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着“鬼门关”的写作——论广西漆诗歌沙龙

“黑亮的封皮，非常醒目的刊名：《漆》，给人的印象十分鲜明深刻。……作者队伍基本囿于北流这个县级市，他们的诗结实，艺术质量整齐，昭示了创办者的自信。在中国地偏人远的不大的地域，一下子冒出好些有才气的诗作者可谓难得，自然引起诗歌界刮目相看。三四年下来，这本‘中国诗坛黑皮书’日渐响亮。”^①这是诗人杨克对民间诗歌团体漆诗歌沙龙主编的内部刊物。《漆》诗刊的一段评述。漆诗歌沙龙成立于1999年农历五月初五“诗人节”，其成员基本限于广西北流市。他们怀着对诗歌的热爱聚集到一起，双管齐下，一方面创办自己的诗歌阵地，既编印《漆》诗刊又创建漆诗歌沙龙网站，以营造良好的创作氛围；另一方面开诗会，既不定期进行内部小范围的诗艺切磋又积极发起或参加大型诗会广交朋友。经过不懈的努力和长期的坚持，漆诗歌沙龙在文坛经历了最初的引起关注到现今的接受和认可，《红豆》、《佛山文艺》、《芳草》等都推出过漆诗歌沙龙的作品小辑；《文学报》、《诗刊》、《星星》、《诗歌月刊》、《南方文坛》、《人民日报》、《广西日报》等都介绍过漆诗歌沙龙组织或参与的诗歌活动。此外，漆诗歌沙龙成员的诗作也不断在《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诗潮》、《绿风》等诗歌刊物和《人民文学》、《当代》、《青年文学》、《天涯》、《广西文学》等综合性文学刊物亮相，不少诗歌被收入年度最佳诗歌等权威选本，如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4诗歌》就收录了《漆》诗刊2004年卷里五个人的诗歌、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选编的《2005中国年度诗选》也收入了该年漆成员的三首诗歌。朱山坡还以诗歌《到哪里找回阿秀》获得《广西文学》“金嗓子青年文学奖”。可以说，现今的漆诗歌沙龙，逐步形成了群体互动式写作的健康创作格局，呈现出团体质量整体个体风格鲜明的良好发展势头，形成了广西文坛上近年来“令人瞩目的‘北流诗歌现象”^②。

历史文化渊源：桂东南巫文化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其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特征。笔者认为，可大致划分为：以红水河为主体沿途辐射桂中桂西的壮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形成的桂林山水文化和以“鬼门关”为象征的桂东南巫文化^③。

桂东南位于中国版图的最南端，偏于一隅，边缘化的地理位置直接造就了其文化的民间性。其一，桂东南民间大多以祖先崇拜为信仰。人们相信死后灵魂的存在，认为祖先的神灵拥有强大的力量能保佑后人的生活。尤其在鬼节(即农历的七月十四日)这一天，家家户户杀鸡宰鸭，以丰盛的食物供祭祖先。甚至，有的人家还吹响用勒鲁叶做成的简易笛子，以此笛音引领故去的祖先回家团圆。其二，以“其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而著称的“鬼门关”成为桂东南民间巫文化的象征。“鬼门关”又称天门关，在《辞海》中有相关的描述：鬼门关，古关名，在今广西北流县西，界于北流、玉林两县间，双峰对峙，中成关门。古代为通往钦、廉、雷(今广东雷州半岛)、琼(海南岛)和交趾(今越南中北部)的交通要冲。在古代，因其“交通冲要”的特殊地理位置，“鬼门关”成为朝廷流放、贬谪官员至南海、岭南一带的必经之关口。由于北方、中原官员对南方温暖潮湿气候的不适应，大多不幸染病因疾身亡。对他们而言，“鬼门关”以南就是百草丛生、瘴气弥漫、人烟稀少的南蛮之地，跨过“鬼门关”就相当于跨进了阴森可怕的阴界，生者难以复还。中唐名相李德裕过鬼门时吟道：“一去一万里，干主干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其他少数被贬官员得到赦免并幸存性命归还北方者，在重过“鬼门关”时，也都表现出了一种“脱离苦海返回人间”的欣喜。如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在赦免返乡途中，曾以“养奋应知天理数，鬼门出后即为人”的诗句来纪念自己重度“鬼门关”喜获新生的人生际遇。时至今日，人们的意识里还存留着关于“鬼门关”的神秘、恐惧印象。北流籍作家林白在其自传体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中借主人公之口说道：“出生在鬼门关的女孩，与生俱来就有许多关于鬼的奇思异想……关于鬼魂的传说还来自一条河，这条流经B镇(指北流，北流这一地名的得来，与圭江的朝北流向有着紧密关系。笔者注)的河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口旷圭’。在这个瞬间我突然想到，‘圭’与‘鬼’同音……圭河在别的县份不叫圭河，而且一直向东流得很顺利，到了B镇却突然拐弯向北流，过了B镇再拐回去，这真是一件只有鬼才知道的事情。”由此看来，经过历代文人骚客的层层描述渲染，“鬼门关”被赋予了厚实的生死象征意味，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桂东南民间文化的神灵鬼怪意识。它的存在，已超越了关谷的地理意义，成为一个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内蕴的桂东南文化象征符号。

