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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中的物质变换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发布时间:2022-05-16 10:42:01 | 来源:网友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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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气候变暖、环境恶化已经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态问题,这使人类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诸多论述,其核心思想即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思想。人与自然之间不是单向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物质变换”关系,无论是在农业生产中还是在城市及工业生产中,要弥补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出现的代谢断层,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两型社会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物质变换;代谢断层;生态危机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5-0061-06

一、《资本论》中的物质变换思想

1、《资本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首先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有这样的论述。他认为“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因此,对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应该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人类要生存,必须消费一定的物质资料。自然界和人的劳动一起构成财富的源泉。“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产品的材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自然界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自然界一方面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在《资本论》中,从使用价值的生产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自然界和人的劳动一起构成财富的源泉。他说:“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因此,劳动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不仅人类的生存要依赖自然界能否为人类提供必要的物质基质,从而使人类劳动能够生产出满足其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而且,人类的发展及生产的扩张一定程度上也与自然资源是否充裕密切相关。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周围的自然。……绝对必须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正是由于自然界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发挥的这种不可缺少的作用,近代以来,人们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出现了主客二分的倾向,认为人类是主体,自然界是人类加以改造的客体,人的劳动被看作是改造自然的活动,把自然纳入主体的活动目的之中。对此,有人把这种观点看作是马克思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也是“人类中心主义者”。实际上,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尤其是《资本论》进行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中贯穿始终的有一个关键词语,即“物质变换”。理解“物质变换”思想是理解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

2、李比希对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的影响

李比希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农业化学家,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其物质变换及农业生态思想的形成深受李比希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赞扬、评论李比希的贡献,直接引用李比希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中材料的有三十三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高度评价李比希的贡献,他认为“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李比希指出,现代的农业(资本主义农业)是一种掠夺式的农业。在《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中,李比希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即“归还定律”,他认为,“土地好比是一个机器,要经常将庄稼从土壤中拿走的东西归还给它,才能恢复它在生产中所消耗的‘力量’”。土地上的产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土壤的肥力,而为了维持土壤的肥力,就必须将取之于土壤的东西归还给土壤。李比希的这一“归还定律”对马克思分析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资本论》中的物质变换思想

Stoffweschel的英文是metabolism,在《资本论》中被翻译成“物质变换”,马克思是在两层意思上来使用“物质变换”的:一是用以说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一是用以说明社会经济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克思说:“在说明生产的‘自然’过程时我也使用了这个名称,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那里在分析W-G-W(商品-货币-商品)时,第一次出现了物质变换,而以后形式变换的中断,也是作为物质变换的中断来说明”。在《资本论》中,当谈到商品流通时,马克思认为W-W,是商品换商品,是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文中只要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时,马克思都用的是“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直接使用“物质变换”的地方,马克思都指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本文要讨论的正是这一意义上的物质变换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即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要再次回归土地,实现土地的持久肥力。物质变换思想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生态思想的核心概念。

首先,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一般性的分析,指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或缺性。马克思认为,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进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活动。劳动过程即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这一物质变换过程是“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的,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这意味着,人类作为在自然界生存的生物体,必须凭借劳动直接或间接地从自然界中获取能满足自己需要的生产物,生产物被人类消耗后,其所产生的废弃物被人类排出,又回归到自然环境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一方面从自然界获取,另一方面要向自然界返还,通过获取和返还的活动,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会不断地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物质变换过程。

其次,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过程并不是单向的人对自然的控制过程,劳动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就提出“人通过劳动使自然受自己支配”的思想。据此,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眼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调整和控制自然的过程”,这显然是忽略了“物质变换”这一核心概念。曲解了马克思的本意。因此,撇开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而从劳动过程的一般性来看,劳动过程的“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劳动过程所实现的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当我们按照马克思的原意把劳动及劳动过程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时,这就意味着劳动过程不仅包含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从自然界取得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的过程,而且包含自然通过人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有所改变最终又影响人类生产活动的过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应该是一个人与自然之间双向交流的过程。

第三,马克思对人如何从自然界取得自己所需之物,进行了充分论述。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在分析一般劳动过程时,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从劳动对象看,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劳动过程中还有一些原料是“被以前的劳动可以说滤过的劳动对象”;从劳动资料来看,人类最初的生产活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是直接从自然界中取得的,随着分工和社会的发展,随着一系列其他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的较高的发展,土地本身在农业上直接起劳动资料的作用。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劳动过程提供活动场所。由此可见,无论从土地本身,还是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来看,都是人类从自然界直接或间接取得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的一部分。

