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赵朴老的新佛教观为导向,做好佛教界工作
摘 要:赵朴老的新佛教观是佛教观的革新,革新的佛教观。改变当前佛教界的负面现象,做好佛教界工作,必须学习、普及、研究、发展、推广赵朴老的新佛教观。
关键词:赵朴老;新佛教观;佛教工作
中图分类号:D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3)03-0042-04
中国佛教史,是一部持续革新的历史。
早在西汉末年,西域佛教国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博士弟子景卢从伊存受浮屠经。佛教在中国流传的最早记载是公元65年——汉明帝永平八年。到了东晋,释慧远用佛学融合儒家和玄学,进行革新,佛教开始中国化,在中国取得了自立的地位。宋、齐、梁、陈四朝,佛教一直在革新,在发展。梁武帝时期,南朝佛教登上了高峰。北朝佛教也很兴盛,也有革新,他们建寺院,造石窟,对中国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到了唐朝,佛教进入极盛时期,革新多多,各个宗派先后兴起,百花争艳,主要有八宗:三论宗、净土宗、律宗、法相宗、密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特别是禅宗,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佛教更加中国化。宋、元、明、清时期,佛教又有所革新,与儒家(被称为儒教)、道教鼎足为三,进一步中国化。进入近现代,我国高僧辈出,著名高僧有月霞、谛闲、弘一、虚云、圆瑛、太虚等。杨仁山居士以几十年时间,致力于讲学和刻经事业。他所创办的金陵刻经处具有世界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佛教在新的时代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中国人民的解放,给予了中国佛教以涤瑕荡垢、重现光明的机会。”(《中国佛教协会宣言》,1952年)但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佛教蒙受了灾难和损失。新时期到来,中国佛教出现了复兴。一是众多名刹、寺院的恢复和修葺,新的佛教圣地的兴建(如著名的灵山大佛在无锡祥符寺内建成)。二是一批新的佛教著名人物的涌现。三是佛教在新时期在促进和谐社会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不过,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方面造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机遇;另一方面在佛教界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现象。在此情况下,中国佛教要发展,要进一步中国化,就必须以新的佛教观为导向。十分幸运,中国佛教界在1958年,就以佛学大师、佛教研究大家、大诗人赵朴初居士(1907—2000,以下简称赵朴老)为代表,提出并形成了新的佛教观。这一新的佛教观在佛教界已经初步为人知晓,但还没有做到人尽皆知,全力贯彻。为此,我们提出:以赵朴老的新的佛教观为导向,做好今后的佛教界工作。
一、赵朴老的新的佛教观,是佛教观的革新,革新的佛教观
赵朴老有关佛教的著述,多达百万言。其中有佛教百科全书性质的数十万字的《佛教常识答问》;有关于中国佛教史的论述;有关于玄奘法师、鉴真法师等人的专论;有关于中国藏语佛教的讲话;有与首都佛教、与湖南佛教、与云南佛教、与江苏佛教的言谈……博大精深,新论迭出。其核心是对佛教观的革新,因而是新的佛教观。赵朴老的新佛教观,要点如下:
首先,赵朴老认为佛教是文化,或者说是一种文化形态。他说: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与中国原有的文化相结合,“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成果,其影响扩大到东亚其他国家,促进了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1]又说:“佛教文化已成为我国古代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园艺,以及天文、历数、医药的发展,都与佛教有关。”[2]赵朴老论说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三个特点:一是全面性。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巴利语系佛教(流行于傣族地区),在中国得到全面发展,“其中不少重要结论,印度本土反而没有贯彻流行”,而“中国保藏最多”。二是丰富性,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派的繁多”。三为广延性。汉语系佛教“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藏语系佛教“传入蒙满各族”。“近代,这两语系的佛教又传入欧、美两洲各国。”[3]1994年,茗山法师和本文作者之一袁普泉陪同赵朴老考察南京定山寺遗址中,赵朴老对茗山法师和袁普泉说:佛教是文化。没有佛教文化,就藏族、傣族等一些少数民族来说,就没有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赵朴老还说,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所以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还有一位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指范文澜)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随着大量佛教著作的翻译和流传,佛教经典中不少优美新词丰富了我国文学语言宝库。赵朴老说:“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因此,我们今天在制订文化发展战略时应该提出认真研究佛教文化精华的问题。赵朴老关于佛教是文化的论述,是他对佛教观革新的重要成果和显著表现。