精神层面的祖先崇拜信仰和物质实体层面的“鬼门关”象征符号，共同构建了桂东南颇具原生态色彩的巫文化：以“鬼门关”为象征，与先民的原始文化一脉相承，秉承着先民原初的生命活力和对日常生活的亲切观照，蕴涵着自然天真、浑厚朴拙的美学意蕴，张扬着一种自由的生命力。生于斯长于斯的漆诗歌沙龙，脚踏桂东南热土，背靠“鬼门关”，其写作自然浸润着浓厚的桂东南文化气息。他们根植于淳朴深厚的本土文化之中，秉承着源自祖先的文化传统，专注于日常化的生活图景，追求自然、朴实的表达，在平实的话语中暗含着哲理性的思考，流动着一股朝气蓬勃、富有创造力的生命气息。

自觉的苏醒：“鬼门关”作家群的命名

桂东南民间一直延传着虽然薄弱，但从未间断过的吟唱诗歌传统。从古老的傩戏，至采茶调、粤曲，到如今的山歌，无不清晰地显现并印证了这一民间吟唱诗歌传统。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简陋的口口相传方式直接影响了吟唱诗歌的传播，使其仅能零散地隐藏于民间；而此种隐性的存在方式又进一步阻碍了其发展，使流传了几千年的吟唱诗歌日渐陷入衰败的巨大危机中。如何既保持内在文化精髓又改进传播渠道、存在方式，成为古老的吟唱诗歌在新的历史时期亟待解决的问题。

漆诗歌沙龙的写作顺应了时代对吟唱诗歌提出的要求。首先，就外在来看，漆诗歌沙龙自建立之始就具备了一切能够促进吟唱诗歌发展的有利因素：在传播渠道上，他们有效地结合传统文字媒介和现代电子媒介，积极推动诗歌最快速度、最大范围的传播；在存在方式上，共同的对诗歌的热爱促使他们自发地聚集到一起，组建诗歌沙龙并在其中寻求个人的发展。其次，就内在来看，漆诗歌沙龙不仅继承了桂东南文化的内在精神气质，而且将逝去的过去与当下的现在相结合，成功实现了古老文化的现代转化。在此现代转化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对“鬼门关”这一原始意象的自觉复苏。

第一阶段，诗歌文本中对“鬼门关”意象的构筑显现了苏醒的萌芽。

大体而言，在此可将关于“鬼门关”的诗歌划分为

两种类型：类型一，借“鬼门关”进行文化之根、自我之根的深刻反思。如陈前总的《鬼门关的月亮》。“鬼门关”路上来往的车辆，穿梭于“活在当下的现在”与“已经消逝的过去”。借助此特殊车辆，诗人自如往来历史间，不仅看到先人诗意般地生活着，虽物质匮乏却精神充盈，还看到了今人颓废般地堕落着，虽物质充足却精神空虚，人性的诗意光辉和本真面目完全被异化的社会所遮蔽。巨大的反差，使诗人对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和社会痛心疾首，悲从心来，“它们像风一样挤进我的眼眶”，使我流泪，使我难受，“让我夜夜不得息”。痛定思痛，短暂的悲愤过后是深刻的反思，以及随之而来的觉醒：“鬼门关的月亮，我已将你出借几百年／今夜开始，我要你首先属于我。”大声的宣言，来势汹汹，表露了诗人无畏地返回过去的决心。此返回，不是人类历史的倒退，而是人的精神的回归，回归入之本真存在，在先人劳作过的土地上，安然地栖居。因此，诗人在“鬼门关”上张榜公告：“我要将那些不写诗的统统赶出关外／我要那些正朝关内走来／不会作诗至少也会吟／我要让诗歌成为鬼门关子民／日夜狂欢的语言。”这里的“诗”具有双重含义，既指漆诗歌的写作，又暗喻诗意的生活。无论诗意的生活或是诗歌的写作，都无一例外地直指生命本源。获得了生命意义的“鬼门关”，自然“鬼不哭／狼不嚎”。

