淝水之战中的谢氏家族

公元383年，东晋与前秦在今安徽寿春的淝水展开决战。晋兵以八万之众击败了号称“百万”的秦军，取得了淝水大捷。这次战役不仅作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流传于世，而且以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事件而彪炳史册。在这次决战中，东晋方面以宰相谢安为首的陈郡谢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领导、指挥了这次战役，而且还直接参加了决战。但是，淝水之战的胜利并未给谢安及其家族带来福祉，相反，等待他们的却是频仍的厄运。战后，谢安被排挤出朝廷，谢玄解甲东归，谢氏家族从其发展的顶峰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淝水之战为何在陈郡谢氏族谱上成了由盛而衰的标志呢？本文拟从谢氏家族在东晋的发展轨迹入手，结合东晋门阀政治的特点，对淝水之战前后谢氏家族的政治沉浮及其缘由做一初步探讨。

一、新出门户 晋之纯臣

在东晋历史舞台上，陈郡谢氏曾像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太原王氏一样，“与马共过”天下。但从氏族渊源而论，谢氏门户之起最晚，故被时人称为“新出门户”。谢鲲、谢裒是谢氏家族中定居江东的第一代人。由此上溯，有史可考的也只有两代。其父谢缵，只是曹魏的一位典农中郎将，位不高，名不显；其父谢衡“以儒素显”，“博物多闻”，在西晋算是一位“硕儒”，曾仕于晋武、晋惠之时，先后任过“守博士”、“国子博士”、“太子少傅”、“散骑常侍”等职，但他的学识与西晋元康年间的玄学不相吻合，故未被世人所重用。可见，在魏晋时期，陈郡谢氏只是一般的家族而已。谢鲲“永嘉之乱”后才渡江南来，他英年早逝，在东晋只度过了四个春秋。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只是西晋的一位官吏。其弟谢裒曾在东晋元、明、成、康四朝先后担任过侍中、吏部尚书、吴国内史等职，但地位、名望远非琅琊王氏相比。谢氏第二代人谢尚、谢奕、谢据、谢安、谢万、谢石，或生于江北，或生于江东，在东晋初年尚处于幼童时代。因此，一些资深的士族对他们往往不屑一顾。但他们并不自卑，而是勤奋好学，“善属文，能谈论”，“识局贞正”，多有“经国之才略”。如“好易老，善音乐，以琴书为业”的谢鲲主动与时世崇尚的“玄学”接轨，在当时享有“四友”、“八达”之誉。第二代中的谢尚，八岁时“语已神悟，自参上流”，被人比作“颜回”（《世说新语笺疏·言语》）。他“善音乐”，学问颇深，被世人目为“令达”（《晋书·王蒙传》）。谢安“弘粹通达，温雅融畅，善行书”（《世说新语笺疏·德行》），“才峰秀逸”，“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谢万“才器俊秀”，“善属文，能谈论”，早已知名”。第三代中谢玄“有经国才略”，谢琰有“军国才”。第四代中谢混少有美誉，以“文学砥砺立名”，谢邈“性刚鲠，无所屈扰，颇有理识”。第五代中谢灵运“幼便颖悟，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宋书·谢灵运传》）。人才辈出的谢氏家族不仅改变着老牌世族对他们怀有的成见，而且逐渐得到司马皇室的重用。他们在晋廷担任的官职越来越多，职位越来越高，终于形成了与司马皇室共治天下的局面。

作为“新出门户”的陈郡谢氏之所以能达到“与马共天下”，除其文武之才而外，还在于他们对司马皇室别无异心，是一批“戮力王室”、“义存辅导”、“心忠匡翼”的纯臣。如王敦之乱时，谢鲲被“逼与俱行”，既克京邑，鲲劝敦朝觐，“若能朝天子，使群臣释然，万物之心，于是乃服。仗民望以从众怀，尽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则动侔一匡，名垂千载”（《世说新语笺疏·规箴》），心中想到的仍是司马皇室。在东晋整个历史时期，谢氏始终以“戮力王室”为己任，以“不得罪天子”为座右铭，因而博得了司马皇室的重用。这就是“新出门户”的陈郡谢氏在淝水之战前得以执掌朝政，开创“与马共天下”历史局的关键之所在。

二、群谢参战 淝水大捷

淝水之战是陈郡谢氏“戮力王室，克复神州”行为的最高表现形式。在这次决战中，谢氏家族直接参与策划、指挥的有谢安、谢石、谢玄、谢琰等人，几乎囊括了这次决战的决策权和指挥。谢氏之所以能肩负起这一重任，是基于战前半个多世纪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政治、军事势力。

谢安是淝水之战的决策者、总指挥，同时，也是将谢氏家族的政治地位推至顶峰的一位关键人物。但他在40岁前，却高卧东山，纵情山水。升平三年（359年），当谢万北征兵败，被朝廷废为庶人，谢氏家族面临门户中衰时，他毅然改变初衷，出山入仕，在桓温部下当了一位司马。他为了门户之计，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孜孜经营，在桓氏与司马皇室的政斗中，明察秋毫，“戮力王室”，以至入辅中央，由侍中而吏部尚书、仆射、将军、扬州刺史、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桓温死后，孝武年幼，谢安独掌朝政，政由安出。谢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令人刮目相看。谢安在光宗耀祖、振兴门户的同时，也极力维护同其他世家大族的友好关系，并改革税制，以泄民怨。于是，“德政并行，文武用命”，“君臣和睦，上下同心”（《晋书·苻坚载纪》），从而为淝水大捷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也为谢氏家族建立淝水战功铺平了道路。