佛教是正信,不是迷信,这是赵朴老新佛教观的第二个大要点。何谓正信?就是正确的信仰、正常的信仰、正当的信仰。赵朴老说:“‘迷信’两个字是佛教首先提出来的,‘迷信’的对面是‘正信’(正确的信仰),相信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一切事物都有发生、变异、消灭的过程。相信‘无常’的道理便是正信。相信有一个常住、不变地起主宰作用的自我(或者叫灵魂)的是迷信。”“佛教讲缘起,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缘而起。‘因缘’这两个字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关系、条件。缘起论是佛教的核心思想,佛对缘起的解释是:‘若此有故彼有,若此生故彼生,若此无故彼无,若此灭故彼灭。’这便是说,一切事物的生起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相信缘起论便是正信,相信神创造便是迷信……”[4]为此,赵朴老明确指出:“群众的一些迷信活动我们不应当迁就。比方说,算命、卜卦、烧纸人纸马,甚至有烧纸电视机、纸冰箱、拜财神等,这些都是很荒谬的迷信活动。我们佛教是不许可的。”[5]又说“佛教讲的‘八正道’中教人们应当‘正命’,‘正命’的意思就是正当的生活。正当生活的反面,就是‘邪命’(不正当的生活)。所谓‘邪命自活’,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养活自己,搞那些迷信活动也属于邪命,也应当要反对。”[6]正因为赵朴老主张佛教是正信,不是迷信,所以,在赵朴老看来,佛教和科学并不矛盾。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赵朴老作《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号召“佛教徒……要研究化学,研究哲学、科学、医学、音乐、书法和文学等”。赵朴老的这一思想,“反映了当代佛教发展的一种取向,即佛学研究要尽可能与科学融合。”[7]不仅如此,赵朴老还认为,佛经中的缘起论有十一个意义,归纳起来,有四个重要的论点:(一)无造物主;(二)无我;(三)无常;(四)因果相续。“根据佛教教义,佛不是造物主,他虽然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但不能主宰人的吉凶祸福,佛也是受因果律支配的。”赵朴老的关于佛教不是迷信是正信的新佛教观,既符合佛教教义的本意,又因赵朴老的新解而振聋发聩,一新耳目。
如果说,赵朴老讲的佛教是文化,说的是佛教的本质;讲佛教是正信,说的是佛教的教义;那么,他所提倡的“人间佛教”,则是说的今日的佛教应该是什么样的佛教。
太虚大师(1889—1947)生前提出了“人生佛教”的主张。1947年3月中旬,在他圆寂前夕,召赵朴老到玉佛寺,赠其《人生佛教》,勉励他努力护法。[8]太虚大师的学生印顺长老(1906—2005)在“人生佛教”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人间佛教”的学说,一是突出强调佛教适应社会的重要性;二是从研究整体佛法中开发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三是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9]但是未能将“人间佛教”具体化。赵朴老继承了这些宝贵遗产,将“人间佛教”充分具体化,使之成为可以实践、可以奉行、可以做到的“人间佛教”。他对“人间佛教”的解释是“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叫五乘。其中后三种叫出世间法,教理深奥,比较难学。前二种叫世间法,世间法是世人易学而能够做到的,也是应该做到的,前人名之为人间佛教。”那么,人间佛教有哪些内容呢?赵朴老说“人间佛教主要内容就是五戒、十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是在五戒的基础上建立的,将身、口、意三业分为十种。身业有三种:不杀、不盗、不邪淫;口业有四种:不妄语欺骗,不是非两舌,不恶口伤人,不说无益绮语;意业有三种:不贪、不嗔、不愚痴。这就叫十善,反之就叫十恶。”赵朴老对“不杀生”特别作了说明:“对罪大恶极、负有命债的杀人犯,应当绳之以法。这是因为触犯国家法律,应按法律制裁,而不是哪个人要杀他。”“佛陀从来没有说过国家法律对坏人的制裁有什么不对,总是教诫弟子遵守所在国的法律的。”还说“成佛必需先要做个好人,做个清白正直的人,要在做好人的基础上才能学佛成佛。”赵朴老认为,“菩萨行”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而“菩萨行”并不抽象,“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而“六波罗蜜”则是“菩萨万行的纲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智慧六种就叫六波罗蜜,也叫六度。”“佛陀叫弟子依这六波罗蜜为行动准则以自利利人,就叫菩萨行。”“菩萨行的人间佛教的意义在于,果真人人能够学菩萨行,行菩萨道”,在当前就可以“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设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何况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10]所以,在赵朴老那里,人间佛教是可以实践、可以奉行、可以做到的佛教。
由于赵朴老提倡的人间佛教,有理论原则,有行动纲领,有具体要求,可学可行,因此受到我国佛教界的普遍欢迎。
二、当前佛教界的负面现象
