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因缘的再考证

[摘要]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进行考辨，构成了诺曼·莱文解读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路径。莱文在分阶段、历史性地考察这种关系的过程中，强化了在哲学史上业已形成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解释逻辑。与此同时，莱文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去黑格尔化”的学术要求。莱文实现的是一种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再考证”。然而，他的话语却存在着深层的矛盾和理论困难。

[关键词]诺曼·莱文；马克思；黑格尔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学术界对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诺曼·莱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一贯坚持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上。然而，在我们看来，他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深入考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路径，是同样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问题。作为今天在英美学术界被称作“新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成员，莱文接续了由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开出的理论传统，主张回到黑格尔并将黑格尔哲学作为支点实现对马克思哲学的再解释。莱文指认的马克思哲学解释方向，涉及到如何看待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起源以及如何评价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思想遗产的问题，更深层地看，则又涉及到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以及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所以，对莱文这方面的学术观点进行辨析梳理，无论如何都具有基础性的学术意义。

一、社会现象学与方法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逻辑递进

在2006年出版的新著《分歧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的引言中，莱文这样说道：“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我相信黑格尔在马克思思想史的形成与发展中扮演了异常重要的角色，我研究的出发点总是将黑格尔或者黑格尔主义置放于马克思主义的场域当中。”莱文在此无非是要宣明：马克思不是以隔离或者悬置黑格尔哲学为前提来推进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相反，他正是以投身于黑格尔开出的哲学传统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因此，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进行考辨，构成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方向。如果说，这是莱文对自己所从事的马克思哲学史研究作出的理论定位，那么，这样的定位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后的哲学史上其实从来都不是缺场的。列宁、卢卡奇、柯尔施、马尔库塞、阿多诺、海德格尔，这些彪炳史册的哲学大家，都曾在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寻求某种思想或者逻辑的关联，因而都曾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或多或少的黑格尔元素。就连自信地提出马克思“认识论断裂”的阿尔都塞，也曾承认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的黑格尔主义的印记。然而，与传统的观点不同，莱文并不认为，黑格尔哲学作用于马克思只是马克思思想探索中的一个暂时性的阶段，而是认为，在马克思一生的思想探索中，黑格尔始终都是在场的；与此同时，莱文也并不认为，黑格尔哲学作用于马克思是以整体的形式实现的，而是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读解、批判与思想汲取，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大致来看分为两个阶段，不同阶段的侧重点可谓殊为不同：1837-1850年是第一阶段，1850-1883年是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黑格尔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著作当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而在第二阶段，影响最大的黑格尔著作是《逻辑学》。在莱文看来，这一阶段的界分对于准确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进而论之，这样的界分则至少有助于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还原马克思理论话语的原初语境。实际上，从莱文已出版的著述以及他的研究计划来看，他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界分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从而呈示两者的思想因缘的。

莱文认为，在第一阶段，也即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阶段，主要是黑格尔以历史性为基本指向的社会现象学影响了马克思。若是极其一般地概括，黑格尔的社会现象学乃是黑格尔在认真研究英国工业革命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基础上获得的、用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方法，它集中关注主体性的作用，强调人的实践和历史的意义，认为社会形态的发展是由人的主体性活动和劳动决定的。推进地看，黑格尔的社会现象学包容的是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与范畴：自我意识、市民社会、劳动。根据莱文的理解，这些出现在《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等著作中的概念与范畴，即便是以改了装的形式，最后也都接人到了马克思的思想中来，并定格为马克思哲学生长的根本性质点。所以，在莱文的研究中，自我意识、市民社会、劳动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他连接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中心概念。

