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间文学叙事模式初探

内容摘要:我国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都主要是叙事文学,即使是抒情诗、歌谣、谚语、等也不乏叙事性,并在主题的取向、情节的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意象的运用和布局谋篇等方面逐渐形成了它特有的叙事模式。本文重点探讨了我国民间文学的几种叙事模式。

关键词:民间文学 叙事模式 主题

综观各类民间文学作品,几乎没有哪一种类型是与叙事无关的,或者说我国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都主要是叙事文学,即使是抒情诗、歌谣、谚语等,也不乏叙事性,并在主题的取向、情节的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意象的运用和布局谋篇等方面逐渐形成了它特有的叙事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赞美英雄与劳动。赞美英雄、赞美劳动是各民族民间文学永恒的主题,千百年来,在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人物画廊中,英雄形象如群星灿烂,光彩照人。其中有创世救世的神,如开天辟地的盘古、填海的精卫、补天的女娲、射日的大羿、追日的夸父、治水的大禹,也有战无不胜的王侯将相、无所不能的能工巧匠,侠客义士和普通劳动者。如杨家将、岳家军、薛仁贵、包公、刘百温、徐文长、李逵、武松、鲁班、阿凡提等等。还有从下层劳动者成为王侯将相的英雄,如唐朝受封王侯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薛仁贵,在民间传说中就曾是一个靠打短工卖苦力生存的下层劳动者,是个每餐吃四个人的饭量,干四个人的活的大力士,后来从军,随唐王李世民南征北战,从火头军一直升到兵马大元帅(《薛仁贵传奇》),成为唐王朝的开国将领。

民间文学在赞美劳动、创造了大力士之类的劳动者英雄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像鲁班、阿凡提那样充满智慧的劳动者形象和美丽温顺、勤劳善良劳动妇女形象,如织女、七仙女、马兰(马兰花传说)、七妹(七妹与蛇郎传说)、田螺姑娘、刘三姐等等。尽管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被神化了,但他们作为劳动者本质特性并没有被改变,对他们的赞美就是对劳动和劳动者的赞美。

民间文学赞美英雄与劳动的主题取向模式,对我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赞美英雄和劳动依然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

(二)人神婚配是民间文学最常见的情节设计模式。如牛郎织女传说中的织女与牛郎,天仙配传说中的七仙女与长工董永,劈山救母神话中的三圣母和书生刘彦昌,《柳毅传》中的柳毅和三公主小龙女的结合等。人神(仙)婚配又衍生出人妖之恋、人鬼之恋、人狐之恋、人与异物之恋等。如《搜神记》卷十六中《紫玉韩重》、《辛道度》、《谈生》记载了几个人鬼恋的故事和后来的《白蛇传》《田螺姑娘》的传说等。《聊斋志异》也有不少人鬼恋、人狐恋的故事,如《青凤》《聂小青》《婴宁》。在中国,人神(仙)婚配,把神仙人格化,具有宗教的影响,也是我国“天人合一”传统理念的反映,还体现了我们的祖先对美满婚姻家庭的理想追求。如牛郎织女传说中,天上的织女星化作一个漂亮女子来到人间,与勤劳而贫穷的农夫牛郎结成夫妻,生下一男一女,过着男耕女织的幸福美满生活。这种男耕女织、夫妻恩爱、子女双全的生活图景,正是农耕社会我们汉族先民追求的一种理想家庭模式和生存方式。这正是人神婚姻的神话传说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长久地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变形化生。变形化生是民间文学人物形象的设计模式。变形是指原始神话中的创世巨人的人兽合体形象,如女娲上身为人,下身是蛇。炎帝牛头人身。就连倍受人间信男信女崇拜的王母娘娘,其原始形象也是半人半兽的怪物,根据《山海经》的描写:“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化生是指这些创世救世的巨人既是人又是神,也可以不断地生化成别的东西。如开天辟地的盘古死后,他的身体各个部分化生为世间的万物,气息化成风云,声音化成雷霆、左眼化成太阳,右眼化成月亮、四肢五体化成大地的四极和五岳,血液化成江河,经络和血脉化成山川道路,肌肉化成田地,发须化成星辰,皮毛化成草木,齿骨化成金石,精液化成珠玉,汗流化成雨水,身上的种种虫子经风的吹抚化成了黎民百姓。[1]追日的夸父死后,他的身体变成了一座大山,他扔下的手杖,变成了一片五彩云霞一样的桃林。

民间文学中的人兽合体和变形化生叙事模式,与远古时代的图腾崇拜有关。“图腾崇拜的信念是原始文化最典型的特征[2],”是原始人认识和关照现实世界的最典型最有特点的方法之一。那个时代,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图腾,而这些图腾大多是动物,于是他们崇拜的动物就成为了他们崇拜的神的化身的一部分。同时,这也是由于原始人对某种自然变故缺乏认识而产生的非理性的想象,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转化为另一些事物的。