谢尚、谢奕、谢万出刺荆豫州，壮大了谢氏家族的军事势力。东晋时期的豫州是指侨立于江淮之间的“南豫州”，上连荆、江，下扼建康，豫州失守，建康必然告危。因此，對于豫州刺史的选派，司马皇室十分谨慎，被选派的官员不仅要有“军国之才”，而且更需“效忠之心”，两者缺一不可。这样，豫州刺史的重任便自然落到了谢氏家族成员的身上。首担此任的是谢尚。建元初年，他由给事黄门侍郎出为建武将军、历阳太守，后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官至豫州刺史。谢尚之后，继任者为其从弟谢奕、谢万。从谢尚到谢万，谢氏经营豫州长达14年。而这14年则是以桓温为代表的谯国桓氏出镇荆州，逐渐坐大，觊觎朝廷的14年。由于谢氏三兄弟把持豫州，扼制了桓氏势力，从而使晋廷度过了相对安定的14年，即被史家称赞的“永和新政”。

谢玄组建北府兵展示了谢氏家族的军事才能。宁康元年（373年），针对方镇擅权与北方羌氐压境的严峻形势，为了谢氏家族的长远利益，谢安开始筹建“北府兵”，并将具体事务交给侄儿谢玄负责。谢玄不负众望，积极经营江北诸军事，并在京口、广陵一带“多募劲勇”，组建了一支虎虎有生、骁猛善战的北府新兵。北府兵在谢安、谢玄的统帅下，在拱卫建康，抵御北敌中“战无不捷”，“百战百胜”，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谢氏家族之所以取得淝水大捷的赫赫战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北府兵为其做了奠石。

淝水之战前谢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军事势力、军事才能已如上述。下面再具体看看他们是怎样决策、指挥这场战役的。

首先，谢安运筹帷幄，“指授将帅”，从总体上对这次战役作了部署、安排。众所周知，淝水之战只是晋秦遭遇战中一次大而关键性的战役。对于苻坚大军南下，身为宰相的谢安早有思想准备，并在军事上做了防御，如组建北府兵等。当苻融所率的30万先锋部队抵达颍口（今安徽颍上县）时，谢安力持镇静，以坚决抗敌的态度安定朝臣，树立信心。然后积极采取抗敌措施，推派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讨大都督指挥全军，选派优秀将领，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和将军谢琰、刘牢之、桓伊等精兵八千去迎击秦军。另派将军胡彬带领水军五千增援寿阳。如此等等，说明谢安对即将进行的淝水之战，已从兵力、将领等方面做了统一的调遣和安排。因此，当谢尚问计谢安时，“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已别有指’，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游，晚间“指授将帅，各当其任”（《晋书·谢安传》）。

其次，谢石作为前敌总指挥，直接指挥了这次战役。谢石虽武略不及侄儿谢玄，但在淝水战前也曾出入行伍。针对秦军西起鄂北东到寿阳的全面进攻，身为征讨大都督的谢石在前线经常召集谢玄、谢琰、刘牢之等将领分析敌情，商讨战略。当朱序告知“若秦百万之众皆至，则莫可敌也。及其众军未集，宜在速战”的军情后，谢石召集众将改变了战略，由原来的消极防御改为积极主动进攻。刘牢之进攻洛涧，夜袭秦营，斩杀梁成就是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晋兵取得的第一场胜仗。可见，淝水大捷与谢石的正确指挥密不可分。

第三，谢玄、谢琰统帅士兵，冲锋陷阵，战斗在第一线。淝水之战中，谢玄官职为前锋都督，谢琰为将军，他们身先士卒，率领晋军作战在前线，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他们在前线具体而正确的指挥则为东晋的速胜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淝水之战，东晋方面从组织到部署，从战略制定到指挥作战，无不凝聚着谢氏家族成员的智慧和才能。而在淝水之战中冲锋陷阵，肩负着“破敌”重任的主力军“北府兵”又是谢安叔侄一手组建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论，可以说淝水大捷来自于“群谢”参战。

三、功高不赏 晋末惨运

淝水之战以东晋的胜利，前秦的溃败而告终，东晋境内群情振奋，晋初以来，王导梦寐以求的“克服神州”的愿望，大有实现的可能。正当谢安“欲混一文轨”，上疏北征，谢玄等人率众北伐幽冀之时，东晋却将谢安挤出朝廷。随之，又解除谢玄的兵权，谢氏家族在东晋的军政地位旋即逆转。淝水大捷为东晋带来了安定，却给谢氏家族带来了“厄运”。

