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百年三八妇女节征文选登

婚姻失守：女性在家庭中的边缘化
—近三十年中国婚姻伦理的迁变与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影响
　　1984年，中国国营企业改革全面展开，国家开始向企业要效益，企业则开始精简员工。此时，有人提出让妇女回家，把就业的机会留给男人，虽然这个提议没能落实为政策，但企业中首先被精简掉的仍然是妇女，尤其是怀孕的妇女，女性被迫从社会撤离回家庭，在社会上被边缘化。2001年，全国的大中专学生全面实行自主择业制，不再实行分配制，于是，就有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广告中明文或不明文地规定不要女生，这使女性的就业舞台又一次缩小，妇女地位又一次被边缘化。

　　与此同时，自1976文革结束以后，许多历史遗留的问题波及家庭。比如知青返城，使许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缔结的婚姻面临解体，中国发生改革后第一个离婚高峰，妇女又从家庭中被分离出来，需要独自去承担自己的命运。

　　之后，随着改革而来的各种新思潮新文化开始冲击中国的家庭，八十年代中后期，人们在经历过“懒得离婚”和“懒得结婚”的婚姻疲软状态之后，婚外恋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在婚姻中开始漫延，成为当前困扰中国家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婚外恋同其它任何困扰家庭的因素：如经济、家庭暴力、物质滥用、代际关系不良等不同的是，它更多的要牵涉到道德、爱情信仰、文化认同等诸多因素（比如，经济拮据会造成婚姻困扰，但它没有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我们也能很肯定地说家庭暴力是不道德的；但按时下的流行舆论，我们已很难说清婚外恋究竟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所以，婚外恋即使不造成离婚，其对于婚姻的影响仍然几乎是颠覆性的，它使人们对于爱甚至对人性的信任均产生动摇，因此，它也容易带来更多的婚姻伦理问题。所以，我们在此文中探讨的婚姻伦理的迁变，主要是因婚外恋或实质上的多妻制所造成婚姻道德方面的迁变。

　　从陕西省妇女研究会婚姻家庭咨询热线的统计来看，由婚外恋所引起的婚姻问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大约是我们热线咨询量的三分之一，(经笔者2009年对陕西一家心理咨询公司的了解，该公司开通的心理咨询热线中，因婚外恋来电咨询占40%，其中90%以上都是因丈夫外遇的女性打来的电话，可见婚外恋已是一个影响女性心理健康的高危因素。)而在陕西妇女研究会的热线统计中，女性打电话说丈夫有婚外恋的占所有婚外恋问题的95%以上，而女性打电话说自己有婚外恋的再加上男性打电话说妻子有婚外恋的总和尚不到5%。从媒体的报道和民间的一些流行语来看，婚外恋者也绝大多数是男性，比如：“包二奶”已成为流行语，现在又有三奶四奶之说，但很少有人说起“包二爷”；又比如，从《牵手》到《来来往往》到《结婚十年》再到《手机》，这些电影电视里的所有风流韵事都围绕男人展开。因此，此文提到的婚外恋均指发生在男性身上的婚外恋，我只从陕西省妇女研究会咨询热线所能接触到的视野，来谈婚外恋对女性生活的影响。

　　关于婚外恋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按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因为女人无能，缺乏魅力，拴不住自己的老公。而在影视作品里，诸如上文提到的《牵手》、《来来往往》等，则凡婚外恋均有一个不正常的女主人。至于类似于《中国式离婚》的作品，则认为导致中国式离婚的原因最重要的不是婚外恋，而是女人自身的脆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改革的浪潮中，女性首先被社会边缘化让她回归家庭，但家庭又让她自强自立去承担自己的命运。那些靠婚姻来维系生存的女性，她们的生活随婚姻的失守而全面失守，那些虽然不靠婚姻来维系生存的女性，却也在要事业还是要家庭、守传统还是走现代的两难选择中进退失据。因此，中国的婚姻也就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而复杂的迁变。

　　作为一个家庭工作者，我接触过很多婚外恋的故事，作为一个偶尔与媒体打交道的人，我也经常听到媒体和民间都在不断重复的上文提到的那个时下非常流行的声音——老公有婚外恋是女人的错，如果一个女人看不住自己的丈夫，这只能证明她无能。更有甚者，则还有另一种声音，认为妻子夹在丈夫与丈夫的情人之间，影响了他们的自由恋爱，这个妻子才是第三者。这种理论就好比公民看护自己的财务妨碍了小偷行使偷窃的权利——是非善恶已变得极为模糊。