赵朴老的新佛教观是在1958年结合当时佛教界的实际提出的,有针对性。他对当时佛教界存在的一些负面现象即提出了批评。新时期到来后,他大力倡导新佛教观,更对佛教界的某些负面现象进行批判。他说:“在对外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腐朽思想泛起”,“佛教界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有些人道风败坏,结党营私,追名逐利,奢侈享乐乃至腐化堕落;个别寺院的极少数僧人甚至有违法乱纪、刑事犯罪的行为。”[11]时至21世纪今日,佛教界的负面现象又有恶性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少数寺院商业化。它们将寺院视为商品,不只出售寺院的部分土地或将土地租赁,甚至将寺院的某些珍贵文物拍卖、抛售。有些寺院还炒股票,放高利贷,只要能捞钱,什么买卖都做。
二是一些僧职人员腐败化。在少数寺院商业化的同时,一些僧职人员迅速腐败。有个方丈非法经商,个人积资四百万。在他被人杀死后,发现他是有女儿的,女儿要求继承这份不义之财。庙里这方面说,他是出家人,方外之人,不同意他女儿继承。还有些僧人竟然包养情人,搞“僧屋藏娇”。至于破坏清规,大鱼大肉,吃喝嫖赌者,也屡见不鲜。正如赵朴老在上世纪就指出的:“这种腐败邪恶的风气严重侵蚀着我们佛教的肌体,极大的损害了我们佛教的形象和声誉,如果任其蔓延,势必葬送我们的佛教事业。”[12]
三是迷信报刊化。赵朴老所说的“算命、卜卦、烧纸人纸马,甚至有烧纸电视机、纸冰箱、拜财神等”迷信现象,如今已是司空见惯。更有甚者,利用报刊宣传迷信。如有个佛界刊物公开宣扬有谁谁谁,谁谁谁,他(她)们知道他(她)们的前世是哪个人,还找到了前世哪个人的家属,和他(她)们重新认了亲,简直荒诞绝伦!也有人利用报纸,公开宣传某位大师作法,能使千里以外的病人治好病,等等。
四是名、钱交易化。据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圆持法师揭露,某些地方佛教协会将“非佛信徒”安排为“理事、常务理事”。一部分“借佛敛财”而毫无佛教信仰的商人在其“经济力量的影响下”也由政府直接安排,纷纷进入佛教协会理事会漂白。这是名、钱交易化。不仅是不尊重佛教界的权利和尊严,而且等于公开支持他们的违法行为。总之,佛教界的负面现象在本世纪有恶性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我们更有必要以赵朴老的新佛教观为导向,做好佛教界的工作。
三、学习、普及、研究、发展、推广赵朴老的新佛教观
怎样以赵朴老的新佛教现为导向,做好佛教界的工作,我们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组织佛教界工作人员和寺庙(庵)的僧尼人员认真学习赵朴老的新佛教观。赵朴老的新佛教观,要点如上所述,但其内容广博、充实,涉及诸多方面。如朱洪先生的著作《赵朴初说佛》中所谈及的,即有说“禅机日用”的;说“上求佛道”的;说“无常无我”的;说“下化众生”的,对“佛教是文化”和“人间佛教”更作了全面充分的论述。学习和掌握了赵朴老的新佛教观,就能转化为做好佛教界工作的力量。
二是把赵朴老的新佛教观普及到佛教信徒中去。赵朴老的新佛教观是博大精深,但又深入浅出,因此易于向佛教信徒普及。他(她)们在了解、懂得了赵朴老的新佛教观以后,自然能够自觉向善,净化精神,在精神文明建设和日常工作中为众生作出榜样。
三是要研究赵朴老的新佛教观。现在佛教界已经有多人研究赵朴老的新佛教观,但研究得还不够透彻、不够全面,需要有更多的人员来研究赵朴老的新佛教观,写出科学的、准确的有关赵朴老的新佛教观著作来。
四是要发展赵朴老的新佛教观。赵朴老离开我们已有十二年了。佛教工作有新开拓,佛教观念也有新进。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和指南,这就需要对赵朴老的新佛教观有所发展,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赵朴老的新佛教观与时共进,不断创新,不断丰富,不断进展。
五是要把赵朴老的新佛教观向所有信仰佛教的地区和国家推广,作为中国佛教文化与其它地区和国家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里的佛教很兴盛。星云法师从1967年起也在台湾宣讲“人间佛教”。与台湾佛教界交流,推广赵朴老的新佛教观,有助于两岸的佛教文化的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有助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和平统一。香港、澳门已回归祖国,那里的佛教也很兴旺。向港澳佛教界推广赵朴老的新佛教观,对港澳的佛教界无异是一种新的“给力”,必将受到他们的欢迎。至于泰国、印度、缅甸等东南亚各国,日本、韩国以及澳洲、欧、美、非洲各国的佛教界人士,赵朴老的新佛教观对他们说来更是一种新的佛教文化,有助于那里的佛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把赵朴老的新佛教观推广到世界各国的佛教界,使之得到弘扬、继承和光大。
赵朴老的新佛教观,是一个重大的思想资源,也是一个巨大的思想正能量。让我们自觉地以赵朴老的佛教观为导向,做好佛教界各方面的工作,促使中国的佛教全面复兴、全面昌盛、全面繁荣。
参考文献:
[1] [2][3][4][5][6][10][11][12]赵朴初大德文汇[M].华夏出版社,2012:236,242,237238,271272,272,272,108110,300,300.
[7] 朱洪.赵朴初说佛[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225.
[8] 倪强.赤子佛心赵朴初[M].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215.
[9] 束砚.佛学笔记[M].广陵书社,2012:5556.
编辑:壬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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