谢安出镇广陵。太元八年，当秦军压境，谢安等人积极应战时，晋廷皇室及其他士族就对以谢安为代表的谢氏家族存有戒心。当时，晋孝武帝起用了他的弟弟司马徒、琅琊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分了谢安的相权。而桓冲则散布流言，诋毁谢氏，蛊惑人心。淝水大捷使流言不攻自破，但他们对谢氏的嫉妒之心却有增无减。于是，在晋廷掀起了一股排挤谢氏的浊浪。谢安在淝水大捷后非但未实现“欲混一文轨”的宏愿，反而被排挤出朝廷，“出镇广陵步丘，筑垒曰新城以避之”（《晋书·谢安传》），旋即而卒。

谢玄解驾东归。淝水战后，尽管晋廷未及时封赏有功战将，但北府兵在谢玄、刘牢之率领下，士气高漲，他们乘胜追击，对前秦展开了北伐。正当谢玄率军挺进幽冀，捷报频传之时，传来了叔父谢安被挤出朝廷，忧疾而卒的噩耗，谢玄“痛百常情”。但他“含哀忍悲”，以“隆国保安”为要，继续驰骋沙场。但为司马道子所操纵的晋廷朝议，却以“还京口疗疾”为名，解除了他的兵权。谢玄退就会稽的第二年便告别了人世。其叔谢石也在同年去世，而此时的谢琰则“遭父（谢安）忧去官，服阕”在家。可见，在淝水战后不到五年时间里，谢氏家族的军政大权被一一剥夺，并从此与政轴要位无缘。

面对家族地位的变化，谢氏的后裔不得不弃武从文，寄情山水，把注意力转到庄园的开拓，以求得在经济领域中的地位和发展。谢灵运在《山居赋》中曾对这一变化作过如下描述：“余祖车骑（玄）建大功淮淝，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至太傅（安）既薨，建图已辍，于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经始山川，实基于此。”（《宋书·谢灵运传》）

四、谢氏沉浮 门阀使然

通过以上的析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谢氏家族的发展以淝水之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自谢鲲、谢裒兄弟渡江南来，至晋末谢晦等人惨遭杀戮，谢氏在东晋经历了五代人。从其发展轨迹而论，淝水之战则为前后期的分界线。战前半个多世纪，谢氏家族积极开拓，努力进取，家族兴旺，门户鼎盛。战后将近40年，谢氏家族则倍受冷落，惨遭杀戮，门户衰败。战前的发展主要是事功，以政治为本，军事为辅；战后则弃武从文，纵情山水，以寻求在经济、文化领域中的发展和地位。

其二，谢氏家族虽经历了兴衰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但它“戮力王室”，对司马皇室别无异心，始终忠心耿耿。谢鲲劝王敦朝觐天子，谢尚等人经营豫州，谢安推行“镇之以静”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谢玄北伐，谢琰讨王恭、孙恩等，皆是谢氏“戮力王室”、“隆国保家”、忧国忧民的典型事迹。

其三，东晋的门阀政治决定了谢氏家族的厄运。东晋门阀政治，按田余庆先生的解释，“是指土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它不仅“是皇权与土族势力的某种平衡”，而且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得以上升的某几家士族权力的某种平衡”（参见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第353页），谢氏家族在淝水之战前的发展历程及其地位就是这几种权力相互平衡的结果。在谢氏取得“与马共天下”之前，琅琊王氏、颖川庾氏、谯国桓氏已分别与司马皇室共过天下，而在他们与司马共同治理东晋过程中，总是“主弱臣强”。为此，司马氏不得不采取扶持一族，打击一族的措施，以维持皇权的地位。而几家士族在其“羽毛”未丰之前，则积极与皇室联手合作，以抬高其家族的地位，进而达到“与马共天下”的目的。谢氏家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其“效忠”之心、文武之才被司马皇室相中的。谢安在淝水战前之所以能够取代桓氏，操纵军政大权，完全得力于司马皇室的支持。淝水之战的胜利，谢氏家族成员的显赫战功，不仅遭到其他士族嫉妒，而且也使司马氏感到恐慌。尽管谢氏处处“精忠报国”，无觊觎之心，但对司马皇室来说，谢氏家族的显赫地位已构成了对他们的威胁，“共治”的天平已发生了倾斜。于是，他们开始有意疏远、冷落谢氏，寻求其他士族取而代之，淝水战后，晋廷对参战有功人员迟迟不加封赏，谢安被排挤出朝廷，谢玄解驾东归，无不由此而然。此后，谢氏家族永远离开政轴要位，直至晋末，厄运频仍，惨遭杀戮。谢氏家族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的牺牲品，其可谓其盛也勃焉，其败也速焉。

综上所述，陈郡谢氏自南渡以后，以其文武之才效忠于晋廷。在司马皇室的扶持下，其文武之才得到了充分展示，从而在东晋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淝水之战前取得了“与马共天下”的地位。谢氏家族在淝水之战中，运筹帷幄，指授将帅，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击败前秦大军，取得了淝水大捷。但功高震主，谢氏家族的广大成员不仅未及时得到封赏，反而逐渐被削夺了军政大权。在司马皇室与其他氏族的联合攻击下，谢氏家族终于退出了东晋政治舞台。

（作者系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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