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接受学分析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待诗歌价值的异同

摘  要：柏拉图的《理想国》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古典文论探索诗学的两部重要著作。本文将运用比较文学中的接受研究，分析同属于古希腊文明的师生二人分别在上述两本著作中阐述出的对待诗歌价值的异同及其原因。其同在于，在认识诗之本性时，柏亚二人提倡的都是理性主义诗学。其异有三：待诗之道“驱逐”与“辩护”、诗之功用“教化”和“净化”、诗歌创作之源泉“灵感说”与“天才说”。

关键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学;接受研究

作者简介：徐琳娜（1994.7-），女，重庆人，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2--03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乃西方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一对师生。二位巨匠对西方文论、哲学、美学都有着深远影响。西方的诗学思想发源于柏拉图的著作《伊翁》与《理想国》，经由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很大程度上的回应和发展。

作为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对待诗的态度极为明确，即要将诗歌和诗人逐出“理想国”。柏氏认为由诗人灵感迸发而创作而成的诗歌，其最大功用是要服务于政治，起“教化”的功用。他否认史诗和悲剧的教育功能，认为悲剧只能培养人们的感伤感和哀怜感，并无益处。其“灵感说”更是将诗人的创作动因归之于神，否认诗创作的社会生活源泉。而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杰出弟子，其所著述的诗学观点却与老师大相径庭：主张“摹仿论”，反驳柏拉图把史诗和戏剧分为摹仿的艺术而独把颂神诗除外;为悲剧辩护，提出“净化论”，认为悲剧有净化作用，对人身心有益。不同于柏拉图的“灵感说”，亚氏认为想象力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即后人总结的“天才说”。

同属于一个社会文化背景，具有相似的知识学术构建，但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观点的迥异，可称为“变异情况”，属于比较文学中接受学的研究范畴。接受学又称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亦属变异研究，是建立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接受美学基础上的一种新型比较文学研究模式，其主要研究一个国家的作家、作者在接受和研究同一文明，或其他文明的文学作品是出现的变异情况。正如约瑟夫·T·肖说：“这种研究应该考虑那些因素被吸收了，哪些被变革了，哪些被排斥了。”既然亚里士多德师承柏拉图，为何没有完全继承柏拉图的文艺理论、美学思想？下文將运用接受研究理论，分析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在诗学观点上的相似之处：提倡理性主义的诗之本性;以及二者在待诗之道、诗之功用与创作源泉三个方面的不同点。

一、相似之处：坚持理性主义诗学的诗之本性

柏拉图在西方的伟大功绩之一在于发明了一种“两个世界”的宇宙本体论。一个是永恒的理念世界，是可知的。但该世界不能靠人的感觉和经验去认识，要依靠人纯粹的理性。另一个就是芸芸众生所见到的现实世界。柏拉图著述，对应于不同的真理等级有不同的灵魂状态，与最高真实对应的是理性，与最不真实对应的是想象。那些能够被柏拉图称为“真正的”诗人，他们所直面的是最高的、永恒的、真实的理念，即以理性作诗，“把他从天上获取来的美满蓝图重现在凡间，帮助老百姓过上舒服日子。”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一开篇便指出，在研究诗的种类、功能、成分、结构之前，首先要阐明关于诗的本性的首要原理，即艺术的本性是摹仿。《诗学》中摹仿说的首要之意即为“一切艺术源于模仿”。他不仅仅肯定了摹仿，并透过与历史的比较，肯定了诗歌对真理的把握，当然他也是把诗歌置于哲思和理性的约束之下。在他看来，“摹仿”并不只是映现外在的形象，更指表现人的本性与活动，显示人的这种“存在”的意义;“摹仿”是求知的活动，它通过形象再现的方式获求真理，形成关于人的创制知识;艺术的“摹仿”只是感觉和欲望的驱使，它崇尚理性，凭借“实践智慧”洞察人生，把握生活的真谛。

由此可见，柏拉图在提出“两个世界”理论，阐述何诗为好诗？怎样的诗人是好诗人？柏氏书道，围绕理性诗作的诗才是好诗，用哲思、真理进行创作的诗人才是好诗人。理性二字并不独被柏氏推崇，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亦强调“艺术的摹仿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观点与柏拉图不谋而合，共同构成二位巨匠在认识诗之本性时的相似之处。

