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场地工作站×东方艺术大家：民间记忆计划

2009年夏天，由最初自发拍摄采访发生于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饥饿”开始，到2010年夏天有21人参与其中，由此成为草场地工作站的一个“民间记忆计划”，自愿参与“返回村子”采访、并整理出深埋已久的民间记忆。参与其中的人，有过60岁的村民，有从事纪录片、剧场或其它艺术创作的作者，也有正在大学就读的学生。一种雪球自然滚动方式，卷入更多人参与和更多村子的老人进入采访记录。截止现在（2014年3月），总共有133人在村或回村采访，被访人来自20个省246个村子的1220个老人 ，采访内容由“三年饥饿”延伸到“大跃进”“土改”“文革”等不同历史时期。简言之：一种民间方式建立 “民间记忆档案”的尝试。

邹雪平

《吃饱的村子》

88分钟/2011年

作者的话

我的上一部片子《饥饿的村子》完成后，我回到村子首先给我的家人放映，马上遭致一场激烈的家庭反对，几乎全体家人—我的50年代出生的父母、70年代出生的哥哥和“90版”的上高中的弟弟都担心我采访村里五十年前的“饥饿历史”很危险，会犯错误，并且认为我大学毕业后不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去采访老人和拍纪录片是不务正业。家庭的激烈反对让我几乎崩溃，我对自己选择的道路产生怀疑和动摇，同时也在重新审视和寻找自己。这是我从出生到现在25年来第一次和父母、和家人对抗，也是我叛逆的开始。幸运的是，在家庭反对的“高墙”中，我的身边站出一个坚定的支持者—我9岁的侄女，她成了我的“小天使”。还有我采访过的那些村子里的老人，他们依然坚定而朴实地支持我，即使有的老人看完片子后，担心这个“暴露饥饿历史”的片子去国外放映会被外国人耻笑中国，也有一个叫西陵的老人站出来劝说他们支持我。这是我跟随“民间记忆计划”返回我的村子拍摄的“我的村子”系列纪录片的第二部片子，记录了我因为寻找记忆所遭遇的现实。我最大的疑问是，这个村子经历过惨绝人寰的饥饿灾难，50年后的现在，肚子是能吃饱了，日子也比以前好过多了，但这个村子的精神是否依然还在饥饿中？

王海安

作者的话

张高村是我出生并长大的村子，在山东青州市，我的父母和爷爷还生活在那里。自2010年我参加民间记忆计划，开始回村采访村史，同时我想为那些在“三年饥饿”中饿死的人建立一块墓碑。我没有料想到的是，我是在进行着一次“鸡蛋撞墙”式的“进攻”。最终我是没有把这块墓碑在村里树起来，我被各种冷漠、怀疑、担心、嘲笑和反对击败，但我还是发现我身边依然有着一些善良敦厚的老人在默默关心和支持我。这部片子是我的第一部纪录片，是我作为一个树碑失败者的写照，也是我在历史与现实中跋涉中自我寻找与发现的一面镜子。以此为证。

郭 睿

《爷爷的饥荒》

75分钟/ 2013

作者的话

我从没见过我的爷爷，因为他在我出生之前便去世。以前并未觉得爷爷是我生命中的重要部分，父母也较少对我提及他。直到2013年初，我返回到父亲出生长大的村子，河南省临颍县大郭乡大郭村，去采访经历过“1959-1961年饥荒”的老人，此时，爷爷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

为何返回这个村子？我并非在此地出生长大，我没有乡愁。但我想，这种返回，是对姓氏之源的追溯，是对血缘发生之地的探究。采访时，我接近老人的几乎唯一途径，就是不断提及“我是郭高岭的孙女”，早已过世的爷爷，成为进村的引路人。我对爷爷充满好奇，尤其是了解到他曾在“三年饥荒”期间担任生产队长。我好奇他的相貌脾气，他的日常生活，他的权责，他在饥荒时期的作为和不作为……与此并行，我也在统计大郭村在饥荒期间的死亡故事，逝者信息。爷爷与饥荒，似乎是我行走在陌生而又熟悉乡土上的契机与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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