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现代汉语方言分区
摘 要：现代汉语方言分区一直是多数方言学者十分重视的问题。本文旨在结合前人关于方言分区的观点，分析方言分区的意义，并试图梳理出方言分区的方法，对现代汉语方言分区问题进行一个较完整的呈现。
关键词：方言分区;观点争议;分区意义;分区方法
一
“研究方言的分区对于汉语方言学来说，既是研究的起点，也是研究的终点，是检验研究水平的标尺。”①
在方言学史上，学者们关于方言分区的观点众多。有些方言学家认为方言之间并没有分界线，他们认为方言是一个渐变的，并且没有一处断裂的连续体。早在1888年，法国语文学家Gaston Paris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实际上方言（的界限）并不存在...，语言的不同变种存在于难以观察的渐变之中，一个只会本村方言的乡下人，很容易听懂邻村方言，如果他向同一个方向继续步行，到了另一个村子，要听懂那里的话就要难一点了，这样越走越远，越听越难，最后他才到达一个方言很难听懂的地方。”②有些学者则认为方言之间是有明确界限存在的，而方言地理学就是去发现这些客观存在的界线。
倘若持第一种观点——方言没有分界线的话，有时我们会感觉似乎的确是这样。如此看来，方言将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我们无法将两个即使差异很大的方言区分开来;他们好比彩虹，其中究竟有多少种颜色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们虽然难以分清彩虹中的红色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黄色的，可以肯定的是，红色和黄色是两种很难混同的颜色。反之，如果认为不同方言之间有客观存在的界限，一些“方言飞地”确实会有这样的分界，但随着人口流动、历史变迁等因素，这条“线”可能会逐渐模糊不清甚至会消失。
笔者选择两者中间，认为方言既不是完全不可分的整体，也不是内部结构泾渭分明的。可以说，除了一些自然地理的阻隔——高大的山脉、孤独的海岛、荒芜的大漠，其他地区方言的分界线多半是模糊的。于此看来，笔者似乎处于一个尴尬的立场，既然方言即不可分又有内部差异，难道前人所做皆为徒劳之举？
显然不是。假设方言分区的目的是为了找出楚河汉界，类似于之前认为方言之间存在截然的客观界线这种观点，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行为是毫无意义的。方言本身不可生硬地划界。我们又会说，《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确实是用分明的界限来区分方言的。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方言分区和方言界线的划定两者的区别。所谓给方言分区，是在各种方言的诸多差异中进行比较、提炼、总结的过程，它是一种更为宏观的概念。笔者认为其目的并不是在于划分界限，而是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将当时的方言状况呈现出来，这种“方言划界”是为了方便研究和说明而进行的分类，并且这些界限并不是不可动摇的，而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修改。出于这种目的进行的方言分区，其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避免不了划定方言界线的需要。
二
20世纪伊始，我国语言学家就已经关注到汉语方言的区分。其中，章太炎先生最早给现代汉语方言分区。1915年，章先生在《检论》中提出汉语方言分区“九类说”;同年，黎锦熙先生也发表了《国语运动史纲》，提出了“十二系说”。对这两位先生的观点，詹伯慧认为：章氏“没能完全做到以语言材料作为分区的主要依据”，“过于重视自然地理的因素”;而黎氏“从整个分区的框架来看，似乎还没能彻底摆脱山川地理因素的干扰”。可以说，这两种分区基本上是个人感觉式的，他们不仅受限于自然地理和行政区划因素，而且缺乏方言调查的客观本体依据。
后来，1926-1946年间，中央研究院在大量调查我国方言后，对中国方言有较科学的认识。赵元任、李芳桂等先后分别提出了八区说和九区说;50年代后，丁树声、李荣、袁家骅等在开展全国方言普查前后两次做了重新分区，把官话（或称北方话）统为一区与东南诸方言并列，总共分为八区或七区。他们所做分区比较一致，只是在闽南、闽北取分取合上有所不同。80年代为绘制《中国语言地图集》，大陆各省又进行一次调查，经李荣审定，提出了10个大区的分区说。这10个大区分别是：官话、晋语、吴语、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平话。
这其中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从章太炎、黎锦熙到赵元任、李方桂的汉语八区九区说到当代的八大方言、七大方言一直到较近提出的十大汉语方言。就近些年来说，主要的争议有客赣语的分合，晋语、平话能否单独分为一区等，之所以分区的结果有所不同，且有较大争议，各个结论背后反映的是学者们对方言特征的认识、分类不同，从而制定的标准和分类方法不同。
三
现代汉语方言分区最初是没有明确标准的。1936年，王力先生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分区标准：先生将汉语方音划分为五大系，并对各大系的分布区域进行了详细说明，且每一系都“择定一个都市的方音”作为代表，逐一列举其语音特征。而这些语音特征就是划分五大系的标准。其中，古全浊声母的今读被列为首要标准。至今为止，用来进行整体划类的语音特征都基本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多数学者也都认为以语音特征为依据就是用语音标准来分区，方言语音确实有比较鲜明的系统性，方言差异似乎也可以归纳为少数的几条，用起来也颇为方便。
这些标准是前人用尽心力分析总结而得，代代相传。他们可以做主要参考，但标准本身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概念。我们绝不能奉之为圭臬。局限性往往不可避免，在遇到漏网之鱼时还须重新审视。我们亦不能单凭语音作为标准而不顾其他，应“全面进行方言本体调查研究，追求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调查研究的平衡发展。”③标准也不能只有一套，而应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因此，还必须要有科学系统的方言实地考察。