类型二，以“鬼门关”为线索直接书写当下的生活。如朱山坡的《生在鬼门关》。“鬼门关”与“我”是贯穿整首诗歌的两个关键词。“我”与“鬼门关”本是两个具有同等本源意义的存在。然而，在“我生在鬼门关”这一事实关系的联结下，“我”与“鬼门关”从原来的相互独立变成了现在的相互联结。在此相互拥有中，“我”与“鬼门关”进行着对等的置换。一方面，“鬼门关”是我当下的生活。最初，我“安贫乐道地在城里写诗”；后来，因为诗歌的缘分而“朋友遍天下”；再后来，缘分沉淀成了友谊，情谊深了便互相走动，于是“我都在鬼门关口／焦虑地等待远方的客人”。这一系列事件，构成了我当下生活的全部内容。其中，“鬼门关”与我，始终是结集在一体的。“鬼门关”给予我的是一种边缘性的生活。“生在鬼门关”、“害怕有女人为我伤悲为石”、“我的父母兄弟都在这里”，三重原因使我以“鬼门关”为生活中心地，“安贫乐道地在城里写诗”。然而，在“鬼门关”文化土壤上诞生的诗歌，却产生了超地域性的影响，使我结交了遍天下的诗友，“我还有一伙诗朋酒友／鬼门关是我的一盏杯／我的酒来自五湖四海”。生活的地域性与诗歌的超地域性，“鬼门关”就这样成为了我当下的生活。另一方面，我富有活力、创造性的当下生活为“鬼门关”注入了新的活力，“鬼门关”古老的生命因我而复苏。“然而我看到了云卷云舒／和辽阔的长空浩瀚的苍海”，这“云卷云舒”、“辽阔的长空”、“浩瀚的苍海”，正是“鬼门关”复苏的生命迹象。在这里，“鬼门关”就是我，我就是“鬼门关”。我当下生活的内容、价值和意义，全部来自“鬼门关”!

此外，漆诗歌沙龙还以实际行为走近、感受、体验“鬼门关”。在2004年“五一”期间，漆诗歌沙龙举行了名为“夜拍鬼门(关)”的户外露营诗会。是夜，沙龙成员齐聚“鬼门关”，顶着纯净的夜空，迎着跳动的篝火，谈诗、写诗、诵诗，再谈诗、写诗、诵诗，彻夜无眠。如果将诗歌中的“鬼门关”意象称之为“文本的构筑”，那么此次“夜拍鬼门”的诗会，则是漆诗歌沙龙以“行为艺术”方式对“鬼门关”的一次亲密接触。无论文本的构筑还是行为艺术的方式，都可视为漆诗歌沙龙对“鬼门关”这一原始意象复苏的自觉努力。

第二阶段，“鬼门关作家群”的命名成为全面苏醒的标志^④。作为一个民间团体，漆诗歌沙龙的写作开始时带有强烈的自发性特征，是无意为之的举动。然而，经过长期的坚持和积极的探索，原本无意为之的写作开始触动掩藏深处的本土意识，并刺激其由弱到强慢慢苏醒。当本土意识完全占据作家的心灵之后，其写作也就成了有意为主的自觉写作，在此状态下创作的作品自然也就具有了强烈的本土特征。大量成熟的本上作品的出现，显示了本土文化复苏的迹象。此民间文化现象引起了富有远见的相关文化部门的注意，并最终促成了“鬼门关作家群”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在于以“鬼门关作家群”这一称谓来命名玉林作家群。这是一次相关文化部门对本土作家创作的定位与规划。当然，此定位与规划是建立在尊重民间文化鼓励本土写作的基础上的，因而也就避免了意识形态对民间话语权的剥夺。相信这一命名将会给包括漆诗歌沙龙在内的玉林作家带来本上文化意识的全面觉醒，并促进桂东南本土文化朝着健康的方向迅猛发展。

