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传奇，怎样写实？”笔谈（一）

主持人语：

就传奇和写实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而论，把它们并置一处多少有些不伦不类，它们不仅界限模糊，而且很多时候分属不同的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可以被忽略或轻视。可以说，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这两个范畴缠绕在一起，难分轩轾，至今仍复如此。相比之下，我们的文学界（包括作家和批评家）对此问题却甚少关注。这里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是想避开文学上的主义之争，其目的是想还原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在的多种可能或面向。因为，避开主义之争的角度去观察，就会发现，传奇和写实之间虽看似对立，其实很多时候颇难认定，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日常生活”现实本身的多面复杂联系在一起：日常现实的丰富构成是文学上的传奇与写实之间复杂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它们一方面可以被看做为技法或“笔法”，一方面也可以从写作倾向的两种“流脉”和“变奏”的角度加以把握。有些时候，甚至可以被视为现实本身的辩证法的内在呈现，现实本身的传奇性质使得文学上的传奇和写实之间的区分模糊难辨。基于这种理解，我们组织了这一期笔谈文章，并特意邀请了著名作家、《十月》杂志副主编宁肯先生加盟进来。这一组文章，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展开论述，彼此之间各有侧重，既有呼应，也有发挥和补充，有效地丰富和拓展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主持人：张颐武

、关于现实、公共现实或传奇

宁 肯

我还记得2010年3月的一天，我的第四个长篇《天·藏》一脱手，身体就漂起来：感到失重，茫然。我觉得不是我失去重量就是世界失去了重量，因为《天·藏》占用了我五年时间，可谓旷日持久，旷日持久的结果就是很难和它分开。五年深埋于西藏的书写，有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悠悠万事，只此一事。但事实并非如此，五年发生了太多事情，并没有桃花源，或者勉强建立的写作的桃花园，也经常被惊人的消息破门而入，常常不得不面对三聚氰胺、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强拆、贪腐、动辙几十套住房、几十个情妇、几十亿的掠夺性的巨贪——这些公共现实，亦堪称现实的传奇。但是这些都被我，一个写长篇小说的人，以最坚强最冷酷的意志屏蔽了。屏蔽得清醒：我正写自己的东西；这不是我的题材；有新闻报道、报告文学、官场小说在写，和纯文学无关。

这就是寫作与现实的分裂。腐败已败坏了你赖以生存的水、植物油、婴儿的奶瓶，而那些不可思议的饕餮人物或直接或间接吞噬着你和所有人，你却说和自己的写作无关。明明你是多么的愤怒，多么的绝望，却要关上门窗，甚至电脑。这是对的。就该有一些人超越一切从事完全个人化的东西，就该像维特根斯坦在炮火纷飞战壕的某些寂静的瞬间还在思考抽象的哲学问题，不间断地书写，战争根本进入不了他的大脑，哪怕子弹就在耳边飞。我佩服这样的人，这样伟大的超现实的人，也差不多有这样的定力，五年，我的“抽象”证明了这点。维特根斯坦认为战争是荒谬的，同时也是偶然的，战争迟早结束。但是《天·藏》写完了，我的“战争”却远没有结束，不仅没有，简直越来越不可思议。

“战争”与哲学无关，与文学也无关？你真的不能碰吗？为什么真的就一定不是你的题材？通俗小说一直在写权力，官场，贪腐，似乎它们互有专属权，版权，长期协议，你要打破这种协议？另外，文学不能离现实太近，太近了，缺少沉淀，会流于表面，说白了，就是俗，流俗，这差不多是纯文学的金科玉律。但是如果进一步想上述那些现象背后的东西也“近”吗？我记得有一天，在无所事事但又紧张的思考中，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我感觉抓到了什么。

对，是很俗的一个词：权力。那些惊人现实的背后都有无所不在的权力的影子，一切都和它有关。想到权力当然也不算什么，仍然是无聊的范畴。但问题是权力背后又是什么？人，人性，人的欲望。制度你不用考虑，那是明摆着的，你也管不了。但“人”可是你的正当防卫，是你天经地义的范畴，但事实上你何曾认真思考过权力与人是什么关系？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是什么关系？你从来都把权力看作是一个“他者”的问题，是官场的问题，是握有权力人的问题；你有一种情绪，嫉妒也好，愤怒也好，总之，一些肤浅的、表面的、大家都有的通俗的情绪阻止了你思考。你虽是作家，这点上和普通人没有区别。

有一次，我在微博上写道：权力是一种物质和欲望的抵达，是价值最有力量的实现，人们都渴望平等，事实上也渴望不平等，在不平等中才觉得实现了某种价值。权力仅仅体现在官场上吗？是否也体现在日常上？体现在风景、海滨、超市、自由市场、爱、美、情欲、厨房、火车、地铁或黑车上？书里、信里、电子邮件、QQ、微信、微博上？小旅馆、大车店里？总之体现在人的一切方面。从权力的角度考察人、考察古老得像血液一样的欲望，然后从人的角度考察权力，考察人又赋予了权力什么，这样一想，权力简直是文学的沃土！

由此，似乎也想清了通俗文学的问题所在。通俗文学譬如官场小说最好的情况也写了人，人性，甚至也写得很深刻、精彩，才气袭人，不比很多比较好的纯文学弱甚至还要深刻，但问题在于最好的通俗文学的重心最终也没落在人，人的复杂性上与可能性上，重心要么是揭露权力的腐败有多严重、复杂、诡异，要么是深刻探讨了各方面的包括人的原因——这难道还不够吗？不，这的确和文学还是两回事，因为毫无疑问，人或人性依然是通俗小说的素材、材料或道具，表达的是社会性的主题，社会代替了日常，社会学代替了文学。对纯文学来说，这是最好的通俗文学的最大的问题。

如何避免社会学问题？简单的办法是逆袭，反着来，把权力、腐败当成素材，背景，舞台，不正襟危坐探讨腐败原因，但原因又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要连筋带肉像呈现人的内脏与时代的内脏一样呈现。事实上，这涉及文学与腐败（权力）的关系，和过去常提的“文学与政治”关系如出一辙。

由于过去存在着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非常不美妙的关系，文学远离政治至今也差不多是金科玉律，但是文学与政治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始终没得到认真的思考。有人的写作又介入了政治，但走的还是老路，使更多远离政治的人有理由不屑。同时显而易见远离政治使中国文学缺钙，缺一种拉美式的想象力。直到2010年略萨访问中国，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我才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醒悟。那年略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一次讲演，我参加了。众所共知，略萨是一个在文学中介入政治很深的作家，甚至参加过总统竞选。现场有人提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略萨说：文学与政治有着必然的联系，文学不为政治服务，不仅不为，反过来政治要为文学服务。我听了非常震动，当然不是物质体制的服务，是文学居于政治之上，文学是本体，政治是素材，是手段。略萨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要有政治，要碰政治，但政治不是第一位的，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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