我国汉语方言的普查工作从1956年起正式全面展开。在这一阶段的方言普查之后，许多学者发现方言的分区必须是多层的。袁家骅等所著《汉语方言概要》1960年初版时，对多数方言区都分了两层——方言和次方言。80年代为绘制《中国语言地图集》作了普查之后，李荣在《汉语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④中明确提出：“本图集的方言区划最多分为下列五个层次：大区——区——片——小片——点。其中区、片和点是最基本的。区底下一般分成若干片，片有时分成若干小片。有些区可以总括为一个大区。”“这种三个主要分层和两个备用层的分法，把全国各种方言的不同情况都管注了。”⑤笔者也认为这种分法是比较合理的。一些差异明显的大区是比较好区分的，比如官话区和粤语就不会有暧昧的牵连，所以可先以具有代表性的方言为中心，比如赣语以南昌话为代表，就可先研究南昌话，在透彻了解其特点后再以之为中心向四周探索，于是我们可以发现江西的宜春、抚州，湖北的咸宁，湖南的浏阳等地方言都和南昌话特点有类似的地方，在审度之后便可归为一类。而江西省九江市、赣州市方言却与之相去较远，便可进一步研究，发现其与江淮官话、客家话更为接近，于是可先归入这两个方言区。再之后方言区内部的分片、点也是类似的，方言岛等则可单列一类特别分析。
四
从区到片再到点。那么，方言分区要不要穷尽呢？就笔者所认为的对方言分区的目的看来，这种无穷无尽的分类是不方便进行研究说明的;有些地方隔村甚至都方言不通，钻牛角尖只会让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那么，方言区交界处又是如何一番景象？往往各方言区之间交界处的方言，大体有“三种情况”⑥：“一是自然地理或行政区划隔开的断然分界。例如南通至靖江之间的长江是吴语与江淮官话的分界”，“台湾岛内只有闽语和客家，也是一种天然界限”。“二是双语交叉式的过度。例如湘南和粤北交界处有大片归属未定的土话（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和西南官话的双语区”。“三是渐变式的过度，东西两头是两种方言，当中是方言特征的过度式渐变。如严州方言、湘西北方言等都是这种水乳交融式的过渡地带隔开的方言区界。这种过渡地带或宽或窄，有时还可以构成一个过渡小区。”倘若这种情况依旧一条线划下来，是难以反映实际状况的，所以根据实际情况将他们划为过渡片点便妥，无须穷尽。
在分析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其他国家拥有我国一般波澜壮阔的绵绵历史长河。文明太久远，很多方言都是经历上千年才变迁至此，一些历史因素、社会因素都是不可忽略的。比如我国南方很多地区有所谓的“军话”，就是明清时期北方军人南下所致。“军话”即不同于现在的北方话，和四周的本土方言亦有些格格不入。
再比如，像客家人和潮汕人这样内部认同强烈的族群，即便移民到其他方言腹地中数百年之后，仍常常坚持说自己原籍的方言。因此，我们还应当注意当地人“自我意识”⑦的方言区别。客家话区无论老少都知道自己是客家人，自己的方言是客家话。很多人甚至清楚自己的祖上迁移至此的时间地点。“比如铜鼓县的客籍就是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从广州梅县和福建汀州迁来的。南康县的发音合作人祖籍是广东河源县，至今他们仍称自己的方言是‘河源声’。”“与客家话区相邻的赣语区的人也很清楚自己的话不是客家话，自己不是客家人。”这和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和安土重迁意识是息息相关的，也是我们决不能作为主观感受忽略的，而应结合当地种种特殊因素加以分析考虑。
方言分区是研究方言不可不说的重要课题，关于其研究仍大有可为。方言之多彩如虹。虽然方言并不像原色混合一样简单，但正如同彩虹中氤氲的渐变也能被较科学地描述清楚一样，方言的分类也会愈加明朗起来，随着历史的变幻生出不同风格的色彩。
注释：
①李如龙.汉语方言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9.
②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M].第1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P42.
③张振兴.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未来走向[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32-37.
④李荣.汉语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J].方言.1985年第2期：81-88.
⑤李如龙.汉语方言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31.
⑥李如龙.汉语方言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35.
⑦候精一.现代汉语方言概论[M].第1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143.
参考文献：
[1]李如龙.汉语方言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M].第1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詹伯慧.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M].第1版.湖北：湖北教育出版，1991.
[4]张振兴.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未来走向[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2）：32-37.
[5]李荣.汉语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J].方言，1985（02）.
[6]候精一.现代汉语方言概论[M].第1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