写作宣言：为生活而歌

无论《漆》诗刊或漆诗歌沙龙网站，都有这样一段文字出现在最显著的位置，格外引人注目：“在我们的目光中／漆即是诗／我们无法为生活镀金／但可以给生活上漆。”这是漆诗歌沙龙的写作宣言。

第一，诗歌与漆。漆诗歌沙龙把沙龙命名为“漆”，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寓意。《现代汉语词典》对“漆”的解释主要是：①用漆树皮里的黏汁或其他树脂制成的涂料。涂在器物上，可以防止腐败，增加光泽。②把漆涂在器物上。显然，“漆”这一字词具有双重词性：名词和动词，相应地，漆诗歌沙龙的“漆”也蕴涵着双重寓意。首先，诗歌是一棵向上的漆树。正如漆诗歌沙龙所宣称的，“在我们的目光中／漆即是诗”，“假如诗歌是一棵树，我愿意她是一棵漆树”^⑤。漆树最突出的特征是高耸而笔直，而在漆诗歌沙龙心目中，诗歌的本性也如漆树的本性般是向上的、健康的。诗歌是生活中真、善、美的化身，它能够净化人们的心灵，从而使人们由衷地热爱生活并继续以发现的眼光寻求生活中的真、善、美。此外，漆诗歌沙龙还以“向上”作为自勉，积极写作，凭借“向上”的积极进取精神和不懈的努力，漆诗歌沙龙逐渐跨越了地域性小团体的局限，向中国诗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虽然这声音带着稚嫩和鲁莽，但却是真诚和渴求进步的。其次，诗歌是对生活的诗意描写。漆诗歌沙龙认为，“我们的生活不是没有光彩，而是缺乏一种‘漆’——诗歌的光泽”^⑥，因而需要“给生活上漆”。漆的存在是开放性的，她的意义也是自由且丰富的。与漆的自由存在相呼应的，是漆诗歌沙龙关于“诗歌的最大进步就是自由”的诗学观。他们认为，诗歌是自由的，即是诗歌灵魂的自由，也是诗歌形式的自由^⑦。在此观念下，漆诗歌沙龙营造出一个自由、民主、活跃的写作氛围。他们没有诗歌手法、技巧方面的严格规范，而是根据个人的具体情感变化来选择诗歌内在和外在的表现形式；他们更没有诗歌内容方面的统一规定，而是让内心所要表达的东西得以淋漓尽致地表达。正是对自由的热爱，推动着漆诗歌不断向前发展，成为漆诗歌生命的原动力。第二，回到生活的本真写作。诗歌沙龙的写作是本真的，他们认为对日常生活的观照既

不能采取主流意识形态化的视角，也不能采用知识分子精英式的眼光，而应该是去除遮蔽的真实书写。他们提出“诗歌要回到生活的本真，回到生活的原生态，呈现本身的生活，不贬低也不美化”^⑧。如陈琦的《少女们总是在夜晚出来到街上走走》，整首诗歌共有二十七行诗句，全部围绕少女在街上漫无目的的走动而展开。显然，陈琦是借用了诗歌形式上的繁琐、拖沓来寓意生活琐碎、平庸的本质^⑨。此外，还必须指出的是，漆诗歌沙龙提倡对生活的真实书写，并非主张诗人在文本中呈现随意截取的生活画面，而是要求诗人对生活经历一个沉淀提炼的过程，既诗人将日常化的生活沉淀至内心，与个人情感、经验相结合，并以文字真实记录下此暗含个人经验的生活图景，以达到人们在阅读时得以透过质朴的语言、平淡的生活意象而直指诗人内心深处的目的。