第四,人类不仅从自然界中取得所需之物,也通过自己的活动对自然界进行返还,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完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类自身生理活动会产生排泄物,返还给自然;人类为维持生存而进行的农业生产,会产生农业生产废弃物,需要自然界对其吸收转化;人类在发展过程逐渐产生并壮大的工业生产,也会产生并且大量地产生工业废弃物,最终也需要自然界对其进行吸收和转化。由于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生产技术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经历了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等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从这个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会破坏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造成“代谢断层”,即由于人口越来越集中于城市,那种人类生活所产生的消费排泄物不能及时而有序地再回归土地,而这种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因此。在人从自然界取得物质资料和消费排泄物有效回归自然界之间出现了一个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代谢断层。这种代谢断层的破坏性后果不仅表现在对城市环境的污染和对城市工人身体健康的破坏上,而且表现在对农村地力和农村劳动力的破坏上。从城市来看,大量的生产废弃物和消费排泄物无法回归自然而集中于城市,造成大量的城市工业及生活垃圾,就像马克思所描述的,“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在现代农业中,马克思认为和在城市工业中一样,“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会造成城市生产、生活与农村生产、生活的一定程度上的分离,资本主义无论工业生产还是农业生产,其对土地的掠夺性的利用,必然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缝”。并且,马克思认识到,这种对土地的榨取和滥用,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目的使资本家只关心资本能够带来的眼前的利益,而不会从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的角度去考虑如何自觉的合理的利用土地,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的物质变换。

二、《资本论》对解决“代谢断层”问题的分析

劳动过程是人以自己的劳动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取得物质资料的过程。虽然劳动过程最初是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但人类的劳动过程并不是单纯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劳动过程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会受到生产方式的制约和影响。因此,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代谢断层”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正是由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使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处于一种非生态发展状态。

1、城市和工业生产中的“代谢断层”分析

马克思认为,一方面,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这些生产废料如果不加处理,任由其排向自然界,必然会超出自然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成为生态环境的沉重的负担,破坏生态平衡。因此,马克思认为,生产废料可以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通过这个转化过程,这种生产排泄物就会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的循环中。另一方面,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城市聚集的人口会产生大量的消费排泄物,这种消费排泄物“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留下来的东西”。同样,这些消费排泄物如果能有效地回到自然界与自然实现物质变换,将对农业的发展非常有利。但是,“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原料的价格也日益昂贵,促使资本主义对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进行废物利用。马克思认为,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再利用,是大规模社会劳动的结果。“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这种废料,只有作为共同生产的废料,因而只有作为大规模生产的废料,才对生产过程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才仍然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并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也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思想,通过相关工业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一种人、自然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使城市

和工业所产生的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转化为可以再利用的资源,实现人和自然的正常的物质变换。

2、农业生产中的“代谢断层”

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农村中的表现,导致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代谢断层”,马克思通过地租理论,尤其是通过对土地等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分析,找到了“代谢断层”问题的解决途径。实际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以土地作为自然资源的代表,如他明确指出“关于农业所要说的,大体上也适用于采矿业。”马克思认为,农业中的不可持续发展和对土地的掠夺性利用,其主要原因在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分离。马克思认为,“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当作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私人意志的领域。”正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导致租地农场主尽可能的不对土地进行长期的、用于改良土地的投资。因为当租约期满时,在土地上实行的各种改良。“就要作为实体的即土地的不可分离的偶性。变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为此,租地农场主为了避免自己的损失,即在租约期内投入但不能保证回收的改良和支出,就不会为了土地的可持续发展而对土地进行改良,从而成为合理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

因为拥有对土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使得拥有土地所有权的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有权利向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那一部分人要求一种贡赋,“作为后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权利的代价,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地球的躯体、内脏、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由此可见,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必然在经济上得到实现,即由土地的使用者向所有者缴纳地租。土地的使用者为了缴纳地租以及为了让自己能够获利更多,必然在有限的时间内无限地开发地力。可见土地所有权不仅关系到人与人之间就土地而形成的关系,而且成为人类剥削地球、过度开发地力的根本原因。因此,马克思认为,“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土地所有权也是多余而且有害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土地所有权分为小土地所有权和大土地所有权两种。在小土地所有权的场合,“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因此,小土地所有制正是由于缺乏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只能通过不断地开发地力来获取更多的产品,从而造成对土地的榨取和滥用。在大土地所有制的场合,为了尽快地增加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财富,榨取和滥用地力的手段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如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尽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没有从对环境影响的角度去分析农药和化肥给农业生产和环境及人类的生存安全造成的影响,但他已经认识到,“在农业中,为改良土壤而投下的物质,就有一部分作为产品的形成要素加入植物产品。另一方面,这些物质会在较长的时期如4-5年内发挥作用。”这说明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农药和化肥等对土地实行改良而进行的化学投资会在长期内发挥作用。但由于马克思当时重点是放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上,因而他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上分析了为改良土壤而投下的物质的这一特性。马克思对农药及化肥对土地产生的这种长期影响的认识在20世纪中期被美国的蕾切尔·卡逊的调查研究所证实。除此之外,马克思还认识到,“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大土地所有制由于采用农业机器进行规模化生产,不仅有利于大面积作业,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而且大量减少了对农业工人的需要量,这些被农业机器排挤出农业生产领域的劳动力,为了生存,大量涌向城市,形成聚集在城市中的工业人口,加剧了城市环境的压力,更减少了其消费排泄物回归自然的可能。由于人类消费排泄物不能回归土地,土壤的肥力补偿就需要大量使用化学肥料,这就造成了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与生态发展的恶性循环。