其一，自我意识与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向度。莱文指出，在传统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主体性一直是一个蔽而不显的问题。然而，根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文本中或隐或显的话语不难判断，主体性正如卢卡奇以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界定的那样，实质上构成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维度。深层地透析，马克思哲学的这一维度，与沉积在黑格尔哲学中、后又被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指鲍威尔)放大的自我意识概念是分割不开的。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用以解决伊壁鸠鲁问题的核心概念，是取自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并经过了鲍威尔一定程度洗刷过后的“自我意识”。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关于原子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规定不过是在矛盾运动中实现了的自我意识的特殊整体，他的原子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化身。一当马克思用“自我意识”解决了伊壁鸠鲁问题之后，这一概念所蕴涵的内容就逐渐地内化为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性理论基调。这是因为，除却其抽象思辨的理论外壳，自我意识乃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理论确证和对人的主体性的理论张扬：它通过把主体意志整合到具体的历史活动中而承载起人对自身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不断认识、批判与改造的功能，不仅如此，它又将对“定在中的自由”与超越性价值的追求预设为哲学的重要方向。而这些，正是马克思以人的问题为中心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和实践唯物主义人学理论极力强调的内容。这些内容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偏向和一种人道主义的定位，其实不只是以直接的方式呈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它们同时也作为一种隐性的逻辑潜伏在马克思几乎所有的哲学著作和大部分经济学著作中。莱文相信，如果是在费尔巴哈的意义上追问马克思哲学中这些内容的理论源头，似乎也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确影响过马克思，特别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更能看到费尔巴哈的身影。然而，莱文强调，这样的理论源头，从根本上来看并不是费尔巴哈提供的，而是黑格尔主义之“自我意识”哲学提供的。马克思虽然也曾经在《神圣家族》中言辞犀利地批判“自我意识”，但他积极“占用”了这一概念并将之自觉转化到了自己的哲学创造中，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二，市民社会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莱文认为，如果说“自我意识”从哲学之主体性的向度体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连续性，那么，“市民社会”则从唯物主义和政治哲学的向度体现了他们之间的连续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用以反驳黑格尔理性国家观念的著作中，马克思以完全不同于黑格

尔的方式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进行界定，表明他已经开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马克思虽然借用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概念来阐述唯物主义的问题，但马克思此时并没有完全理解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真实内涵，尤其是没有理解这一概念所包含的经济学内容和“唯物主义”的元素。莱文指出、与《精神现象学》大概同时期写成的《耶拿手稿》证明，黑格尔并非不懂得人的自由问题与经济问题经常勾连在一起，他在创构思辨哲学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所以，当黑格尔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时候，他是站立在经济学的高度上进行的，他对市民社会辩证法的揭示，依托的是业已形成并正在演进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传统。这些内容，并没有进入到专注于批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头足倒置，的马克思的视野之中。然而，马克思在1844年之后却逐渐解悟出了黑格尔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经济学语境，并认识到：要将潜藏在市民社会背后的因素清晰地呈示出来并对其进行深入的批判，没有足够的经济学知识是完成不了的，所以，将理论的研究从纯哲学领域推进到经济学领域是完全必要的。实际上，马克思1844年之后的经济学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知识兴趣的转向，正是这样一种推进的体现。这种推进在莱文看来，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由此抛弃了哲学而走向纯粹的经济学研究，也不意味着在哲学的话语中分离出经济学的话语或者相反在经济学的话语中分离出哲学的话语，如此云云，毋宁说，马克思的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从此与经济学须臾不可分割地融嫁在一起，历史唯物主义种种学说和思想的提出，从此再没有与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规律的探索分开进行。这种状况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面对的是经济逻辑直接指向的历史领域的问题，阐述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和经济规律以及社会历史的一般矛盾和规律。在这一点上，以物质本体论为根基的自然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显然是误解多多。莱文强调，无论如何，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与对象如此这般地标界与规划，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在1844年之后解读黑格尔将经济学内容消化于其中的市民社会概念的逻辑延伸。

