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讲话》，繁荣文艺创作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文艺思想史，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的划时期的杰作，开创了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艺的新时代。它在当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当前国际风云突变的时候，尤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它发表五十周年的时候，非常值得我们隆重纪念和认真学习。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文艺工作者毕生的根本大事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世界观和方法论。

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及文艺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繁荣文艺的基础理论。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最突出地表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它既继承和吸收过去优秀的文艺思想的传统，又批判了当时的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各种错误文艺思想，而旗帜鲜明地具体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最根本的一条原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没有毛泽东文艺思想。

指导思想肯定是一元的，不应有也不可能有二元的或多元的指导思想。所有文艺指导思想多元化、多元互补、只有一元即流于偏枯等言论，都是违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

中国的人民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只应有也只能有一种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是说，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只应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工作者只有掌握它才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文艺方向；只有掌握它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现实，表现时代精神；只有掌握它才能正确地继承遗产，努力创新，繁荣文艺。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文艺工作者的毕生的根本大事。

约自1984年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思想界文艺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论，人们放松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习，遂至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风波时，文艺界的一些人在风波中晕头转向。这是一个异常深刻的教训。

国际风云突变，使人惊心动魄。1989年的东欧的风云突变，已经使人惶惑不解，1991年8月底以后，苏联的解体和消亡，七十四年还旧国，尤其使人目瞪口呆！

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底下，我国人民，特别是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文艺工作者，尤其应当接受教训，格外重视和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可以说是迎接新世纪的新的共产党宣言。

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月两月的事，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而是毕生的大事。谁能学得多些，学得深些，学得好些，谁就将在文艺的园地里获得更大的丰收，谁就将在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做出较多较大的贡献。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大声疾呼：重视些，更重视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

为什么人的问题，古今中外，从来都是文艺的根本问题。孔夫子提出的“兴、观、群、怨”，王充提出的“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说的都是文艺的功用问题。文艺的功用问题，它的实质，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建树。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文艺的阶级属性问题。封建阶级的文艺，为封建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服务。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艺方向。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更不能背离这个方向。有人提倡现代主义是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是完全荒谬的。

1942年，毛主席在发表《讲话》的当时，说这个问题似乎解决了，其实并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是符合实际的。事隔半个世纪，这个问题应当是解决了吧。其实不然。毛主席当年的估计，大体上——不是全部地——还是可以适用于今天的。我这样说，也许有人觉得这是骇人听闻。建国已经四十二年，这个问题难道没有什么大进展？进展当然有，估计过高则近于危险。我们只要看看这些年的事实就可清楚了。

所以在当前，国外反动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阴谋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解决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

怎样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呢？主要途径有

一是认真下苦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是深入生活，与人民相结合。

三、深入生活，与人民相结合，是繁荣创作的根本途径

要走上这条途径，首先要认识一条真理，即：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离开这个源泉，文艺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毛主席也是总结古今中外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结晶，而明确地提出这个真理性的命题的。

在我国来看：

孔夫子的“兴、观、群、怨”说，是从现实出发，又是为了推进现实的，否则，他“兴、观、群、怨”干什么呢？王充的“崇实”；刘勰的“神与物游”（《神思篇》）、“情以物迁，词以情发”（《情采篇》）；自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等等的论述，都是说明客观事物是文艺创作的源泉。

从西方来看：

远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他的名著《诗学》中提倡“模仿”说。模仿什么呢？就是模仿客观的生活现实。但他不是提倡照搬式的模仿生活，而是模仿已然的和或然的生活。就是描写既存的客观生活，也描写或然的生活理想。

近如俄国十九世纪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生活与美学》中，提出“美即生活”的命题。从他的理论整体说，有粗糙的地方；但他的思想体系，是唯物主义的。生活不完全是美；但离开生活，还有什么美呢？

毛主席提出的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是最具体、最明确、最正确的。

毛主席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者，他明确提出生活是通过作家的头脑反映出来的；革命文学是生活通过革命作家的头脑反映出来的；是生活经过作家的认识过程和艺术概括过程而反映出来的。这里，就饱含着作家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即是说，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客体与主体的统一。

前几年，有人提倡“主体论”；有人提倡“向内转”文学；有人提倡“表现自我”——唯我主义，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针锋相对的，都是与《讲话》提倡的深入生活原则唱反调，应当给予严肃的批评。

所谓深入生活，就是要深入到时代的风云中去，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深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要身历其境，物我一体，脚踏实地，亲身体验，不是走马看花，不是蜻蜒点水，不是浮在空中，不是人我绝缘。王国维提倡“入”和“出”。要“入”才能“出”。司马迁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前者是指丰富和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的修养。知识浅薄，甚至无知无识，成不了作家艺术家。后者，是指到各地方去参观访问，认识生活，了解民情。

1942年毛主席发表《讲话》后，延安的作家们纷纷下乡下部队，深入到群众斗争中去，一般都在基层任职，扎身基层，不久就群星灿烂，名作迭出。解放初期，有些作家仍然坚持这种优良传统，深入基层或部队担任副职，体验生活，加上解放前的生活积累，所以，解放初期，产生了好些著名作品。但有些作家艺术家进城以后，住高楼大厦，出入坐小轿车，出差、旅游乘飞机，逐渐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心灵空虚，激情冷却，于是，好作品就减少了。在纪念《讲话》发表五十周年的时候，应当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的优良传统，深入生活。

深入生活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与人民相结合。能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就是真正的深入生活。如果与人民群众若即若离，貌合神离，就不算深入生活，甚至与深入生活的精神背道而驰。毛主席反复说过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这是深入生活的最好说明。赤脚作家的优良传统仍应继承与发扬。

谈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必须提出一个也带根本性的问题，即作家艺术家必须富于强烈的正义感，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光明则欢呼之歌颂之，对丑恶则暴露之鞭挞之。就是鲁迅所说的：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如果缺乏这种思想品质，根本不可能成为人民的作家艺术家。因为缺乏这种高尚的优良品质的人，就会生产有毒的鸦片，而不可能是催人向上的精神食粮。文如其人，文品与人品是统一的。越是品格高尚的作家艺术家，越能产生卓越的作品，为人民所爱戴；反之，必为人民所唾弃。

毛主席的《讲话》内容十分丰富，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我在这里，只是联系风云突变的国际形势与前些年的我国文艺实际，突出地提出上述三个根本问题来加以简要的阐述，以就正于文艺界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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