从以上可以看出,马克思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的“代谢断层”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土地所有权的存在,这种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以小土地所有权为主,会由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低水平而造成对地力的榨取和滥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土地所有权则以大土地所有权为特征,以另一种更极端的方式对地力进行榨取和滥用。因此,“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明确指出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消除土地所有权的存在,人类作为土地的占有者即土地的受益者,应该在生产过程中同时对土地进行改良,但这种改良不是为了在短期内获得收益最大而进行的改良,而是为了保持永久性的地力而进行的改良:这种改良所需要的化学及机械的运用,是在自然界的自我调节能力范围内的运用,而不是超出自然的自我调节能力对生态平衡造成破坏的运用:这种改良是能够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和谐的改良,而不是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代谢断层”的改良。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虽然主张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人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都必须“与自然搏斗”,但马克思并不主张那种为了获取眼前利益最大而过度榨取和滥用自然的行为,并不支持那种为了当代人的生活而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马克思在肯定人对自然进行合理利用的同时,还要求合理地控制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要以最小的消耗,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要实现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的物质变换,需要“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进行“共同控制”,以消除那种个别生产者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滥用自然的可能性。实现这一“共同控制”的途径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正如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

三、《资本论》中“物质变换”思想的

当代意义

通过以上对《资本论》中“物质变换”理论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看到,在《资本论》体系中,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实际是怎么样的、如何实现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但这些散见于各部分理论字里行间的“物质变换”思想,已经表明马克思在研究过程中始终非常关注生态问题,他的“物质变换”理论在气候变暖、环境恶化、人类面临共同的生态问题的今天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人与自然之间不是单向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物质变换”关系。在人类经过农业文明发展到现在的工业文明的历史过程中,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出现了过度开发和滥用自然资源的现象,对人类生存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与此相适应,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也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等各种认识。“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无视人类生产和消费对自然产生的影响:“自然中心主义”认识到人类生产和消费对自然造成的不良影响,但其极度悲观的理论主张人类退回到农业文明时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这两类认识都有缺陷。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唯物主义分析不是简单地进行二元化分析,即是“以人类为中心”还是“以自然为中心”,相反,马克思的观点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放在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上,即人类与自然之间实现物质变换的方式上。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然世界的内在价值并努力保护它。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由于我们工作生活于自然之中,我们的行为必将改变自然。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主张“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相结合,即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在此过程中,不能无视自然的权利,不能破坏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不能为了人类对物质资料的追求而影响到自然界的正常循环。这就要求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发展生态经济,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的物质变换。

其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充分说明,无论是在农业生产中还是在城市及工业生产中,代谢断层出现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由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产生的必然结果。“资本积累的逻辑,在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无情地制造了一个代谢断层,切断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这种代谢断层要求自然界的生态承受能力提高。这种代谢断层的现象不仅和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方式和强度有关。”因此,人类要消除生态危机,要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正常的物质变换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生产方式的改变不仅包括工业生产方式的改变,而且包括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随着气候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西方国家对其生产方式进行了反思,使其国内的气候和环境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由于其消费方式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只是将其高排放、高污染及高耗能的生产尽可能地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以此世界性的生产满足其高碳排放的消费。气候和环境问题不是一个企业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全球性的问题,因此,这种转移生产的方法并无助于解决出现的生态危机,人类应该把地球看作自己共同的家园。在全球范围内以协商的方式共同配置环境资源。“由于不平等的能源分配以及这些能源消费上的不平等会引起的冲突,因此,能源制度很重要。”由于资本主义积累和对剩余价值的追求,那种希望各国主动节能减排保持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所以,各国政府要共同努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能够保持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制度,并以此来规范和约束各国的生产行为。

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的实现,除了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以外,还必须改变对生态造成破坏的消费方式。说到消费方式的改变,人们经常会说,生态的消费方式就是以步行代替开车,或者骑自行车、乘坐公交车等,诸如此类的消费方式的改变有利于碳排放的减少,有利于节约能源。但问题是消费方式的这种改变可行不可行?“实际上,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消费方式的改变不太容易实行。因为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整个城市建设,都是我们的这种生态的生活方式所不能补偿的。公共交通不普及或者在某些地方根本不存在公共交通,在这种情况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消费方式向有利于生态维护的方向改变的实现,不能靠理想主义的呼吁,政府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形成既不损害人们的现有消费利益,又能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设施,使人们自愿选择有利于生态维护的消费方式。

(责任编辑 陈孝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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