(四)死而复生。死而复生的叙事模式,常常使故事中人物命运逆转,如《本事诗》所记传说“崔护”条,写崔护与卢氏女一见钟情,相思相恋,精诚感动,卢氏女死而复生,终成眷属的故事。孟棨的《本事诗》是搜集记录唐代人的诗歌写作背景的。“崔护”条记录了“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一诗的背景故事:下第举子崔护清明日郊游,因口渴到一家讨水喝,得遇一个美丽姑娘,二人虽未交谈,但目已传情。第二年,崔护忽然想念这个姑娘,再去时未能遇到,于是留下“人面桃花”诗于门扉而返。过了几天,崔护又去,听到这人家有哭声,一问,才知原来那姑娘读了他的诗后竟因相思失望而死。崔护也禁不住入内大哭,竟将那姑娘哭活了。于是二人遂结为夫妻,悲剧转化为喜剧。后来汤显祖据此改编成元杂剧经典剧目《牡丹亭还魂记》。

死而复生有真死,也有本应死而未死。后者可以使故事情节突变,达到出人预料的艺术效果。如宋代民间故事《金玉奴》,乞丐头家庭出生的金玉奴,不惜一切辅助丈夫莫稽及第,可是,莫稽当官后竟嫌弃她的出身,在带着她赴任的路上,将她推下河里淹死。当他到任后,上司淮西转运使许德厚提出要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他求之不得。可没想到许的女儿竟是金玉奴。原来金玉奴没有死,她被莫嵇推下河后,正巧被路过的许德厚救起并收为义女。最后通过许的说服教育,又使他们夫妻重归于好。这种(假)死而复生的叙事模式在民间文学作品和后来的戏剧、小说中被反复运用。

(五)善恶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中华民族最具影响的主流道德潜意识之一,在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中几乎随处可见。如《白蛇传》的几个民间的流传版本中都有善恶报应的情节:一种说法是,千年以前,牧童许仙在放牧中曾经救过一条冻僵的小蛇,这条蛇就是后来的白素珍,她修炼了一千年后,化生为美女来西湖寻许仙报恩;另一种说法是,白素珍是西湖中的一条已经修炼了500年但未能成精的白蛇,一天,因偶然吞食了一个小男孩吐出的三个汤团,就又相当于修炼了500年。成了正果后,她为报恩,来人间找到了那个当年的小男孩,他就是许仙。如果这是“善有善报”的话,那么唐代殷桂英化鬼复仇的故事表现的却是“恶有恶报”。

进京会试的穷书生王魁,落榜后结识了当红歌伎殷桂英,并在殷的倾囊资助和鼓励下,两年后中了头名进士,被朝廷任命为徐州检判。会试之前,王曾对殷海誓山盟,表示一旦及第即娶殷为妻,“若有弃义,当受鬼神之责。”可是他封官徐州后便娶了豪门之女崔氏为妻,无情地抛弃了殷。殷人财两空痛苦地自杀身亡。两年后,殷化鬼附其身,使王魁终日魂不守舍,精神恍惚,最终引刀自刺而死,受到了报应。

善恶报应的叙事模式对文人创作影响极大,冯梦龙的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是一篇以善恶报应叙事模式结构故事情节的典范之作。

善恶报应又延伸出生死轮回模式。后者是前者的补充,也是叙事者是对善恶报应的印证。

(六)悲剧的大团圆结局。这种叙事模式在《搜神记》中所记录的民间传说《韩凭夫妇》就已经显现了:宋康王霸占了舍人韩凭的妻子并囚禁了韩凭,后来韩凭夫妇双双自杀。康王将他们的坟墓相对而垒,一夜之间两座坟上长出两株大树,树枝交叉在一起,还有一雌一雄两只鸳鸯鸟栖于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声音感人”。这两株树,后来被人们称为“相思树”。

被称为中国民间传说四大爱情悲剧的孟姜女传奇、牛郎织女传奇、白蛇传传奇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传奇,都不同程度地因循了这种大团圆结局的模式:梦姜女哭倒长城滴血验尸,找到了丈夫的尸骨并骗取秦王厚葬丈夫后自己投海自杀,与丈夫同去了另一个世界;每年七月七日,喜鹊含来树枝搭起鹊桥,让牛郎、织女在天空相会;白蛇终于打败法海救出许仙,夫妻团圆;梁、祝“生不同衿死同穴”,化作一对美丽的蝴蝶,朝夕相伴,快乐自由地飞舞在花丛中。

民间文学的悲剧大团圆结局叙事模式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也极深刻,如关汉卿的《窦蛾冤》、汤显祖的《牡丹亭还魂记》、白居易的《长恨歌》、曹雪芹、高鹗的《红楼梦》等等。当代的小说、戏剧、电影也都在不厌其烦地采用这种叙事模式。

注释:

[1]刘锡诚:《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M],第18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

[2]恩格斯·卡西尔:《人论》[M]第10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田景丰,男,广西工学院社科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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