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中西方称呼语差异

摘 要：称呼语在言语交际中表示言语交际者的关系，是我们最常用的言语交际语，我们可以用称呼语来明确言语交际者的身份地位和亲疏远近。恰当、巧妙地使用称呼语，可以使言语交际表达地更加精确婉转，拉近言语交际者之间的距离，增强话语有效度，使社会语言交际活动变得更加和谐、有效。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探讨中西方称呼语的使用及两者之间的差异，不仅能加深研究者和学习者对这一社会言语交际现象的认识，而且对准确表达思想、增强言语的有效度也大有裨益。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称呼语；言语交际；差异对比

中西方不同的称呼语中蕴含了各自独有的、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习惯。由此可以说称呼语并不是一种孤独的表象，而是蕴含了社会文化的一种历史积淀。称呼语是言语交际中使用最广泛、频繁的词语，它是人类进行言语交际行为的极为关键的第一步，由此可见，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称呼语，但在社会语言学中的地位却不容小觑。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有巨大差异，所以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了解这些文化异同对语言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恰当、巧妙地使用称呼语可以拉近言语交际者之间的距离，增强话语有效度，使社会语言交际活动变得更加和谐、有效。

一、社会语言学和称呼语的相关简介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是一门应用型边缘学科,它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学科的研究紧密相关,从这点可以看出社会语言学的多样性、宽泛性和跨学科性，所以，社会语言学是一门跨学科研究。杨永林在他的《社会语言学四十年》一文中这样说道：“社会语言学还表现为一种跨学科的观察方法,为其他学科研究同语言相关的问题提供一种可资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分析研讨、参比反照的方法论,体现出一种学术话语模式高度兼容的特质。”[1]《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一书中把社会语言学定义为：“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多方面关系的学科,它从不同的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的角度去考察语言。”[2]社会语言学的代表人物有：索绪尔、布莱特、海姆斯、祝畹瑾、杨永林、陈原等。“社会语言学”一次是从1960年开始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的。自那时起至今，学者们对它进行大量研究，至今年已经经历了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国学者杨永林认为,20世纪20年代欧美出现的伦敦功能学派和北美人类语言学派对社会语言学的建立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许多的先驱学者们为社会语言学做了具有历史性重要作用的奠基人。这门学科如今已经由最初的巩固自我地位的初始阶段走向了与其他学科结合形成新的交叉学科的高级阶段了。

众所周知，称呼语（address forms）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言语交际中很重要的交际用语，是人类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言语行为。人们刚开始对它的认识是明确说话者所指称的对象，现在，人们对称呼语的认识已经发展到了更深的程度——称呼语是指明互动双方的身份逐渐深入到表示礼貌和言外之意的程度。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称呼语的运用不当而引起的不必要的误会和摩擦从而导致人际关系紧张的例子也不胜枚举。称呼语看似只是很简单的一个称呼而已，但它其实是社会交际过程中十分复杂且重要的一个问题，对于交际的成败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正确、合理地使用了称呼语，就会增强交际语言的表达效果，使与他人的交际变得更加的和谐、有效。称呼语的研究已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称呼语及相关问题等已有相当的研究。美国的语言学家布朗和福特早在六十年代就成为了美国英语中的称呼语系统研究的伟大的开创者。关于称呼语，我国的很多学者也从文化、历史、民族等角度来对其进行意义和演变上的探索。

二、基于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中西方称呼语对比

中国一直都是以“礼仪之邦”而著称，它在悠悠长河般的文明史中已经形成了独有的一套道德规范及礼貌准则。中国称呼语的使用文化深厚，使用也是很有讲究的。西方文化中对称呼语的运用也是变化多端有讲究的。用适当的称呼问候对方或跟对方打招呼是言语交际中很重要的第一步。称呼语有很多分类，本文主要从亲属称呼语和社会称呼语两大方面来探究中西方称呼语存在的差异。

（一）亲属称呼语

东方不同于西方国家，非常重视血缘亲属关系，看重家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以中国最为明显。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明的礼仪之邦，不仅注重对外人的礼仪，更重视对家里人的礼仪。这一点通过中国庞大复杂的亲戚称谓语言系统就很明显地体现出来了。在中国的亲属称呼语中，有性别、辈分的区分，还有父系母系、年龄、血缘姻亲的区分，然而，在英语的称呼语中就只有性别和辈分的区分而已，这一点是中西方称呼语的一个重要区别。