其三，劳动概念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生。莱文认为，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去有意识地预制他的哲学将会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或者什么其它的哲学，但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辩证法的理论考辨，客观上却打开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口子，使他认识到哲学应当定位到实践的层面方可解开人类与历史种种困惑的最终谜底。莱文强调，马克思这样一种思想的推进，正是发生在他与黑格尔的再一次思想的交汇与碰撞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部分中，马克思首先肯定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历史功绩，认为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不像有些理论那样将人的产生视为是一个预定的结果，而是将之指认为因人的劳动而不断展开的过程。马克思固然深刻地披露了黑格尔辩证法太过明显的思辨主义实质，但他显然认同黑格尔依托辩证法将人的生成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与对象化的劳动连接起来加以说明的做法。所以在莱文看来，黑格尔的“劳动”作为一种思想的逻辑明显是进入到了马克思哲学创构的思路中，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人的本质界定为劳动，并借助于对劳动的历史性规定而讨论了劳动对人类历史如何发生作用以及劳动的歧变形态即异化劳动如何宰制人的生存等问题。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在劳动的辩证法中区分了劳动的异化与对象化，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象性活动”的概念，并有意识地根据这一概念来说明人和历史的特质。从概念的内涵上不难断定，“对象性活动”与马克思一年之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实践”范畴无疑是一致的。所以，如果说马克思创立的是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称指的“实践哲学”。那么，这一哲学的“实践”维度或者能够将这一哲学标识为“实践”的东西，正是肇源于经过了马克思提升之后的黑格尔的“劳动”概念。莱文强调，这一思想关系说明，真实的情况并不像学术界惯常理解的那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批判《精神现象学》获得的是用于分析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的一般辩证法，毋乃说，马克思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巨大思想空间中发现的是用于透视和剖析历史与社会结构的唯物主义的哲学视角，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马克思哲学而言，黑格尔哲学开出的乃是一条隐性的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路径。所以，马克思发动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主要不是在费尔巴哈的传统上而主要是在黑格尔的传统上进行的。莱文据此进一步指出，源发于黑格尔传统的马克思哲学，本质上并不在于论证无人身的自然的规律是什么(这是极其空洞而无意义的)，而是在于论证现实的、历史的、有意识的人如何展开自己的生命、创造自己的历史。

莱文坚信，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理论逻辑的递进，对于1850年之前的马克思而言，由于主要是在黑格尔所深刻揭示的社会现象学层面上实现的，所以，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取到的，主要是思想方面而并非是方法论方面的内容。不过，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从来都不注重对黑格尔方法论的吸取，事实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以及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胡克在《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中所指认的那样，马克思在1850年之后以《资本论》为中心的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大量吸取了黑格尔《逻辑学》中作为逻辑的辩证法和作为辩证法的逻辑，也就是吸取了黑格尔方法论方面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同时又以马克思自己的方式发展了这些东西。莱文认为，作为理论遗产的黑格尔的方法论，一方面指涉的是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形式与内容、本质与实体、矛盾、否定等诸如此类的辩证法的范畴，另一方面指涉的是将社会形态解释为一个有机体的总体性范式。这两方面的内容，无一不被马克思自觉地继承并内化为政治经济学的论证方法，所以，从抽象到具体、从整体到部分等辩证方法与逻辑范畴鲜活地呈现在《资本论》的叙述结构之中。

根据莱文的解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之所以套用黑格尔《逻辑学》的表述逻辑，是因为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在逻辑学和认识论的理论框式中合理地提出概念的具体性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合理地论证了从抽象规定上升到具体概念的逻辑方法和思维规律，认识到这样的逻辑方法理当嵌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并成为这种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也就是认识到“有必要利用黑格尔的逻辑形式”来表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的观点。莱文认为，正是这一认识，促使马克思继续强化自己与黑格尔的理论联系，继续将黑格尔的哲学作为丰厚的资源加以汲取。莱文甚至极端地认为，没有黑格尔的《逻辑学》，就诞生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不理解《逻辑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理解《资本论》。

二、恩格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虚妄与去黑格尔化

我们看到，莱文对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因缘的历史性考证，实质上构成了他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理论

定位。这种理论定位强化了在哲学史上业已形成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Hegelianization)的解释逻辑。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莱文在将黑格尔主义的因素注入到马克思哲学的解释中的时候，又要求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分离出某些黑格尔主义的因素。所以，在莱文这里，与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同伴同随的是马克思主义“去黑格尔化”(de-Hegelianization)的学术工作。