　　我不太愿意过早地去评判这种结论的是非，但这种声音却让我看到了婚姻伦理的巨大迁变。

　　上世纪七十年代，婚外恋是不能踩的雷区；八十年代，婚外恋是作风问题；九十年代，婚外恋是流行风；二十一时纪，婚外恋是被遗弃者的无能。关于陈世美，我们似乎是越来越宽容了——伦理，的确是一个时限性很强的东西。但是，既然陈世美都可以原谅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一定为婚外恋寻找一个责任人，把它归结为被遗弃者的错呢？

　　其实，关于婚外恋是受害者的无能，这大多来自于文化人与媒体的误导。文化，向来是为人们活着讨说法的。比如：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要追求永恒不变的爱情！因此，如果有人背叛了这个爱的神话，那一定是该死的陈世美错了；但如果陈世美太多，已有遍布天下之势，文化人就首先焦虑了——永恒之爱已有崩颓之势。于是他们又找一个责任人，那就一定是秦香莲错了。总之，别人都可能有错，但“永恒之爱”绝不能错，因此，秦香莲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因为丈夫“包二奶”而被推上了审判台，为当前婚外恋的泛滥成灾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至于新闻媒体，它的特点就是以“新”求存。新闻记者是最喜新厌旧的，他们倒是恨不得文化人能一天找到十个说法，他们的报道就会不断推陈出新、层出不穷。于是，“秦香莲的错”就因媒体的播散也呈遍布天下之势。

　　但是，文化人虽是一家之言，没有太多的考证，媒体也不过是凑个热闹，但这种观点却让“秦香莲”们在遭受了社会的边缘化和家庭的遗弃之后，又要来承担被遗弃的过失。这不仅使她们同时失去了社会和家庭的支持，而且还失去了任何道义上的援助。但如果我们不被自己的假设蒙蔽双眼，采取一种比较客观和综合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代秦香莲是怎样“炼”成的。

　　从事实的情况来看，我们这个社会依然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我们可以从现实与历史两个方面来探讨女性当前面临的现实处境，以及她们在婚姻中的尴尬地位。

　　从现实来说：女性，从女童开始，她们在家庭资源的占有上就处于弱势，如果一个家庭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经济能力却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那么那个被剥夺上学权利的孩子通常是女孩。因此，在一些贫困家庭，女孩被培养成长大后的“屋里人”，她们的生活由“当家的”屋外人来决定，她们的命运也就只能靠这个“当家的人”来决定。即使是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女孩子有上学的机会，但等她大学毕业后，拿着一大堆的证书却找不到工作，到处被“不要女生”的用人单位拒绝，那她也只能自主不自主地相信：“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找个老公做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屋里人”。这样，女性对自己的命运就失去了自主控制的筹码，当老公发生婚外恋，她究竟是要维护自己的尊严，还是仰人鼻息、委曲求全地活下去——这可真是个同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死亡”一样重要的问题。

　　其次，在性别社会化的过程中，人们对女孩子的期待是温柔、贤慧、内敛、不出风头、善解人意、小鸟依人、遵从男性的权威、注意给男人面子……等等。父母是按这样的标准来培养女儿的，社会是按这样的尺度来赞扬女孩的，男人是按这样的规格来挑选配偶的。女人也就在把自己培养成好女儿、好妻子、好女人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纳了这一套价值体系。这样，婚姻中的女人如果有一些晋升、发展的机会与丈夫的发展冲突时，她们也往往放弃自己的发展而成全丈夫的发展——社会要求她不出风头、注意给男人面子，她怎能冒天下之大不讳一定要“强出头”呢，太强的女人也同样是容易遭到男人遗弃的；何况，中国自古有“夫荣妻贵”的传统，丈夫成器了岂不是与自己成器一样吗？女人就在这样的陷阱中成就了男人。但自古男人功成名就后带给女人的往往不只是“凤冠霞帔”，也顺带包括妻妾成群，而今天的男人则甚至把“凤冠霞帔”也披在别的女人身上。此时，那个为了成就男人而付出了多年艰辛的“糟糠之妻”，如何在牺牲自己的青春和前程之后避免成为一个象影视剧里描写的那种有问题的女主人，的确需要面临极大的挑战。

　　第三，家庭是女人的精神城堡——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认为女人比男人更看重爱，更看重家庭。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女人的舞台既然被限定在家庭，她的价值就只好由家庭来确认，就如男人的舞台既然被指定在社会，他的价值就要按社会的价值标准来确认。我们前文已经阐述，由于传统的社会性别的诸多因素，女人在受教育方面占有更少的资源，而在同等条件下在就业方面却遇到比男人更多的阻碍，致使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不十分可靠的，那她就只好把目光转向家庭，让家庭为自己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依靠。其一，她需要丈夫在物质上为家庭（不只是女人自己）提供生存的基础，其二，她需要丈夫的肯定在精神上确定自己做为人的价值。因此，在这一点上，的确印证了《中国式离婚》的观点，婚姻中的女人的确比男人更脆弱甚至神经质，她们永远关心男人是否爱自己，就如男人永远关心自己是否会失业。

