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家眼中的楼阁

2018年3月，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做客央视百家讲坛，讲述了九座“中华名楼”，深受观众喜爱。现在看来，曾教授当时应是有意通过此节目，传播其具有独创性的一个文学地理学概念——文学景观。今年8月末，曾教授交给我一个“任务”，为他新出版的《中华名楼》一书写一篇评论，我不揣谫陋，爽快地答应了。

“文学景观”概念的提出

近三十年来，随着地域视角和空间维度被引入文学研究，文学地理学悄然崛起，方兴未艾。曾大兴教授一直致力于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与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先后出版了《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文学地理学概论》《岭南文化的真相——岭南文化与文学地理之考察》等多部学术专著，其中《文学地理学概论》一书，“标志着文学地理学学科初步建成”（杜华平《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一个标志——读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世界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在文学地理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值得强调的是，该书第六章初步建构了中国的文学景观理论。顾名思义，文学景观是指与文学名家名作密切相关的自然或人文景观。景观一词源自西方话语，曾教授从景观中分离出文学景观一类，对其进行了界定、分类及系统的理论阐述。窃以为，这一发现与厘清十分符合中国历代景观的实际状况和特点，可以说是有着非常敏锐的学术眼光和自觉的理论建构意识。中国古代对景观多称名胜、遗迹或古迹等，所建多依山临水。故登高远瞩，水色山光，尽收眼底。历代文人又多喜登临赋咏、雅集唱和，故诗词歌赋，代代累之，蔚为大观。因此，中国历代景观多数都或多或少地与文学有关，有的甚至由于文学名家的品题而闻名遐迩，成为著名景观。如果说，中国景观的鲜明特色乃是与文学密切相关，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在文学景观这个概念被提出之前，许多古代文学学者和地方文化学者已经在做相关的研究，如俞明的《历代名胜与中国古代文学》，闻博的《名胜古迹与文学的亲缘关系》、我的导师程杰教授的《中国梅花名胜考》以及拙著《欧阳修遗迹研究》等，或是从地域文化角度，或是从文学专题角度，或是从作家角度，或是从文物角度。这些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景观的文学价值，但总体来看，其所注重者还是景观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这是受西方文化景观理论影响的缘故。事实上，文学景观与文化景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对文学价值的重视程度则是其主要区别。因此，文学景观概念的提出，不仅符合“中国特色”，而且指出了中国景观研究不容忽视的一个重点，即景观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审美价值。

关于《中华名楼》

《中华名楼》一书是曾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授“中华名楼”系列节目的一个讲稿，该书所讲述的九座著名楼阁都属于文学景观。作者在讲述这九座楼阁时，即是以文学景观理论为理论基础，详细考述了它们的地理位置、始建年代、损毁与重建的情形、性质、特点以及相关作家的生平、遭遇与行踪等，尤其是重点解读了与这些楼阁相关的诗词、古文、楹联、传说等，揭示了它们动人的文学魅力。从文学景观的角度来看，该书至少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

其一，该书对九座楼阁的讲述，生动地揭示了文学景观的主要特征。

文学景观通常以历史建筑和自然风景为基本载体，同时又具有文学的内涵和审美的价值，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们往往与至少一位文学名家或一篇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或文学掌故等密切相关，在古今游人或读者中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历史上屡废屡建（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P233—237）。《中华名楼》讲述的这九座楼阁皆具备以上特征。它们襟山带水，借景生辉。其闻名古今所倚赖的文学作品体裁各异，有诗、词、文、小说、掌故及传说等，但都有著名的文学家为之品题，影响深远。如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门外黄河岸边的鹳雀楼，巍峨壮美，气势恢宏。登楼远眺，东面蜿蜒起伏的中条山“献愁供恨”，西面奔腾不息的黄河水争入眼帘，视野十分壮观开阔。鹳雀楼最早建于北周，原为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建筑，并不知名。后经唐代众多诗人尤其是王之涣《登鹳雀楼》品题后，才扬名天下。此楼之实体景观虽在金末元初毁于战火，但文学作品中的虚拟景观是不朽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啸歌使鹳雀楼影响深远，“成为了一个登高望远的文化符号，一个昂扬向上的精神象征”（《中华名楼》P218），历代吟咏不绝。终于在2002年，此楼由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政府重建峻工，雄姿雅韵得以再现。

其二，该书对九座楼阁的讲述，有力地诠释了文学在普通景观地标化、名胜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文学尤其是其中的传世名篇提高了景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景观是静止不动的，它的美有待来访者的欣赏才会被发现，但声名仅靠口耳相传流播，影响力是有限的。文学作品则有着更为多样、有效的传播媒介与途径，如书籍、石刻、音乐等，因此景觀的声誉可乘着文学的翅膀而家喻户晓，名扬四方，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楼不在高，有文则名。有的景观一开始可能并不十分知名，但随着诗人的造访、文学名篇的出现与风靡，也迅速闻名遐迩，深入人心，影响深远。如位于武汉的黄鹤楼，始建于东吴，最初也只是一个军事设施，默默无闻。初唐以来，众多诗人的游览品题，尤其是崔颢的《黄鹤楼》和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三首诗，以及与这两位诗人有关的一段文学佳话，极大地提高了黄鹤楼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寂寂无闻的黄鹤楼得以扬名古今，被誉为“江南第一楼”。