莱文认为，在哲学史上、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虽然都曾经讨论过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讨论往往都不能够真实地还原这种关系，相反，它们常常引导人们错误地理解这种关系，进而错误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许多方面。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探索中的许多错误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是一个主要的根源”。这种状况在莱文看来大致出自于两种传统：一为恩格斯以及恩格斯后继者代表的自然唯物主义传统，二为阿多诺、阿尔都塞、卢卡奇等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

首先，莱文认为，恩格斯在哲学史上最早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可是这一过程却是以全面误读黑格尔以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为代价的。具体而论，对于黑格尔来说，客观现实和个体意识都是绝对精神的组成部分，因而，辩证法的原本意义在于说明存在与思维分离与重新统一的关系，然而，恩格斯却“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转化为一种自然哲学”，进而又以自然哲学的方式将辩证法具体界定为客观事物的关系、规律与法则，例如，将“否定”界定为两个客观事物之间的差异、对立或者冲突，如此等等。所以，恩格斯实质上没有真正理解黑格尔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他“分解并扭曲了黑格尔的思想”。恩格斯扭曲黑格尔的逻辑后果，便是对马克思的曲解。“当恩格斯声称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即否定之否定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不仅适用于解释自然，也适用于解释社会时，他无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入了歧途。马克思强调的是实践，……恩格斯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之后却排除了人类的实践活动，并以自然哲学的形而上学取而代之。”这样说来，马克思倒是离黑格尔更近而离恩格斯更远，如果说马克思是将自己的哲学置放于黑格尔开创的哲学传统之中，那么，恩格斯无疑是曲解并歧出了这一哲学传统。恩格斯式的“黑格尔化”，作为一种哲学的逻辑，延伸到第二国际和苏联的理论与实践中，最终造成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向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蜕变(可以明察，莱文是依据“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观点判断了恩格斯与黑格尔的关系，进而又借助这种判断强化了“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的学术言论)。

其次，莱文指出，阿多诺、阿尔都塞、卢卡奇、施密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强化了还是弱化了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主义因素，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即他们在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研究上都作出了开拓性、历史性的贡献。不过，需要深入检省的是，他们的研究实际上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依托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的语境而展开的。所以，这些研究实质上都或多或少地打入了不利于廓清马克思与黑格尔真实关系的政治或者文化的元素。例如，“阿多诺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史上重新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是因为他想表明：既然黑格尔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也注定是错误的。……这意味着他不仅批判了所有试图揭示历史之终极目标的努力，而且批判了所有集体主义的组织，如群体、政党以及工会等等。阿多诺是一位个体、特殊性和非系统性的鼓吹者，他把尼采以来的非理性传统作为旗帜来反对那个时代日益生长的集体主义。阿多诺看到了同一性逻辑对人类的威胁，并且指证守护特殊、碎片的最强有力方式就是反对同一性逻辑。”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将理论和学术的出发点寄生于黑格尔哲学之中，是因为他“将黑格尔认作是马克思思想的先驱，同时也将之认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也就是说，青年卢卡奇借助黑格尔哲学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实质上是为了释放马克思主义中的主体性角度，从而最终为无产阶级意志革命张目。阿尔都塞之所以也要讨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连接，是因为他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融合，并因此反对斯大林的影响。

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无论是针对恩格斯还是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莱文“去黑格尔化”的学术工作自然不是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中有意地遮蔽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联系，而是要求深入地检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种种“黑格尔化”的理论话语，将隐匿于其中、但实质上却人为扭曲了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清理出门，还原讨论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联系的真实学术语境，进而在这样的基础上说明黑格尔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马克思而马克思又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接续了黑格尔主义的传统。