　　第四，女强人是尴尬的。女人即使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立足于社会，在社会上取得一个可靠的地位，但她在家庭的价值与在社会的价值不是按同一个标准来衡量的——女人如果要立足于社会，就要象毛泽东说的那样，“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也能办到”，她得象男人一样能干；但如果女人要立足于家庭，她又得遵从男人的权威、注意给男人面子，那她又应该表现出比男人无能。这是女人生存处境的悖论。所以，无论女人多么努力，她都不能象男人那样获得人生的和谐。通常，如果男人事业有成，他在家庭里就可以被确定为一个能干的丈夫；但女人不是这样，女人的世界是分裂的，如果她有能力，就必定要挑战男人的权威，但如果她没有能力，又被指责为不自强自立。如果她努力使自己既是精明能干又是温柔贤慧的，一方面她要兼顾家庭与事业，肩负比男人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却仍免不了要在事业与家庭发生冲突的时候左右为难。并且，如果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认为与自己一样事业有成的妻子不够有女人味，他仍然可能找一个小鸟依人的女孩子慰藉自己男人的权威。这时，再强的女人也会产生自我认同的怀疑——眼看着自己咬紧牙关、事业家庭一肩挑的努力只换来了家庭的破碎，很难说她能确定自己是一个成功的女人。

　　第五，女人遭受了“永恒之爱”的愚弄。“永恒之爱”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但它未必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现实的生活。在婚姻制度中，古时候有休妻制，现在有离婚制，休妻是男性单方面享有离婚的权利，当然这是男尊女卑的一项不平等制度，不过我们现在不讨论制度本身的问题。我只是想说：离婚制的设置本身就是对“永恒之爱”的一种否定。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爱是可能破碎死亡的，而不一定是永恒不变的。“永恒之爱”其实与“路不拾遗”、“诚信友善”一样，我们可以把它当成理想，但我们出门的时候却决不能忘记锁门。

　　可悲的是，我们的确从不忘记锁门，我们对于陌生人的道德要求，向来是不怎么苛刻的；但对于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丈夫或妻子，情形则不一样——他（她）如果不能永远地爱我，我们何以寻找自己心灵的归依和精神的家园，世间一切可是真切地成了靠不住的过眼云烟。这种精神上的虚空与流离是人类普遍难以接受的处境，因此，作家作为人类的代言人，他首先站出来为人们构建“永恒之爱”的神话，在文学作品中去实现崇高的婚姻理想，甚至也包含着人生的理想。所以，当当前的婚姻发生重大变迁，婚外恋遍地泛滥，“永恒之爱”被颠覆的时候，文人首先感到了家园的流离，他们首先不能接受伊甸园的幻灭，因此，他们一定要为“永恒之爱”的幻灭寻找一个责任人，为其寻找一条救赎的途径。于是他们一开始认为是“陈世美”错了，但当他们发现这剂药方不灵的时候，他们又转过来找“秦香莲”的茬，认为是“秦香莲”错了。而对于秦香莲来说，婚姻本身就是她们的一个重要理想，她们由于看重爱，自然更看重崇高的爱，所以当作家说陈世美错了的时候，秦香莲自然义愤填膺，而当作家说秦香莲错了的时候，秦香莲也似乎找不出什么反驳的证据，于是，她们在作家、媒体和公众的众口一词中，也开始相信守不住婚姻好象真的是自己的错。

　　如果我们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1949年解放以后，妇女的地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在社会地位上，毛主席告诉我们：“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一样能办到。”这种以男性标准来要求妇女的准则虽然有失偏颇，但妇女地位到底还是因为这样的革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其次，在就业上，解放以后，中国实行全民就业制，我们不探讨这种制度在经济上的成败，但在男女平等方面，至少女人与男人一样上班，挣工资，这为她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奠定了经济上的基础。其三，在婚姻制度上，解放后废除了多妻制，实行一夫一妻制，加上在解放后到改革前这一段时间，人们的生活模式和思想观念都非常单一，没有类似于养情人，包二奶这样多元化的婚姻形式冲击中国的家庭，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可以说处于前所未有的稳固状态。