中国复杂的亲戚关系称呼是西方国家的人难以想象的。例如，“我”属于同辈的，本族姓氏的称之为“堂”，外族姓氏的称之为“表”；堂哥和堂弟家的孩子都称为是侄子或侄女，而表亲和自己堂姐妹家的孩子都称为是外甥或外甥女。这些复杂的亲属关系的称呼在西方人眼里是非常复杂且不可辨别清楚的，如果让西方人去彻底弄清这些关系恐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在英语中，亲属称呼语比汉语中的数量要明显少很多，汉语中有异常丰富复杂的一个庞大亲属称呼系统，但是在英语中，亲属称呼系统就要简单多了，不仅简单而且直接易懂，这一点是英语称谓关系语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他们没有什么父系和母系系统的区分，也没有年龄的区分，更没有家族姓氏的区分，有时候甚至连性别的区分都忽略了。譬如，在英语中，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统称为grandfather和grandmother；把伯伯、叔叔、舅舅、姨夫都统称为uncle；把伯母、婶婶、姑姑、姨妈都统称为aunt；把堂哥(姐、弟、妹)、表哥(姐、弟、妹)都统称为cousin；侄女、外甥女称为niece等等。

在中国，爷爷、奶奶、阿姨、叔叔等都可用来称呼不是自己亲属的人，然而在英语文化里却不行。例如，一位英国人应邀去参观一家中国的托儿所，她刚走进门，孩子们便一拥而上，喊她“aunty”，这位英国人感到十分的不解和不悦，因为她觉得自己并不是孩子们的“aunt”，怎么能这样称呼她呢? 她对此感到十分不解。如何准确地称呼，还要考虑地点场合，是否亲属等。例如，父亲当教授，儿子当父亲的学生。在课堂上或其他公众场合，儿子如果用“爸爸”来称呼他的父亲，虽然符合两人的实际关系，但听起来却总觉得不合适，有点不分场合，比较恰当的做法便是以他父亲的公众称谓来称呼。

可见，中西方文化中的亲属称呼语的差别是很大的，由此也可以窥探出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二）社会称呼语

社会称呼语是非常灵活的且具有可选择性。例如，就一个叫姓杨的局长为例，同一个单位的同事要叫他“杨局长”；老同学、老朋友来了，会叫他“老杨”；上级领导来了，会叫他“小杨”。显而易见，社会称呼语是会随着身份的变化灵活改变的。在汉语中，同一个称呼语往往有可能含有多种意思，例如，“师傅”一词，含有三层含义。1，用于传统意义上的年长的、传授知识的人；仅用于同行业的年长的男性的师傅；2，谦虚的含义，用来指那些在生产单位工作的工人；3，此称呼语被认为是一种很普遍的称呼，用法相当于 70 年代以前的“同志”，在大街上走路，找不到自己要找的地方的时候，就要像不认识的人问路，我们怎么称呼陌生人，最常用的就是“师傅”。

现代社会不像旧时代讲究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但每个人都知道见面打招呼是与他人交流的一个基本的重要内容，打招呼有一个很关键的要素，那就是称呼语，能够恰当地使用称呼语被认为是人与人交往之间最起码的一种礼仪。例如，学生向老师打招呼，通常是“唐老师”、“叶老师”等等，即“姓+老师”，理所当然，学生不可以将老师叫成“老/小+姓”。汉语中我们通常认为很有礼貌的称呼语也许在西方文化中会变成不礼貌的。例如：“小+姓”，中国人这样称呼别人只是体现出一种亲近，但如果依此称呼一位英国人，就会是不礼貌的。同样，在英语中表示亲切的称呼语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则会变得不礼貌，甚至会变成一种对别人的冒犯。譬如，西方人通常喜欢用名字直接称呼对方，以此来向对方表达自己的亲切，可是西方人如果用这样的称呼语习惯来和一位中国人交际，比如一位年轻的西方人把中国的一位比自己年长的王淑萍女士直接称为“淑萍”，甚至“萍”，那么这位女士肯定是会受不了的。