三、进与退：黑格尔为马克思提供了什么

毋庸讳言，莱文虽然在“去黑格尔化”的学术名义下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推上了思想的被告席，但他继承的其实正是卢卡奇以降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传统。这样说来，莱文处理的似乎是他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已处理过的一些问题。然而，当莱文提出“去黑格尔化”学术要求的时候，他就试图向人们宣明，他的研究是在新的质点上开始的，他意欲揭示的，是传统研究语焉不详、误读或者根本就未曾触及的东西。所以，莱文在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研究中，实质上实现的是一种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再考证”以及由之而来的对马克思哲学解读模式的锁定。事实上，莱文在自己指认的马克思哲学的解读路向上，的确提出了一些对理解马克思哲学，尤其是对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起源”有开拓性价值的思路与观点：在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上，如果说传统研究公式化的讨论偏多而精细的质性研讨偏少，那么，莱文则从分析具体的概念人手，对这种关系作了细致入微的考察；而如果说传统研究更多关注的是黑格尔逻辑学以及它所指涉的作为思想方法的辩证法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那么，莱文则将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所指涉的社会现象学一并推认为影响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质点。莱文提出的思路与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打开了讨论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许多可能性话语空间，对于拓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等方面的研究，是大有助益的。

然而，深度地审思我们会发现，莱文自成一家之言的考论其实并非是无懈可击的，自相矛盾、画地为牢的话语与论式俯拾即是，这在根本上制约了他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研究以及由之而来的马克思思想形成、发展史研究的推进与拓深。一个最不能遮盖的方面即在于，不管莱文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消解哲学史上种种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理论逻辑，他也由于总是将黑格尔置放于马克思主义的场域当中因而在实质上强化了“黑格尔化”的解释逻辑(这一点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所以，毋庸置疑的是，莱文即便没有去有意地调弄马克思主义解释中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主体论和物质本体论等对立因素，他也无限度地拉近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距离，并因此而过度打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诠释逻辑，虽然莱文也将“唯物主义”置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交集”之中。正

是因为如此，莱文的论证无时不在传达这样一个观念，即黑格尔始终如“幽灵”一般伴随在马克思的身前身后，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性”、“历史性”、“实践”等思想的酶素，无一不是由黑格尔哲学直接或者间接提供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马克思在创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后，自觉而明确地在自己与黑格尔之间划定了清晰的“楚河汉界”。阿尔都塞的观点再怎么极端，也合理地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马克思的理论异质于黑格尔的理论，让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因素，决然不是黑格尔直接提供的。例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辩证逻辑的建构，虽然受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启示与影响，但归根结底地看，马克思是将辩证法植根于对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即资本的批判中，从而使辩证法实现为对资本逻辑和现实历史结构的直接表达，这样的理论路径，显然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开出的，因为它(黑格尔的辩证法)说到底也是在思维领域内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理论拨动而实现的逻辑概念的运动。马克思本人也曾经明确指认自己的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异质。一个直接的例证在于，马克思多次用“思辨”这个术语来描述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并直截了当地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如果说，马克思是将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描述实践活动和历史发展的科学，那么在他看来，黑格尔哲学就其基本立场和内在结构而言不过是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意识哲学”。既然如此，无论关涉到辩证法、实践、主体性还是什么其它的内容，马克思哲学是不可以用黑格尔主义的方式进行理解的。把马克思哲学生硬地“黑格尔化”，无异于将之拉回到黑格尔哲学所属的近代哲学的问题域，用“思维与存在同质”的近代哲学范式对之进行阐释。其后果，只能是助长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逻辑中主观主义和浪漫主义情绪的蔓延，以及对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删除。这样一来，将马克思与恩格斯极端与固执地对立起来，并由此而指认出一个所谓的“恩格斯主义”，也就成了在所难免的事情。在这一点上，莱文与青年卢卡奇、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失误如出一辙。他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显然粘连上了太多人为的东西，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他显然作了过度的诠释，预设的论点超出并淹没了对两者实际关系的把捉(青年卢卡奇、马尔库塞自然也是如此)。这其实已经不是理论诠释的开放性或者非教条主义问题了，而直接就是对马克思哲学之科学意义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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