文学提高景观知名度的内在机制是怎样的呢？文学景观多位于山水之间，景观之美不仅在于建筑自身，还在于其与周边自然景观的浑然一体，更在于修建者运用“借景”的原理，将山水美景尽收于登临者眼中。“美不自美，因文而彰”，景观文学的创作是作家的审美发现与景观美感彰显的过程。作家在运用语言文字描绘景观时总是极力捕捉景物的个性特点，致力于反映景物的形象特征，不仅要图形写貌，而且尽可能形神毕现，特征突出。因此，景观的美感特征往往在作家的描绘中得到了彰显，又在后人的不断体认、肯定中越来越鲜明。与此同时，不同时空的作家又致力于表现个人对景观独特的审美感受，因此景观多角度、多层次的美感特征又被不断地揭示了出来。如位于湖南省岳阳市西门城台之上的岳阳楼，下临水域阔大的洞庭湖。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写出了洞庭湖波涛摇撼的宏大气势以及水气蒸腾、烟波浩渺的神秘之美。杜甫的诗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则写出了洞庭湖涵映日月、包蓄天地的壮阔景象。而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月潜形”“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欧翔集，锦鳞游泳”“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等，又写出了洞庭湖在雨季与晴天的不同景色，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景观的形象，在未曾光顾或登临的人们的心里，原是很抽象的。而文学作品的描述不仅揭示了景观的美感特征，赋予了景观新的美学价值，还唤起了人们对景观的想象与向往，激发了人们到此一游的热情和愿望，从而提高了景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文学还赋予了景观以丰富的人文意义，在景观意义建构上具有独特作用。景观的意义实际上是作家在观赏景观时所生发的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然后将其表达在了文学作品中。景观文学中的名篇常常具有强烈的情感性和深邃的思想性，对后来之游者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后人瞻仰、凭吊景观，流连之际，触发情思，又形诸赋咏。他们对原来的文学作品或深化旧意，或阐发新思，于是某些思想意义或精神价值逐渐形成了共识。这些共识在人们的感受、思考、表达、讨论和阐发中被不断凸显，进而凝定。因此历代作家对景观的感悟与认识是一个既渐趋稳定、又不断深化、不断生新的过程。文学景观的意义就是由不同的作家和读者在不同的时间所赋予、所累积的。在作家与读者的不断书写中，景观被赋予的意义不断丰富。人文意义的赋予与累积叠加，使景观不仅“是一个客观的物质存在，而且成为了一个多义性的象征系统”（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P237）。如孟浩然的诗句所包含的是一种太平盛世的入世热情，杜甫的《登岳阳楼》所包含的是一种动乱时代的漂泊和孤独之感，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所包含的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

文学书写使景观的意义越来越丰富。再如鹳雀楼被王之涣的诗歌《登鹳雀楼》赋予了昂扬向上的励志精神和登高望远的人生哲理。蓬莱阁由苏轼等人的诗歌和民间故事被赋予了传奇色彩和神话色彩。燕子楼被苏轼的词作《永遇乐》（明月如霜）赋予了人生如梦的生命感悟。总之，文学赋予景观的意义越深邃、越丰富，景观的知名度也越高，影响也更深远。

如果说文学景观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主要是由诗词歌赋这样的高雅文学赋予的，给游览者带来的主要是美的享受、情感的激荡与思想的启迪的话，那么艺文掌故和传说故事等通俗文学给予景观的则是另一种生命形式，另一种血肉，另一种个性色彩。多姿多彩的故事尤其是文学故事、文人故事，使景观充满雅趣，产生了更为广泛的魅力，有了更多令人神往的内容，令游览者兴味无穷。由《中华名楼》的讲述不难看出，“楼以人传”，传说故事关涉的作家越著名，游览者越感兴趣，楼阁的知名度也越高。

另外，我们不难看出，这九座楼阁都是作者精心挑选的。他们不仅富有文学魅力，还“富有现实意义和启发性”（《中华名楼》自序P2），如岳阳楼所蕴含的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直到今天仍对游者具有强烈的感发和启迪意义。从地域上看，九座楼阁以江南为主，又兼顾北方；以内陆为主，又兼顾沿海，如位于北方的山西永济鹳雀楼、位于东部的山东烟台蓬莱阁等。总体看，讲述对象覆盖地域较为广大，也更易唤起各地读者的共鸣。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中国名楼》作为一部讲稿，深入浅出，既不乏科普书籍的通俗性，又具备学术著作的严谨性和创新性，可谓雅俗共赏。作者在讲述时颇有“问题意识”，总是以问题为导向，以文学为核心，披文入情，沿波讨源，层层深入，娓娓道来，使人读之兴味盎然。其严谨性主要体现在作者以文献调研与田野调查相互佐证进行严肃考證、合理判断，所资文献资料尽可能全面、典型，田野调查的同时还认真走访当地文史学者。作者的态度是严谨的，方法是科学的，因此所得结论是靠得住的，而且时见耳目一新的解读与论述。如作者认为诗人们登上黄鹤楼都会伤感、惆怅，产生别情，其原因可能是与茫茫江水有关，“加上江夏地处亚热带湿润区，长年多雨，年降水量在1500毫米以上，使得其境内的长江、汉水经常被雨雾所笼罩，从而形成烟雨迷茫的景观。正是这种烟水迷茫的景观，最容易触发人的别情、伤感和惆怅。”（《中华名楼》P26）又认为王勃的《滕王阁序》主要表达的不是乡愁与失意，而是积极向上的用世之志；还认为人们关于《琵琶行》至少有三个误会，指出琵琶女不是天涯沦落人，茶商并非重利轻别离，以及白居易送客之地不是浔阳楼，而是湓浦口等。

综上所述，曾大兴的《中华名楼》这部书稿以典型的材料、严谨的考证、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有力地揭示了九座中华名楼的文学魅力和文学价值，这无论对于文学景观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文学景观实体的个案研究，还是对于上述楼阁景观的科普与传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启发、借鉴与参考价值。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教师，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已出版专著《欧阳修遗迹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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