中西方称呼语的差异还体现在一些表示职业的称呼语上，例如，“司机”、“邮递员”、“门卫”、“护士”、“警察”、“服务员”等，这些称呼语并没有表示出对听话者的尊重。因此，在日常使用中，我们往往在这些称呼后面附上以下词语，如“同志”“师傅”“叔叔”“阿姨”等等，这样就会令人容易接受一些。而在西方文化中，这些表示职业的正式称呼语很少被用于日常生活中，除非某些特殊的行业，比如，法官、高级政府官员、军官等，这些称呼往往带着被称呼者的名字或者全名。譬如，约翰法官、史密斯议员、布朗医生等。

三、中西方称呼语的差异对比及原因

称呼语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再也熟悉不过的语言,它是我们进行言语人际交往的第一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之，文化也决定着语言。语言就像一面镜子，中西方在语言上体现出来的差异很好地映射出了文化层面的不同。另一方面，语言也受文化的影响，正是因为各国的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才决定了各国的语言使用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因为中国人是非常重视血缘关系的，所以汉语中有着英语中所没有的最为丰富的亲属称呼语系统。汉语中自古以来就有“三亲六戚”的说法,“三亲”指：宗亲、外亲、妻亲。在悠久的汉族文化观念里,堂亲是自家、是娘家。而其中的女性成员则不一样,中国有句人人皆知的古话叫做“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女性在未出嫁时属宗亲,但嫁出去之后是别人家的人了。所以姑姑、姨妈、舅舅家中的孩子要称为表兄弟、表姐妹。与中国大家庭生活方式恰好相反——西方人偏爱小家庭生活方式。孩子在长大成人之后便要脱离父母的照顾，学会独立，为自己负责,所以很少出现几代人住在一起的现象, 因而，比起中国，在他们的观念中就缺少亲属的观念，也没有将亲属分的那么详尽。在他们的观念之中，除了父母以外，其他亲属都和别人没什么两样，更没有什么表亲与堂亲的区别，兄弟姐妹、叔叔阿姨在他们的观念中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区分的那么详细。因此，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迥然不同的独立的文化，英语和汉语中的亲属称呼语系统就截然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夫礼者，自卑而尊人”，使中国拥有自己特有的一种称呼语的方式——通过贬低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事、人以及尊称他人或相关的事、人，以此来表现对对方的尊敬。譬如，中国人喜欢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为“贱内”、“犬子”以表示谦虚。但是在西方则不然，西方国家很重视人的尊严，所以人们认为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是尊重他人的基础。中国人在听到赞美之词时，往往是否定对方的赞美之词，贬低自己一番，以示自谦。而西方人对我们的自谦很不理解。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上下有义, 贵贱有分, 男女有别, 父子有亲”的古训，在中国人的思想中，长幼尊卑的文化观念已然根深蒂固，因此在称呼长辈与领导的时候，往往也采用了特别的称呼方式以表尊重。西方文化思想在这一点上与中国文化不同的是，西方人主张众生平等，西方人认为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彼此平等的，并没有什么尊卑贵贱的区别，因此美国独立宣言中说到，人们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有同等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在英语的称呼语系统中，很少会出现由于人们地位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称呼语，任何人都可以对别人直呼其名，无论是对老师、领导、父母等。

中国人注重等级制度和家庭观念，所以称呼语系统较为复杂，而在说英语的国家中，人们认为众生平等，所以在称呼语的选择上就没有如此大的差异。

四、结语

中西方不同的称呼语中蕴含了各自独有的、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习惯。因此，可以说语言并不是一种孤独的表象，而是蕴含了社会文化的一种历史积淀。人们在进行言语交际时的称呼语是整个交际行为中分外关键的第一步。恰当、巧妙地使用称呼语可以拉近言语交际者之间的距离，增强话语有效度，反之，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因而，小小的称呼语在言语交际中却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探讨中西方称呼语的使用及两者之间的差异，不仅能加深研究者和学习者对这一社会言语交际现象的认识，而且对准确表达思想、增强言语的有效度也大有裨益。总之，称呼语是人类的社会语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言语交际者如果能够合理运用称呼语，学会细心观察，这样就会最终使得社会语言交际活动变得更加和谐、有效。

参考文献：

[1] 杨永林.《社会语言学四十年》[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01.

[2]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M].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1988.

[3] 卫志强．《称呼语的类型及其语用特点》[A]，出自《语用研究论集》[C].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4] 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唐学琦（1987-），女，甘肃兰州市人，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2012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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