在“我们的目光中／漆即是诗／我们无法为生活镀金／但可以给生活上漆”的写作宣言下，二十多位虔诚的诗歌热爱者齐聚一堂，张扬个性，自由写作。他们当中，不仅有60年代出生的，如陈琦、梁践、李中华、党武平等；也有70年代出生的，如朱山坡、虫儿、谢夷珊、伍迁、李京东、周承强、琬琦、刘军海、叶军、燕子等；更有80年代出生的，如方为、陈前总、江玉郎、李德波等。可以说，漆诗歌沙龙具备了阵容整齐的“诗歌梯队”，促成了新老结合、齐头并进的良好发展势头。这其中，陈琦、朱山坡、伍迁、虫儿、谢夷珊五人谓之“漆五君子”。“漆五君子”的年龄介于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从事写作已有多年，具备了相对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成熟的个人写作风格，是沙龙的核心成员。对于他们各自的特点，诗评家谭五昌曾做过如下评价：“陈琦和朱山坡基本上属于‘口语写作’和‘经验写作’的诗人，但陈琦整体上追求平实、含蓄而深沉的艺术效果，作品通常具有一种温婉的讽刺力量；而朱山坡对待诗歌语言则持后现代主义式的开放态度，作品洋溢出尖锐而真实的力量……虫儿从日常生活场景中捕捉诗意的能力颇为出色，而且虫儿的作品常有一种深沉的人文关怀为其可贵‘底色’；伍迁则追求日常生活场景的‘客观化’呈现，以此使其文本获得开阔的阐释空间。谢夷珊的艺术趣味相对古典，但他的作品以其纯粹、开阔而大气的抒情而极富艺术感染效果。”^⑩总体而言，谭五昌的这些评价是中肯而客观的。除了“漆五君子”，漆诗歌沙龙还有一个由方为、琬琦和陈前总三人组成的“漆三角”。“漆三角”的成员都很年轻，除了琬琦是70年代末出生的以外，方为和陈前总都是"80年代下的蛋”。他们年轻，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已初步具备了招引“蜻蜓”的能力，他们诗作相继在《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等刊物的发表就是他们能力的最好证明。由于年龄的优势，他们还有巨大的潜力尚待挖掘，他们在诗歌道路上有“发展着的无限可能”。此外，漆诗歌沙龙还包括了极具男子汉气概的梁践、富于理性的军旅诗人周承强等。

当然，漆诗歌沙龙的写作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例如，从整体上说，他们的文学功底相对薄弱，尤其理论积淀更显浅薄。缺乏厚实诗学基础作为支撑的写作往往仅限于感性的个人书写而后劲不足，这对漆诗歌沙龙今后的发展尤为不利。可以说，加强诗学修养是漆诗歌沙龙目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然而，虽然漆诗歌沙龙目前尚存在着诸多日后需要改进和超越的局限，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他们肩掮本土文化的大旗、脚踏桂东南文化热土、贴近日常生活的写作，为我们如何认识自我本源、文学本源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和参照。正如李敬泽所言，漆诗歌写作是构筑在“鬼门关”之上的写作，是一种偏远的地方写作。此写作以偏远的角度观照人性，从偏远的路径出发，去接近那种庞大的、浩瀚的人性和生活。在此偏远写作中，诗人从个人出发，最终达到无个人的目的，达到用来表现这个世界、最偏僻而又最富有生命力的独特路径和独特形式。此外，李敬泽还以嘉许的语气鼓励道：：我们天门关作家群，是在这偏远的地方望着大处，向着更远的终点。这始终是你们的优势。”⁽¹¹⁾愿漆诗歌沙龙在这鼓励声中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注释]

①杨克：《现场点评》，《佛山文艺》，2004年4月上半月，第77页。

②庞革平等：《“北流诗歌现象”令人瞩目》，《人民日报》2003年12月1日。

③关于广西文化形态的划分，笔者参考了黄伟林的观点。黄伟林提出了四大文化形态的划分：一是最具本土意义的红水河文化；二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至深的桂林山水文化；三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南下人员或支边人员带来的移民文化； 四是正在逐渐自觉的北部湾文化(详见黄伟林著《中国当代小说家群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83页)。

④“鬼门关”又称“天门关”，因此2005年8月8日至10日由玉林市委宣传部、广西作家协会、南方文坛杂志社、玉林市文联共同主办的研讨会采用“天门关作家群”的说法，但笔者认为“鬼门关作家群”更切合该作家群的写作，故本文统称“鬼门关作家群”。

⑤⑥伍迁：《“漆”的开场白》，《漆》创刊号，1999年10月，第1页。

⑦吉小吉：《诗歌的最大进步就是自由》，《漆》2005年3月第8期，第47—51页。

⑧伍迁：《伍迁诗观》《漆》2004年1月第7期，第26页。

⑨关于陈琦《少女们总是在夜晚出来到街上走走》的评论详见《漆五君子：几个臭东西》，《漆》2004年1月，第7期。

⑩谭五昌：《总序·漆五人诗选》，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11)李敬泽：《在偏远的地方望着大处》，《玉林日报》2005年8月31日。

(梁冬华，文艺学硕士，玉林师范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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