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在重庆左翼文化界的传播真相

[摘要]很多当事人和研究者，都认为《讲话》自1942年5月生成之后，在重庆左翼文化界得到及时、广泛的传播和贯彻，但是翻阅大量当时的文献发现，这一说法不过是当事人在1949年后特定的政治环境下的一种事后夸大建构，一些学者基于一种虚假的前提而蓄意制造《讲话》传播的假象。真实的情况是，《讲话》在重庆的传播不但遭受了冷遇，而且还出现了左翼文化界抵制的现象。

[关键词]《讲话》;重庆;左翼文化界;传播;抵制

在通常的文学史叙事中，《讲话》在所谓“国统区”重庆，也得到大力传播和广泛接受，例如田仲济1962年撰文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重庆是很快的，而新华日报社一排印后，重庆文艺界便很快地都传诵了。”胡乔木在晚年回忆录中不容置疑地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主席的讲话，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界也发生很大影响。”《新华日报》的记者廖永祥不无缅怀地说：“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包括文化界进步分子，都自觉根据积极学习。”文艺理论家王朝闻晚年回忆仍然坚持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统区的影响也很大”，《讲话》的研究专家刘忠也说国统区作家“积极响应”，还有论者附和说：“‘讲话’在解放区广为传诵学习的同时，在国统区文艺界也引起了震动和反响”，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等。但是考察实情，却发现《讲话》在重庆左翼文艺界的传播和接受情形，并不如人们预期和描述的那样乐观。

一、被夸大的叙事与被冷遇的实际

在陪都重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消息最早见于《新华日报》1942年6月12日转载萧军《对于当前文艺问题的我见》一文，但这并不能说明重庆在有意识地传播《讲话》，而只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不过，研究者沈振煜却说这篇文章“复述介绍了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中提出讨论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学习等重要内容，第一次在国统区披露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有关精神。”如果阅读萧军的文章和日记即可知道，尽管他文章中出现了“立场”“态度”“给谁看”“写什么”等与《讲话》相关的描述，但是行文指导思想与《讲话》完全不在一个轨道上，甚至与《讲话》精神多有龃龋。而且，不得不说的是，在笔者考察的诸多文献中，未发现哪位作家是因萧军的文章开始关注座谈会和《讲话》。或者说，尽管萧军在文章中将座谈会的“信息传递到了国统区”，但重庆左翼文化界未给予什么特别关注、反应和反响。

重庆左翼文化界没有特别关注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其实很可以理解，因为截至1942年，那里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抗战这一时代、国家的主题上，即便是发生“皖南事变”这样的严重冲突，那些肩负着阶级翻身使命的左翼文化人士，也没有太明目张胆地挑起阶级仇恨。或者说，低调的配合和隐忍，是《新华日报》《群众》的宣传基调，这一点只要翻看一下当年的《新华日报》即可知。只是这样的客观结果并不为后来的绝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人们依然一厢情愿地、想当然地或者仿照延安境况，构想《讲话》传播到重庆后所引起的热切期盼、欢欣鼓舞的画面。

左翼元老阳翰笙在1982年撰文《<讲话）在重庆传播前后》，其中谈道：“1942年底，他（指周恩来——本文注）就对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讲解了《讲话》产生的背景及其伟大意义，号召我们认真学习。”他还接着写道：“在得到正式文件，郭老、乃超和我商量，決定先党内后党外，逐步扩大学习范围。首先在文工会的同志和朋友中学习，然后再是文协、中苏文协、复旦，以及戏剧电影界的同志和朋友，大家在暗中掀起一个自我学习运动。”“朋友们对毛泽东同志、对《讲话》无不心悦诚服。他们说《讲话》内容丰富，很系统，有分量，解决的问题多，许多疑难问题俱可以从《讲话》中找到答案。”他还写道：“《讲话》在老舍、马宗融、洪深、史东山这些朋友中也引起强烈反响。他们带着非常崇敬的心情，说《讲话》解决了文艺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讲话》在国民党中的威慑力是很强大的，张道藩、潘公展感到吃惊，“说毛泽东很可怕，什么都懂，《讲话》一来，把文艺界的人都拉去了”。

这样一番记述看上去很有现场感、很逼真，但认真分析和核对，便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1942年底，周恩来一直在重庆，没有回过延安，不太可能得到未曾发表的《讲话》文本，《周恩来年谱》中仅收录周恩来11月26日在“红岩嘴召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人员会议，报告整风学习中的若干问题”，而没有涉及《讲话》。刘白羽在《雷电颂——怀念郭沫若同志》中回忆郭沫若在听自己和何其芳传达《讲话》时的细节：“郭老对毛主席满怀虔诚的敬意，他仔细的认真的倾听着，脸上时时流露出惊奇的深思和喜悦的笑容。……郭老为‘讲话’中强烈的真理之光所吸引了，对于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改造这一精辟论述，击节称赏。谈罢之后，他豪情满怀、喜极若狂，他无条件的拥护毛主席的讲话。”这样的细节描写同样证实，在这之前郭沫若没有阅读过《讲话》，否则何以要“流露出惊奇”呢。而老舍、马宗融、洪深、史东山等是否对《讲话》产生“强烈反响”，没有相关的文字证实，而阳翰笙撰文时，四个人都已经故去，属于死无对证。再有，张道藩、潘公展等国民党人处于主导和强势地位，不可能产生那种脸谱化的“害怕”心理。另一可信的证据是《阳翰笙日记选》。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延安文艺是在1944年5月27日，其中记道：“文化界的友人们今日欢迎何、刘两兄于郭老家。何、刘对大家畅谈西北文运至久，大家也都听得很兴奋。”

综上可见，阳翰笙的回忆文章多属无中生有，纰漏太多，不值一晒。至于《郭沫若传》的作者们说“正是由于在此前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已经逐步传达”，所以郭沫若“写了《文艺的本质》和《新文艺的使命》这两篇有影响的文艺论文”，更是无稽之谈。因为郭沫若1943年发表《新文艺的使命》《文艺的本质》本是就抗战文艺来谈的，与《讲话》根本扯不上关系。

这样的想象性叙事并未就此终了，后续的衣钵者不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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