二、迥异的待诗之道：“驱逐”与“辩护”

柏拉图在构建理想国时，主张把诗和诗人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在《理想国》第十卷就明确提出下述两条理由：其一，诗人拥有的只是摹仿术而非“真知识”。前文提到柏拉图的“两个世界”本体论，柏拉图将其进一步诠释，阐明了存在于这两个世界中的不真实的三重摹仿关系：作为实在本体的理念——摹仿理念作为理念的影响的现实事物——对现实摹仿又产生第三重影象。“悲剧诗人既然是模仿者，他就像所有的其他模仿者一样，自然地和王者或真实隔着两层”。诗人处理的对象看来是等级最低的想象（摹本的摹本）。而诗也就是对影像的摹仿，是摹仿的摹仿，对于显现真理并没有益处，更谈及不了对城邦治理和对教育有所贡献了，不应留在理想的城邦。其二，诗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即心灵中不冷静、非理性（感性）的部分打交道的”。柏拉图把情感及其附带的快感当作人性中“卑劣”的部分、“无理性”的部分，诗歌在对其进行摹仿时，就把理性和对真理的追求，以及教育的理念放置一旁，从而人“天性中最优秀的部分放松了对哭诉的监督”。柏氏认为：“如果我们把旁人的灾祸来滋养自己的哀怜癖，等到亲临灾祸时，这种哀怜癖就不易控制了。”在柏拉图眼中，诗歌甚至具有“一种能腐蚀最优秀人物的力量”，不利于理想国的建设。上述两点缘由，使得柏拉图认为把诗和诗人逐出理想国是理所应当的。

针对柏拉图对诗歌所列的“罪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有意无意地进行了反驳，并为诗辩护。他认为：史诗、悲剧、喜剧、酒神颂以及其他各种艺术都是摹仿。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用摹仿概括一切艺术的共同本性，赋予其深刻含义：艺术本源于摹仿;艺术以感性形象摹仿人的交往活动和精神生活;艺术形象同人的生活世界的事物原型有相似性，并不是另寓它意的象征性表现。“摹仿”（mimesis）可理解为临摹和仿效。其两重含义分别为：意识指表现或表象（representation）;二是imitation，含外部现象摹本之意。摹仿外部现象和现实事物（包括人的活动），就是真实存在：诗摹仿人的活动，在作品中创制出艺术真实的存在。他认为理念离开了现实根本不可能存在，理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过是从现实事物的殊相抽象出来的共相。在柏拉图笔下，感性与理性、个别与一般（理念）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存在，因此易感性摹仿个别的诗永远不可能企及一般，因而不可能提供真理。亚里士多德却辩护道：“感性与理性、个别与一般是不可分割的，摹仿感性个别的诗可以而且旨在表现一般，并不同于史书只能为写个别而写个别，因此更接近哲学，是一种准知识（真理）。”

由此可见，柏亚两位巨匠在对待诗的态度上前者“驱逐”，后者“辩护”，是变异研究中第一种变异情形的具体体现。

三、不同偏重的诗之功用：“教化”和“净化”

诗歌和哲学，是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们普遍提及的、具有教化作用的两个形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明确表示“由诗人灵感迸发而创作而成的诗歌，其最大功用是要服务于政治，服务于贵族统治，起教化的功用”，“史诗和悲剧没有教育功能，悲剧只能培养人们的感伤感和哀怜感，于人无益有损”。教化和教育是此处的关键词。尽管柏拉图认为真正的或最高的教化只能通过哲学才能实现，但是他并不否认诗的教育意义。事实上，《理想国》的二、三章就是在肯定诗歌于“基础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柏拉图主张，城邦的护卫者阶层“在你年少的时候”需要用“文艺”和“体育”来进行教育。这里所谓“文艺”也就是“诗歌——音乐”。卷二开篇，柏拉图在讨论理想国家建设时就开始设问：“我们的护卫者该怎样接受训练接受教育呢？”紧接着，他写道：“这种教育就是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即一是身体教育，一是精神教育。一个人既要接受诗教，又要接受理智教育，才能成为“城邦的护卫者”。构建理想国家是柏拉图一生的梦想，他的诗教思想是实现这一梦想的重要一环。

