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岣嵝碑》在韩国的流传和变异考

[摘要]

《岣嵝碑》是禹完成治水工作后记功的碑石。在朝鲜半岛，首次接触到《岣嵝碑》拓本的人物是朝鲜朝宣祖年间的许筠，而确切的记录则是在稍微晩些的孝宗年间，尹钅崔乃鉴赏了《岣嵝碑》。显宗年间，李俣从中国购得了新泉书院本，并把它拿给许穆看。之后，洪羲浩、徐命膺、李书九、李匡师、南公辙、金正喜、李圭景等许多文人们或收藏了《岣嵝碑》，或对它作了论评。与此同时，鉴赏了《岣嵝碑》大禹手篆的许穆在原来的77字中选了其中的48字，作了变异本《平水土赞碑》。后来，《平水土赞碑》在朝鲜半岛朝野广泛流传，并相继出现了朝廷和多个地方刻板，而其定本《大韩平水土赞碑》被立在了江原道三陟。

[关键词]

《岣嵝碑》；韩国；流传；变异

[中图分类号]I312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2000107

最早建立夏朝的人物是传说中治水成功的禹。禹治理了大水，并把它与大海贯通，救助了百姓，为当时国家的安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治水的过程中，禹因不知解决水患方法而苦恼时，曾登上衡山向上天询问密策，得到了上天赐予的记载着密策的金简玉书，而成功治水。后来，禹在衡山上刻下了记录治水奇功的铭文，而这段铭文传说就是《岣嵝碑》。

当然，对于《岣嵝碑》究竟是不是禹留下的遗物，论争激烈，但其对后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实在巨大。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岣嵝碑》的摹刻甚至再摹刻的碑石，且《岣嵝碑》拓本还远传到了朝鲜。朝鲜半岛的学者们对《岣嵝碑》拓本进行品赏或版刻，甚至挑选了《岣嵝碑》大禹手篆77字中48字作了变异本《岣嵝碑》。其代表性的碑石是江原道三陟六香山上用著名书法家许穆的字作底的《大韩平水土赞碑》。

中国学界对于《岣嵝碑》的硏究主要以与《岣嵝碑》硏究者相关的地区为中心，对碑石的存在和真伪、摹刻碑流转和现状等各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中国学者们研究《岣嵝碑》的主要论文和著作有： 陈光照：《绍兴大禹陵岣嵝碑传奇》，《文化交流》，2001年1期，第19～22页； 左慧元、左昻、尚冠华：《禹王碑辨读》，《华北水利水田学院学报》，2003年第 1期，第71～73页；熊考核、文龙：《千古之谜—— 禹碑》，《船山学刊》，2007年1期，第91～93页；胡滔滔：《禹王碑溯源》，《档案时空》，2007年5期，第47～48页；白永兴：《千古“禹碑”说真伪》，《中国测绘》，2009年1期，第44～45页；王亦旻：《杨慎<行书禹碑考证卷>真伪考辨及文献价値》，《文物》，2010年05期，第78～89页；朱安女：《杨慎昨兴华夏文学思想的文化解读—— 以<禹王碑>、<禹碑歌>为例》，《大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 7期，第37～41页等。而在韩国学界，主要以书法学和三陟地区为中心，其主要内容是硏究《岣嵝碑》的许穆书体和碑石、《大韩平水土赞碑》等。但是直到现在都没有论文硏究从《岣嵝碑》到《大韩平水土赞碑》的演变过程。本人曾在《在中国〈岣嵝碑〉传入和摹刻考》一文中，对中国的《岣嵝碑》传入韩国的过程和摹刻进行了简单分析，[1]（79～104）而作为后续论文，本论文将对中国的《岣嵝碑》传到朝鲜，流传变异等诸多现象进行硏究。

一、 在中国的《岣嵝碑》记录和传入

《岣嵝碑》又称《禹碑》、《大禹碑》、《神禹碑》、《禹王碑》、《夏碑》、《夏禹碑》等，本论文选择了被韩国学界广泛使用的《岣嵝碑》一语。从今天的地理上来看，岣嵝峰是和衡山无关的山，但是在以前，岣嵝峰曾被用作衡山的别称，并隶属于广义上的衡山区域。

大禹的治水记录虽在后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中有记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乃东巡，登衡岳，血白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啸，因梦见赤绣衣男子，自称玄夷苍水使者，闻帝使丈命于斯，故来候之。非厥岁月，将告以期，无为戱吟。故倚歌覆釜之山，东顾谓禹曰： 欲得我山神书者，斋于黄帝岩岳之下三月，庚子登山发石，金简之书存矣。禹退又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发金简之书。案金简玉字，得通水之理。”（四库全书本（463册）， 第39页）。对于其中的记载，即使排除禹从天帝处得到了写有治水密策的金简玉书这一神奇的因素，禹在衡山立治水功碑这一点也仍然留有很多疑点。虽然在刘宋徐灵期的《南岳记》中有《岣嵝碑》位于衡山的记录，但这并不是徐灵期看到了实物而记下的，他只是沿用了从前流传下来的记载而已。

东晋罗含的《湘中记》在很久之前就已流失，只在后代引用的文献中留有被引用的短篇残句。其中所写的岣嵝山上有禹王在治水中用过的玉牒，以及远眺衡山被云遮住等记录也不过是引用了前人的记载。而且，无法分辨后代文献中的记录是《湘中记》原文还是后代的注释。

梁朝的刘显在《粹玑录》中写道，萧铄被封为桂阳王时，从成翳处求得了《岣嵝碑》拓本，并下令把它刻在石头上。据晩唐徐彦的《五宗禅林观空录》记载，和尙永昙在衡山岣嵝峰山顶的洞穴内发现了用蝌蚪字体刻的石刻，并认为是禹留下的治水功碑。这两本书册在最近出版的各种《岣嵝碑》文献中几乎常常被引用，但都没有说明其来源。而在韩国和中国的图书馆中及各种目录中，均没有找到《粹玑录》，这不得不令人怀疑这些记录的可信度。

唐朝的韩愈为了査找《神禹碑》（《岣嵝碑》），登上了衡山，最终没能找到，只偶然见到了道人，因失望而流着泪回去了。没多久，刘禹锡透露说在路过衡山时，看到了在衡山祝融峰上有刻得形状奇异的《神禹铭》，但因蕴有山的精气而没能找到，并表示可惜。晩唐李冲昭在《南岳小录》中记载他登上云密峰，看到了用蝌蚪文字刻的碑石，或有樵夫见过，说碑石极其灵异，不露在外面。但是他們都没能确认《岣嵝碑》的存在，只是进一步增添了碑石存在的神秘感。

1215年（宋嘉定5年），何致在游览衡山时，偶然遇见了樵夫，并得到了《岣嵝碑》的消息。马上就让樵夫带路，来到了《岣嵝碑》所在地。不久后，路过长沙，他给了太守曹彦约一本《岣嵝碑》拓本，曹彦约让衡山首领査找原碑石。而位于衡山祝融峰地区的上封寺僧人法圆认为，很少有人能找到《岣嵝碑》，因而对何致的行迹表示怀疑。对此，何致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把《岣嵝碑》刻在了长沙岳麓山的岩壁上。[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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