　　但自改革开放以后，企业需要提高效益、精减员工，妇女就被某些改革者归属为家庭成员，认为家庭既然既需要有人挣钱，又需要有人管理家务，那么按照传统的性别分工，让女人回家管理家务，既可以提高企业效益，对于家庭分工似乎又更加合理——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姑且不讨论女人的个人发展怎样在这样的变革中被牺牲掉了，我们仅从生存这一最基本的要求来说，在社会看来，女人是家庭的一个成员，她既使回家，但只要她的配偶的工作和收入有保障，女人的生活就依然是有保障的（虽然，我们前面提到，这项“女人回家”的提议没有被落实为政策，但目前的就业机制明显地不利于女性却事实上造成了不少“女人回家”的现实）。但被赶回家中的女人，家庭却并未为她们的生存提供终生的保障。当男人有了钱，突然感到妻子过时了，他们想要找一位“与时俱进”的红颜知己与自己共享人生的胜利果实或再创佳绩时，那个留守在家庭中的女人就只好被逐出家门，让她自己去承担自己的命运。不仅如此，由于我们的时代提倡“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四自精神，女人被赶出家门还有言之凿凿的理由——谁让她不自强自立呢？

　　从以上的现实来看，当代女性，生活在一种自相矛盾的处境之中。作为新时代的女性，时代在一张“男女平等”的空头支票的旗帜下要求她们自立自强，鼓励她们要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但社会却依然是一个男女尚不平等的社会，首先在政策层面没有为她们的受教育、就业和参政等提供足够的支持，其次是社会文化依然鼓励她们做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小女人（高知女性时常找不到对象就是一个例证）。在这种处境中，女性想要尽力去适应这个时代是困难的，她们不知道怎么做才是既符合社会要求的自强自立，又符合男人要求的贤妻良母的。而在另一个方面，社会或某些企业家可能出于经济效益方面的考虑把女人推给家庭，因为家庭是中国公民享有的最原始的社会救助系统，但家庭又可能因为男人要寻找新的幸福把她推给社会，因为社会已经要求女人要自强自立。由于处在这样的社会背境下，致使一部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妇女在改革的进程中被社会和家庭同时淘汰，她们在两个阵营的相互推诿中一脚踩空，真正成为“不管部“的居民。

　　我在研究会的咨询工作中，有一个当事人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她以前是个工人，因为单位效益不好，几年前下岗了，后来靠丈夫的工资度日，一直在家中当家庭主妇，现在五十多岁了，却因丈夫在单位接触的人比较多，后来有了情人，要与她离婚，她被赶出家门，没有住处，也没有生活来源，她找到我们机构哭诉，说：“现在这世道比旧社会还可怕，在旧社会，就算是男人纳妾，也还不至于让大老婆无家可归。”——这是非常惨痛的哭诉，在今天，虽然总体上妇女的地位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由于在改革的过程中女性被从家庭的保护中放遂了出来，而社会一方面在就业上没有为她们提供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尚未建立起新的救助系统为她们提供帮助，使得一部分在竞争中被淘汰的妇女所面临的问题比过去更为复杂而且尖锐。

　　因此，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就使得那些在社会上难以找到坚实的立足之地的女人有了强烈的危机感。她们本能地想紧紧抓住那个与她生活在一起的男人，把这个男人当作自己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于是，她们先是把男人抓在手中，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凡事预防为先，避免男人出轨，一旦发现男人略有风吹草动，就开始查短信，查电话记录，以至跟踪男人，看他们有没有与别的女人鬼混……总之，她们患得患失，把自己一步步逼向崩溃的边缘。等到男人果然失心而去，她们又相信了作家们的忠告，相信爱情本应永恒不变，只因自己犯了错，才导致了婚姻的失守。于是，她们又开始忏悔，想要挽回自己的婚姻。这样，当代秦香莲就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在一种自相矛盾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中，被一步一步地“炼”了出来，成为社会、家庭和文化的一代牺牲品，并且还要为自己的受难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其实，包二奶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鲜事，在解放以前的数千年中，中国的男人只要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历史以来就妻妾成群，我们一定要去假设女人没有得到男人忠贞的爱是因为她自己不够优秀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能相信，数千年来那么多的女人都是不够优秀或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要对人性做一个透彻的解析，但这不是本文所能涉及的内容，这个问题其实正应该留给文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去解释）。我们一定要切记：我们无论是写书、做学问、还是对待生活，把“永恒之爱”这样的理想等同于现实，并且还要为这样的理想的没能实现一定要找一个责任人，为一些无辜的当事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是错误的。社会需要在体制上为女性走向社会、摆脱对家庭的依赖提供支持，而不能单方面地要求她们自强自立，更不能要求她们在遭受社会的边缘化和家庭的遗弃之后，还要为丈夫的背叛负责——这是对弱者的欺凌，而不是一个公正有良知的社会所应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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