互为师生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即使是在同一时期、同一文明内部，文学交流活動也存在着变异情况，正如学者张汉良给出了例证：“甲给乙一个苹果，甲乙双方皆有自觉的意识，乙如不接受苹果，影响便无从发生。乙接受了苹果，影响的潜在性便有了。”

亚里士多德同其老师一样，也很看重诗的教育功用，但其更强调悲剧的净化作用。在《诗学》第六章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悲剧的作用是“catharsis”，常被译为“净化（purification）”、“陶冶”或“宣泄。”其中，“净化”主要是指向怜悯和恐惧，即“悲剧的作用在于根据出色的梗概，引发恰当的怜悯和恐惧之情的净化。”亚里士多德写道：“怜悯是一个人遭受不应该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恐惧时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悲剧主人公第一不应是极好的人，因为好人遭受厄运令人反感;第二不应是极恶的人，因为极恶的人遭受厄运是应该的，既不令人怜悯也不令人恐惧;第三不应与一般人太相似，因为这样的人无足轻重。而最好的悲剧主人公应该是比极好的人坏而又比一般人好，这样的人因自身的某些过失或弱点而遭受厄运。”亚氏表示，悲剧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引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感来净化人的情感，使人防患于未然，对人心有益。

由上可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如何看待诗歌（悲剧）的社会功用这一问题上，都赞同诗歌具有教育的作用，但柏拉图更偏重其服务于政治统治的教化作用，帮助培育为理想的城邦培育护卫者。而亚里士多德更强调悲剧的净化功用，通过悲剧引发的怜悯与恐惧之感来净化人的情感。此乃变异之二。

四、差别化的创作源泉论：“灵感说”与“天才说”

文艺创作来源问题，历来为创作者和文艺理论家所关注。柏拉图在其《文艺对话集》的《伊安篇》中提出并集中阐释了其“灵感说”的思想。“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者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柏拉图认为，诗人创作并非是凭借技艺，而是依赖于灵感，依赖于神灵，神灵附体产生的迷狂状态激发了诗人创作时的巨大灵感。柏拉图对“灵感说”是坚定不移的，他认为“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们，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学生亚里士多德却对诗人的创作灵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天才说”。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起源于人的天性。一是模拟欲，即人从孩提时候起就与生俱来有一种模仿的本能;二是音调感和节奏感。那些天生就赋予这种资质的人，使其在后天经过培养和完善，后来就能创造出诗歌，成为诗人。基于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一方面肯定了人人天生具有创作诗歌的才能，另一方面又认为，只有天才才能使其天赋一步步发展最后出口成章，创作出好诗。由此看出，亚里士多德在肯定诗人的创作天赋的同时也强调了是人的后天努力。这一学说经由后人学者总结提炼成为了“天才说”，与柏拉图的“灵感说”并不一致，这便是变异之三。

五、结语

同生活在古希腊文明时期，亚里士多德更是师从于柏拉图，二位巨匠的对于诗歌价值的哲思观点有同有异。同，为传承，在坚持理性主义诗学及诗歌的教育功用上达成了一致。异，为发展，用接受学理论观之，是由于在自身经历、文艺思想、美学观念、哲学观点等方面的不同，产生了变异性。变异之一为对待诗歌的态度，柏拉图认为诗和诗人应当被驱逐出理想国而亚里士多德却为诗辩护。变异之二是对诗的社会功用的不同偏重，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提出的“诗是服务于贵族统治”、“教化即为诗之功用”的观点，反之提倡“净化说”，认为由悲剧引发怜悯和恐惧能净化人的情感，于人有益。变异之三在于诗歌的创作源泉问题，柏拉图推崇“灵感说”，认为“诗灵神授”，而亚里士多德深信“天才说”，诗人之所以能有好的创作是由天赋和后天努力的结合。接受研究视域下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诗歌价值认识上的差异，意蕴着思想的交流与碰撞，是古希腊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最好体现，二位巨匠为后世的西方文艺理论、美学思想和哲思观点的发展点灯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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