惯例”，在这里却“此路不通”——档案馆负责人推心置腹地劝我“死了这条心”，他说：“这些档案都是最高机密。如今虽然都敢‘拿原则做交易’，但我还不敢拿机密做交易。”无奈之下，我只好利用现有的史料勉强写下这篇文章，其真相探究的可信度和观点论证的可靠性就可想而知了。
常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真相也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不禁想起当年“9·13事件”的披露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证。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可靠接班人”林彪同志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天大的机密”。于是，“9·13事件”的真相，不是一下就大白于天下，而是按级别大小和党内党外逐步公开。最先只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个人知道；其次是政治局委员等极少数人知道；再次是中央委员等一部分人知道；然后是从省、地、县领导干部中逐级传达，直至全体党员；最后才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我当时属于群众级别，应是最后知道的人员之一。而我堂兄因母亲是党员，比我早知道几天，他向来与我无话不说，便憋不住嘴想告诉我，但又不敢明说，便对着我家墙上挂着的林彪画像指指点点，神神秘秘地说：“过几天有他的重要消息！”我当时还以为体弱多病的林彪是否得了不治之症？便暗自遗憾地想到以后在“早请示，晚汇报”时，恐怕只能“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不能“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了……时隔多年，我对此还耿耿于怀：为何不让我等群众尽早知道“9·13事件”的真相？毛主席不是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么？“9·13事件”乃天大的国家大事，为何不要我们关心了呢？毛主席不是还发出过最高指示“一定要相信群众”么？为何在“9·13事件”上对群众如此高度保密，如此不相信群众了呢？！
如今改革开放几十年了，按说许多历史真相也在开放之列，让全体国民享有宪法赋予的知情权。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有关历史档案，仍然不能解密公开，只让真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有关历史出版物，还要搞什么“内部发行”，致使解读真相成了少数人的专利。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曾几何时购买全本的历史小说《金瓶梅》也要按级别高低，似乎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才有资格“欣赏”那些露骨的性描写。当今之世许多历史真相早已被国外媒体披露得“淋漓尽致”了，国内却还“秘而不宣”——不过只是让普通百姓“蒙在鼓里”，而有特殊知情权的领导干部们都“心知肚明”。历史真相被高度政治化和过度神秘化，甚至成为一种垄断特权和特殊待遇，也算得上是“中国特色”的表现之一。
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先生在美国、日本等国和台湾地区访问时，曾到他们最高级别的档案馆查阅有关档案材料。这些档案馆对他完全开放，他简直是“出入如无人之境”。难道因为他是著名历史学家么？其实不是。人家才不搞“以权谋材”和“以名谋材”这一套哩！杨先生利用“拿来”的海外史料，写了一部《海外访史录》，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他在自序中深有感触地写道：“海外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把历史档案视为全民的共同财富，实行人人平等的阅览利用原则，开放的程度都很高，利用也极为方便。”反观中国，杨先生直言不讳地说：“我觉得，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在这方面，我国似乎还有相当的差距。”
有道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认为，真相面前，也要人人平等。没有真相，哪来真理？！
责任编辑：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